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冷战之后，围绕德国的走向有不同的争论，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德国是一个欧洲的德国，还是一个德国的欧洲，反观中国，中国是一个世界的中国，还是一个中国的世界？当然你会说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但这个世界之中国跟以前的地位不一样了。你的世界秩序是什么，你需要拿出一套有逻辑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出来，而且这种说服是能跟整个世界能分享的一种东西。这个对谈的价值启发我们很多，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的关系。上面说到的是一些疑问，没有答案。两位作者的作品给出了他们的思考，希望有更多的同仁能够参与进来，激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想象力。谢谢！

施展：我简单回应一下。刚才诸位都提到我们第二讲里面说的知识危机问题，袁正清老师说到，比如十九世纪可以用枪炮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但是到今天已经不行了。我想说，即便十九世纪也不是简单用枪炮来说，人类学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努尔人》，就是英国的殖民部门约请人类学家普理查德来南苏丹考察当地土著部落努尔人，考察报告形成了这部名著。为什么做这个考察？因为大英帝国需要知道，如何统治苏丹才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不是用枪炮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要理解秩序的构成，不论是今天还是当时，都同时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覆盖住当地，第二即使能够覆盖的住，如何理解这个力量，如何理解你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外交哲学对谈试图提出这个问题，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弃郁所说，中国究竟是与世界相对立的，还是中国应该是世界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回答，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定义与识别我们的国家利益，进而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经济资源会如何被投放、使用，国家战略会如何制定。要理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要理解究竟中国和世界之间现实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我们在这里面舒服不舒服，经贸循环是“8”字形还是什么别的形状，这些都放在一边，究竟它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个不弄清楚，别的都无从谈起。第二个，假设你能够摸出来这个现实状况的话，该如何理解这个现实状况？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于现实的意义的理解，此时触及到哲学层面的问题。

刚才陈琪说到哲学是一个先验性的、超越式的学科，但是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从一个抽象的观念构造出发的。向东也刚刚提到，他在开行有很多具体的实践，在非洲、拉美、法国，其中有不少我们这个松散的学术团队也都亲身参与进去了，参与进去对当地具体研究，甚至参与到开行在当地方案的具体设计。在这个完全实证性的研究、设计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微观层面大量的问题，用现有的理论或者说我们现在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理解的套路全都处理不了，所以我们会提到，此时涉及到一个知识的危机。假如切入到很具体问题的话，它光用国际关系这个理论完全处理不了。在非常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法学的知识、政治学的知识、经济学的知识、人类学的知识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必须的，而且这些知识全都是联动的。这种联动性还不是说把不同学科的人召集在一起就行了，而是说，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野，来重构我们旧有的、已经失效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图景——从整全角度和从微观角度——从而来重新发现问题。假如你只用其中的一个学科门类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反倒没有办法真正把握住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无法理解问题的存在，最后这个实践也就泡汤了。学科边界在这里不应成为约束我们思考的条件，相反，它本身也是要经受审视的。

我们今天这种学科的隔绝，以及高度的科学主义——我倒不是说在具体一个学科里面学者不够优秀——这一系列的东西，它会使得我们无论是从抽象的观念层面，还是从比较具体的实践层面上，要去理解这个世界以及去处理问题时，都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其中有些是因为硬知识的欠缺，有些则是因为既有知识“过硬”，导致了学科盲点，无法发现和理解真问题。

刚才也有很多人提到，向东我们两个的对谈里面有一系列的概念用得是成问题的，包括联盟理论，陈志瑞老师批评我不太懂，我的确没有读过联盟理论的东西，我只是看了一些二手的联盟理论方面的论文而已。但是我以此为例，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试图寻找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说联盟理论吧，这个理论要想用的比较有效，它有一些基本的前提，一、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问题，二、这得是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在中国的例子中，在49年之后，那会儿我们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我们是一个有国家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有政党的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讨论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其余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简单用联盟理论来处理的话，总是有些问题说不清楚的。

那怎么办？我们就试图去找到一些新的概念来表述，当然这个概念用起来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我们自己用着也不舒服，但是还没有找到更加舒服、更加有效可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这个也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因为假如你基于这个学科的隔绝，或者基于我们所说的知识危机的话，你用过去的概念来理解这个世界，此时会使得有些问题没有办法发现，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识别出来。

    最后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对谈，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对谈太理想主义了，中国未必那个样子。我倒不认为我们是理想主义的。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必须得世界主义化，中国必须得有一种普遍主义的转型，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国“应该”有普遍主义的转型，而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使得你的国家利益“必须”得依靠你有了普遍主义转型才有可能被识别出来，被提取出来。对此问题，在对话中我们多有阐发，去年我也曾给《文化纵横》写过一篇稿子《自我超越：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反之，如果仍然依照现在主打的特殊主义方案的话——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什么方案，只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反倒使我们的国家利益受损。于是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中国要转向普遍主义，不是基于什么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生存原则，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中国的命运。塞涅卡说，对于命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谢谢。

杨晖：感谢施展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会。就这个话题，跟施展私下聊过多次，因为是同事关系，彼此很熟，半真半假地聊一个分歧很大的话题，总是没有结果，我理解他的此次邀请是希望我能在正式场合有一个正式的回应。

我对他进行外交哲学的探索，持赞赏态度，而且对他持续不断的成果很是钦佩，每次看到他很得意扔过来一本又一本的《文化纵横》，指着上面自己的文章对我说：“好好学习。”是非常“羡慕、嫉妒和恨”。的确，作为在外交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任教的政治哲学科班毕业生，外交哲学是一个吸引人却又令人止步的研究领域，因为谈及某一学科的哲学问题不应该只是概念的叠加、现实的局部观察和问题解决的假想，外交哲学更应该关注的是视野和积累。就这一意义讲，外交哲学的探讨所提出的话题，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不是一个概念的提出。

首先说概念问题。这一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概念非常多，感觉许多政治学前沿、热门的概念都被使用进去了。以对谈的方式展开，规避了概念严谨带来的束缚，可结果就是使文章变成了一个概念目录。施展兄不停的提出概念，于先生则用历史和事实进行解释，对谈实际上成为施展兄学习提高的过程，这太令人嫉妒了，怎么就碰不上这样一位好老师为自己解惑。倒不是说对谈的方式不合适，以前曾在网络上看过一组《两个局外人对话》的文章，那是非常精彩的，娓娓道来，从常识中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古今中外分析：既有现代的政治操作，又有传统的帝王心术，既有宏观的社会革命动员，又有微观的个人心理分析，尽管有一些史实和论据上的禁区，但将来总会得到证实。

回到《外交哲学对谈》系列，哲学的对谈恐怕和历史的对谈是不一样的，对谈向外展示，共识是非常重要。历史的共识较为具体和明显，哲学的共识就不是那么明确和无争议。《外交哲学对谈》解决外交哲学的共识问题，是采用其他学科概念的引入，多个概念形成解释链，以起到形式上具有完备性的共识效果，但实质意义的外交含义就变得紊乱。(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