主题：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哲学讨论会

时间：2014年5月17日下午

地点：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1103会议室

主办单位：《文化纵横》杂志社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主持人 高超群（《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在炎热的下午，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非常感谢，我先介绍一下到会的嘉宾：

    于向东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文本就是他和施展提供的；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杨晖；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

    北大历史系牛可；

    清华人文学院陈琪；

    清华国际关系学院孙学峰；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徐弃郁；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袁正清；

    《外交评论》编辑部陈志瑞；

    《当代亚太》编辑部高程；

    《人民日报》评论部曹鹏程；

    《人民日报》评论部白龙；

《文化纵横》杂志社长、主编杨平；

《文化纵横》杂志执行副主编余盛峰。

先请施展简单介绍一下会议背景。

施展：非常感谢大家在炎热的下午来到这里参加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和《文化纵横》杂志社合作主办的会议，我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在2013年下半年成立的，“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这个名字对应着另一个概念，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世界市场”——随着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人类秩序逐渐地从相互隔绝的地方性市场发展为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中国在最近这些年，经济上的崛起，使得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真正展开了。在这一展开过程当中，由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和规模，使得它对现有世界各种秩序产生深刻挑战，至于这些挑战是正面还是负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会被世界、被这个过程所反向地定义，这个因中国之经济崛起而可能被重构的世界秩序，也构成了中国内在转型的一个外部约束条件。这一整个过程的内在推动力，都是来源于世界市场的经济过程，但这个经济过程的政治意涵、伦理意涵究竟为何，则尚未被有效解读。假如我们不能对这些超越于单纯经济过程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则我们既无从真地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无从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形成一个有效的预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称之为“世界政治”。

    而我能够发起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与我近年一直在参与的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作有关。在北京、上海多个大学的大概十几位同仁，我们一起在做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坚持有五、六年了。这五、六年的系统研究到近期逐渐开始以一种相对成型的、系统化的方式做出一系列的呈现，其中于向东先生我们两个人做的外交哲学系列对谈就是它的呈现形式之一。于向东先生也是我们学术共同体里面的一个灵魂人物，那么我就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就留给于向东先生做主旨发言。

于向东：非常感谢《文化纵横》和外交学院举行这样一个活动，这个对话第一次让大家来讨论，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专家来参加，一起有机会来做交流。

按照超群给我的安排，我做一个非常简要的说明。这次外交哲学对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杨平和超群两个人的安排，最初是要参加一次座谈会希望我来讲。要再往前，还是杨平你们搞的一个青年培训班有关，让我去讲一次课，讲讲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外交一个简略的历史。这样就引发了一个持续的讨论，这个讨论开始还是非常的粗略，但是这个讨论确实跟我在做两个事情有关系，一个是刚才施展也提到的，09年开始世界观察研究院一直跟几个学术单位的青年学术人员做合作，我们组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叫“大观学术共同体”，这个研究团体从成立开始起就有一个目标，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一个新的知识的生产机制，对基于中国成长的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这个研究我们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上个月刚刚举行了它的第19次会议。第二个活动是我本人刚好有一个机会从09年下半年开始，受开行董事长的委托，参与领导开行的一个团队在非洲和美洲就开行在这两个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进行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这个活动持续到了去年年底，有4年时间。我们这个大观研究团队的很多青年研究人员也在这个过程中介入了，我们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的实践过程中，试图做超越性的，突破现有的对外贸易、对外金融政策的经济贸易架构，试图找到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全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吸收了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这样学科的学者们加入，跟开行具体的业务团队直接合作，进行这种设计和实践。

这两个活动作为背景，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外交和中国下一步面对世界发展的看法，这个看法就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作品。它有两个背景，一个学术研究背景，还有一个是实践背景。对谈是在超群组织和催促下完成的。

对谈内容大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49年新中囯外交形成的外交传统及其局限性的一个评述，这个评述是非常粗略的，我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做出更加细致的研究，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这个评论在之一和之二，特别是在之二中有一系列的概括性说明，这是一个内容。

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提出了一个世界主义外交的思想线索，在之三、之四、之五，特别是在之五中做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概括。在之四中也介绍了一个思想试验，就是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这个试验很大程度上同陈元先生的任务指导和责任委托有关。我带领团队在直接的方案设计和项目谈判、投资谈判当中产生很多感觉，在之四中有比较多的涉及。

在这个线索当中，我们主要提出了几个东西。

第一，我们认为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性秩序，具有稳定的深层的性质，象自然地球表层一样有它的客观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解读中国经济成长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把它最后概括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在这样一个结构下我们提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它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担当的一个特定的民族，它不是普通意义上或者民族主义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对民族主义的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中国正在面对现代化范式的转型，就是从近代化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型。近代化是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列强。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的现代化其实是个近代化的东西。它对应着的是个列强体系。这个体系到一战二战就渐渐开始退场了，这个体系有强烈现代早期特征，为了方便区别，谈话中叫做近代化。而现代化则主要指在二战之后的历史进程，很缓慢但逐渐显著起来，它逐步从绝对主权的对峙关系中解脱出来，在各种主体的相互联系中确认秩序的普遍性和扩展性。现代秩序不仅仅是固定的政治关系和法权结构，而且还首先是个能动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成长只能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运行中得到解释和理解。我们把这样观点之下的国家目标概括为现代化目标。我们叫做现代化范式转换。就是从近代目标模式转成现代化目标模式。(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