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制造”的全球盛行，一个“反剪刀差”的时代已初露端倪。所谓“反剪刀差”，指的是制造品和资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不断拉大，但同过去经济旧秩序中的“剪刀差”现象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在不断下降，成本已经几乎压至最低，而原材料和资源价格却一路攀高，成为稀缺品。在这一情势下，“优质低价”的出口战略已无法满足中国发展；继续深化国内投资、扩大国内工业化的策略只会使边际效用递减，也不可持续。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资源短缺的问题。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和规模，现有的世界资源的开发供给模式已不能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资源的稀缺性会更为凸显，这种“反剪刀差”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答案必然在全球考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民族主义、本位主义开始的。这无可厚非，因为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以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为核心。事实上，民族主义也的确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之一。但是，当需要解决一个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就远远不够了。中国不能只做“为了中国的中国”，那样做到“世界工厂”就到头了。中国应该做“为了世界的中国”，成就了世界，也就成就了中国。换句话说，世界应该是中国的，但这并不是指中国要唯我独尊，如果没有全球视角，没有把整个地球当作发展舞台，没有去经营整个地球的计划和能力，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且，仅仅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也无法建立一个合理化的世界秩序。

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把“投资中国”的视野扩大为“投资世界”，把国内的共同富裕理念扩大到亚、非、拉地区，立足于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口的“共同富裕”，才有可行的基础。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经营世界的样板，当时，美国帮助了欧洲的重建，也复兴了自己，赢得了市场和盟友，扩展了它的权限。因此，中国要走出去，不仅要有大资本，更要有国家战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的全盘思考和宏观举措，也就是要有“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

化解资源困境，带动整个世界的大发展

2009年在中国政协的专题协商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中国拥有的大量外汇（资金过剩）、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人民币信用可以转化为新的途径，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投向他们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国家向中国企业“采购”产品和劳务，从而扩展新的外部需求。笔者认为这个思路值得尝试、也需要学界、企业界和政界更多的共同探讨，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

从历史看，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在崛起时也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来规划自己的资源、贸易和生产。早期的西、葡是以贸易为主，通过商品交换把世界联系起来。到了英国的时代，主要是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体系来构筑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的工业品在更深层次上改造了世界。战后美国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英国和美国为了汲取资源，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一些分散的、点状的现代城市、工厂或者港口。

一方面，从这些地方获得的资源已经足够它们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并不真正关心第三世界的发展。但对于体量庞大的中国而言，建立这样的现代据点，所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要像开发新疆、西藏那样在海外建设十个新疆和十个西藏，全面开发亚、非、拉。中国需要更深入地开发世界，更深入地实现全球化。而全球当下的WTO体系、金融体系或者说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大资本的世界扩张的。

要解决中国崛起所需要的资源问题，我们就需要更为深入和均等地开发整个世界，并带动整个世界的发展。所谓深入，是指中国要在亚、非、拉国家建立产业系统，帮助那些国家做全面的产业规划；是指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那些易获得、易开采、易运输的地方——这些资源一来已经被开发，二来中国人没有优势，应当寻找和开发那些基础条件不好，开发难度较大的地方。所谓均等，是指我们不可能仅仅用交换和贸易商的心态来解决发展问题，那是传统的殖民主义者的做派。其结果常常是在每个资源国利用政治强权造成一个垄断腐败的上层阶级、一个利益团伙，过去西方殖民者就这样做，现在我们有些企业也在这样做，所以，这样的国家即使资源很多，也是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而广大民众无法分享资源带来的利益，整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而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更深入地与这些国家合作，应该有生产商的心态，应该在开发资源的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均等的现代化。实际上，没有均等的发展，深入的开发也难以为继。因为，深入的开发必须要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来保证。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非洲、东南亚、中亚、南美，都可能是我们的“新大陆”，是我们可以去的“海的另一边”。但是，在不同的区域，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战略与策略。

在非洲，我们要做的是深入参与、深度融合。不但要带去资本，还必须带去资本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管理，带去愿意在当地扎根、愿意与当地人融合生活的中国人。在东南亚，我们可以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基础设施，雇佣当地人民，为当地经济创造发展机会，实现共同富裕。在中亚，我们则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组织”，结合中国政府对中亚各国的援助，建设新的“丝绸之路”。

以非洲为例，原来的白人殖民过程，只是把部分地方带入现代社会，但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现代管理的体系和方式。虽然原来殖民者给他们留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整个非洲还远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也没有自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能力。就像南非这样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里，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成为非洲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玩家、引领者？这样的机会，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有“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就是要用我们过去30年渗透发展乡村的方式，在非洲搞深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供电、自来水、基础教育等），并与它的矿业、农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把非洲老百姓的生活带入现代化。这样，就能把土地和资源都开发出来，让当地人也成为消费者。

深入参与、深度融入，指的不是从非洲简单地把资源运回来，这样的发展无法持续，而是要通过为当地真正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契机来实现稳定长久的资源保障。我们说“走出去”，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本走出去，二是人员走出去。两者缺一不可。人员走出去，意味着要去同当地人融合。西方在非洲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从未真正想要同非洲人融合在一起，他们实行的是隔离，用的是殖民主义那种有高下尊卑之分的态度，但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能够去融合、善于去融合的。必须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原则走出去，我们在非洲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要选择政治上稳定、经济上有发展潜力的重点国家。有步骤、有计划，先易后难。在非洲，政治稳定的国家一定是第一选择。从开发顺序来看，南非、西非、北非这样的先后顺序比较合理。

投资一个国家，必须投到底。要系统地建设，而不是只做些点状的项目。比如高速公路，不管它多赚钱，都不是长远的，也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应具备综合、系统地解决这个国家基本发展问题的能力，包括和它一起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我们可以把它建设成新西兰式的农业化国家，或是澳大利亚式的矿业国家，而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工业化又是产业互补的，可以长期互补、互为有利，我们在那里投资，就能从资源的买方变成生产方。这种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会比马歇尔计划更有长远性和持久性。这些方案的设计，必须建立在中国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单个的企业或者集团没有这样的能力；简单的贸易行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而目前，这种贸易商心态恰恰支配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

总之，要全方位地在拥有资源的国家搞建设。不能单纯依靠资本市场的收购，必须深入到更基础的开发领域。因为资本收购首先面临高溢价，其次还不一定能拿到控制权。而且，单纯资本的投入有可能会被乱花掉，或被某个利益集团贪污掉，最终只能扶植出来一个不稳固的、不接地气的阶层。应树立一个长远意识，就像做米饭要从种水稻开始，我们必须深入码头、工地、车间，帮助他们搞加工业，并把中国这30年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要知道，所有这些技能、精神是热衷和过度依靠金融业的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只有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能力。

致力于相互融合的全球化

中国的企业、企业家应当把自己的文明带到全世界，与当地的文化交融。历史上，英国、法国的殖民活动是以隔离当地人、或者灭绝本地人为手段开展的，白人与土著之间泾渭分明。而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却是另一种模式，西班牙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并没有隔离，而是相互通婚，出现了大量印欧混血人，在文化上也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宗教特征。西班牙人的这一模式，值得我们重视。英国、法国人虽然维持了种族、文化的纯洁，但实际上，它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更为严重持久，而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融合，其问题在于他们丧失了文化上的主导权。中国人所能做的应当处于这两者之间。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不追求种族的纯洁，但有很强大的包容性。

要战略性地投资全球，就不能只简单依靠经济一条腿走路。回顾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只有经济而没有政治与文化的输出。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在文化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我们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也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文化话语走向世界，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中国有着“软实力”的丰富遗产。中国人的文明理念是这个地球上最可持续、最有机的，这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也是21世纪全人类所需要的理念。作为前瞻者，我们要有信心去传播这套文化理念。

另外，关于世界的现代化，过去有两种理论，一是亚当·斯密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跟欧洲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自由主义，自然跟亚当·斯密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让少数人凭借竞争发展成功。但欧美人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0%～20%，是典型的少数人发展体系。自由竞争最终结果就是两极分化，最终就是垄断，不可能解决全世界七八十亿人口现代化问题。目前只有中国在同时运用这两种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它符合让多数人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够提供给亚非拉人民的现代化经验，并将是中国在今后30年、50年、100年提供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源。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让别人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解决。而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会同时带来整个世界的更为平等的发展，而不会引发抢夺资源的战争。因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中国人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掠夺、剥削的老路是走不通的。有人会怀疑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笔者觉得这完全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资本能力全球第一，中国的开发建设能力全球第一，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全球第一，缺的只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整体综合考虑基础上的全球眼光和经验。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强大明确的国家意志，在民间则是缺乏海外开拓的意识。现在中国的商人遍布全球，只是层次低了一些，只关注贸易和赚钱，没有宏观和长远的思维，也就形成不了合力。企业也是如此，很难形成对一个国家地区的配套设计的能力，难以长久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国家和大商人、企业的结合。依靠国家在政治、外交、文化上的整体推动，尤其是国家资本的强力投入，去解决一些商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基础设施、公共能力的培育等。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了，商人才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的发展问题与世界紧密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对于国际责任，我们要有更积极的态度。不仅要制止相关的人道灾难，还要能建立政治秩序。只有真正推动了亚非拉国家的持续发展，让他们赚大钱，中国赚小头，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而不只是贸易伙伴、生意伙伴，如此，才能与它们共同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实践，中国才能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才能有名正言顺的号召力，同时也符合国际道义的需要。中国的成功将是人口占多数的世界的成功。

           （作者单位：上海证大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