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对谈中提出的双螺旋结构，8字形结构。这是一个试图界定分析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当中地位的探索，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别开生面。听了刚才于向东老师讲的，知道这一套想法是有很多他的切实观察和研究做基础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参照一下世界体系理论中对“半边缘”的论说。对谈中对中国当今所处的在两个圈中的关联性位置的讨论，与世界体系关于“半边缘”的功能位置的描述很有相通之处。世界体系论者说，半边缘是那些联接中心和边缘，或者在竞争的核心国家之间，承担中介、调节（mediating）功能的结构性位置，它的特性是正在工业化过程中而尚未完成工业化，技术、产业、利润率水平都处于中间程度；此外，它对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稳定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一般被他们判断是处在半边缘的位置上。我早些年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爱好者，但这些年也没有跟踪这个研究，不知道他们现在用半边缘理论来看中国的结构位置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分析。我猜这里面肯定有供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资源。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对半边缘的看法中暗含着一种悲观态度，是说从边缘上升到半边缘比较容易，从半边缘再升进到核心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是many applied, few chosen。这里面有些东西和我对中国不专业的观察和看法也比较一致。

祁进玉：我记得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组织一批学人来探讨中国世界秩序的问题。西方海外中国研究的这些学者们也在关注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话题：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天下观，还有一种纳贡体系，通过这样一种天下观与纳贡体系，来协调、处理我们和周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大家来讨论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关系新思路，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非常及时，尤其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来讨论如上的议题，其现实与理论意义就十分重要。这个话题不单单是体制的问题，这里面也有知识生产本身的问题，在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层面，我们面临的不但是知识困境，还面临着一个现实操作当中不断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关于世界秩序和中国的外交哲学的这样一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于向东老师和施展进行对话的这个文章我看得很仓促，还是很令人振奋的。

因为这种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国际关系，它是跨学科的，包括有人类学的这种讨论。西方人类学者通常去研究非洲或者美洲，事实上是为了“反观”自身。我们中国当今强大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过程当中，有一种类似于土豪的情绪这种，这具体的表现，不但在非洲，在美国也体现了，我去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一年，很多当地人认为，加州的房价就被大陆人炒起来了。这是我们崛起之后怎么样与世界共处的问题。

前面有老师讲到，事实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共生互利”，只有共生互利才能在解决世界秩序的时候，包括经济、政治各方面达到协调和和谐。于向东老师前面讲到，在非洲有企业家想建非洲人民大学，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输出，是一种文化殖民的思想。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它的时间已经是不确定了，今天不能说是没有后殖民的这种场景，仍然还是存在，包括它时间的模糊性，地域的延展性，国外一些学者借题发挥，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家，在非洲的时候实际上暗含一种后殖民主义或殖民的心态。这个问题需要单独加以讨论。但是，今天探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我来说深受启发。

    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个和韩国、日本的学术交流项目，目前跟韩国搞了第五届东北亚民族文化国际论坛，今年在韩国的仁荷大学，我们是一对一的，2012年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做东北亚民族文化国际论坛，主打的就是所谓的东北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尤其是中、日、韩、俄罗斯、蒙古国，包括朝鲜等六个国家。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就是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因为温家宝也提出过“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然后日本、中国、韩国的总理，似乎达成一个口头上的协定，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美国恰好看到了东亚共同体对他潜在的威胁，所以，他疯狂瓦解，特别怕类似于地域共同体崛起之后对它的一个抗衡。我们知识分子，学者们至少可以先构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搭桥做一个类似于“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日本的学者怎么看中国？中国的学者怎么看日本和韩国？韩国学者怎么来看日本？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尹大奎教授曾到我们学校来讲座，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中国是大陆国家，韩国是半岛性国家，韩国有他们的长处，介于大陆与岛国二者之间的缓冲带。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怎么看是非常重要的，我跟于向东老师在休息的时候谈到，我说为什么不做世界秩序的一个大探讨，我们周边对于我们其实更重要，因为周边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非洲尽管获了很多利，但是这最后所有的努力会毁于一旦。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加强对于跨境民族与周边地区的研究，它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谢谢。

    主持人高超群：我向大家检讨主持的失败，会议拖了这么久，而且也没有给大家充分的讨论的时间。最后再请向东做一个简单回应。

于向东：我一个最简单的回应。首先是外交哲学这个叫法，既要批评超群，也要谢谢超群，超群用了外交哲学，他当初发文的时候栏目就是外交哲学，但是观念是有作用的，因为他说是外交哲学，从而在我后面的谈话中，我确确实实将整个谈话的重点是放在哲学，只不过它不是外交哲学，它是历史哲学，不存在什么外交哲学，它只是历史哲学。如果超群说就是谈外交问题，我可能就是大量谈跟外交实践直接有关系的事情，包括一些外交热点问题的讨论，肯定都会展开。所以又要批评你，又要谢谢你，使得我决定把这个谈话重点最后压在历史哲学这条线上。我们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处理各种知识的时候是在这样架构下处理，所以非常同意牛可说的外交哲学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外交哲学，外交就是一个行政事务而已，如果曾经有过更高水平的外交，那也只不过是贵族的技艺，不过如此。

我这个世界观察研究院在早期从事的恰好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从09年就停掉国际关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研究对于今天中国成长之后它所面临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历史进程当中面临的问题能够提供足够的知识，包括美国那些非常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都是不够的。我们曾经用几年时间，当然主要是在上海地区，找了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后来放弃了这个方向。后来是找政治学，法学家、历史学家，这个我先做一个说明。

第二，事实上我给大家坦白的说，讨论国际问题纯粹是因为讨论国内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刚才我记得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谈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我说正好相反，我认为中国只有在承认已有的世界秩序，并且理解了这个秩序的前提下，你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可欲的，对我们来讲也适宜的东西，但是前提是得理解它，了解它，我是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外交哲学的知识基础。

超群开这个会的时候就跟我讲，咱们找什么样的人，超群说找媒体的人，我确实在这个方面没有经验。我通常不开会，要开就开不超过8个人的会，因为时间不够，没法讨论。很多事情完全不能够展开来讨论，我们大观共同体的会都有人数控制，8个人，但是开会时间不少于两天，从早到晚，每个人发言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讨论下来，像这样多人参加的讨论对我是个考验，我是很久没有参加过这种会议了。希望以后有机会有深入的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超群：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在更专业的杂志上得到更多的呈现，至少可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杂志来推动这样的讨论会更深入，更专业，会在更专业、更科学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大家。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