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雪崩效应，并不只是经济周期震荡那么简单。本刊在今年8月份组织了“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反思与前瞻”会议，本期所组织的讨论，则再次反映它已成为左右翼阵营理解全球格局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断层线。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五百年的周期性规律以及资本主义根本性危机的到来，右翼自由主义学者则继续将矛头指向各国政府愚蠢自大的经济决策。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刻的分析，比如认为金融危机源自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悖论结合，伴随福利国家建立的庞大保障体系，巨量规模的养老基金、住房基金必须通过金融市场的持续操作才能保值，金融新自由主义其实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伴生品。

这些分析表现出一系列的对立判断：无论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末日到来的征兆，还是新一轮产业革命诞生的阵痛；无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的标志，还是美国借势反弹与中国再次落后的警示。这些分析多半摇摆在宿命主义的悲观与盲目自大的乐观之间。左翼学者将金融危机视为中美霸主更迭的契机，右翼学者则认为美国惯于利用“创造性的毁灭”来自我升级。左翼学者批判美国依靠世界货币发行权垄断其霸权地位，右翼学者则同样没有追问，美国如何能够建立乃至长期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何以保持全球生产、贸易与投资领域的议程、标准和规则的主导权？左翼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军事霸权，右翼学者则坚持原教旨的市场至上主义。

左翼学者也经常将实业和工业发展作为判断中美易势的依据，王湘穗就犀利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在于实物生产的不足和金融产品的过剩，这与18世纪自由主义鼻祖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才是财富和价值的唯一来源）如出一辙。在进入信息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互联网革命、服务业全球化、智能新制造实际上已打破大规模生产、福特主义与大众消费的传统格局。对于危机的判断，已不能套用产业更替与经济结构的简单比较来评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时，就深刻指出其本质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贾晋京也在其文章中指出“特里芬悖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要求同时成为顺差国和逆差国——决定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因此，重要的不是某种生产结构的国际比较，而是全球演化所导致的深刻矛盾——全球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出现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自主运转的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已经远远超出民族国家的体系范畴，旧有的政治结构与地缘格局已难以容纳和支撑其有效运转，金融危机正是全球政治危机的预警信号。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考吴强为我们勾勒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新政治运动的图景。

张明对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趋势做出了专业判断，加速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再平衡，实际已不能简单依靠欧美、中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排位竞赛实现，而需要某种更为深刻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和安排。张平就指出，一种新的全球服务业革命正在广泛的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全球公司治理、宏观政策协调规则等领域出现。实业生产、虚拟制造、非贸服务、金融资本，这所有已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呈现为内在催化的结构。未来考验的不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更是概念创新能力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借助危机激发思考，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才是真正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