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讲，外交的原意是一种“双重折叠”的证书或这种证书的副本，证明君主特派使节的身份。古代汉语“外交”在战国时期的含义是指大夫、人臣私下与别国的交往，进入近代以来曾以“的普罗米西”指欧洲的外交。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首次使用“外交”一词指近现代意义的外交。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把近现代外交演进的轨迹勾勒为从“君主或宫廷外交”到“政府或官僚外交”到“国民外交”。在这种古今中西的复杂演化下，外交的含义经常被混用，可以列举的大概有以下5种：1、指对外政策；2、指谈判，解决问题的手段；3、过程或进程，涉外问题的斡旋；4、机构、部门、职业；5、一种抽象品质或能力，如说某人具有外交天赋和外交能力。在此意义上，现代的主要国家对外交的概念的定义也各有侧重：大体来说在英国，外交被视为一种业务或技术、能力和策略以及手段；在德国，认为外交是一种科学，是谈判的艺术和科学；在法国，外交则被限定在政府层面和正式的工作人员；在前苏联，外交仅视为是政府首脑才能行使的行为。

其次，在如此复杂的外交概念上，如果没有进行厘清，就在外交前面再冠以哲学的概念，使问题就进入了哲学领域，就会产生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一般的哲学常识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提供了这样的解答：哲学探索的两个重要事实: ( 1) 它是一种反思的或沉思的活动；( 2) 它没有自己明确指向的主题, 而是一种精神活动（如科学或史学）的方法或范式, 能够把任何领域、主题或经验类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里就是有一个谁之哲学，何种外交的问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外交哲学对谈》的第一篇题目是《反思中国外交哲学》，既然哲学就有反思、沉思的含义，再加一个反思是否妥当？另外谈及中国外交哲学，仅仅从1949年以后为考察对象，甚至是1949年后部分时段为考察对象，似乎不足以支撑中国外交哲学的内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诉求，在这里就有一个质询：中国外交哲学的主体是什么？是国家、政府、人民还是NGO？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外交思考很多，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循理”“和戎”等等如何成为思考和反思的知识性构成？

最后，谈谈所谓的外交哲学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理论一定要立足现实，一定不能脱离实际问题。这符不符合哲学的本质暂不说。从刚才两位作者介绍，他们之所以就中国外交哲学为题进行系列对谈，是因为某银行在非洲的项目。感觉进行中国外交哲学对谈是因为我们在非洲进行资本运作，需要一个说法。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非洲殖民时期流传的一段话：一百年前白人来到非洲手里拿着《圣经》，黑人手里拿着黄金，一百年后白人手里拿着黄金，黑人手里拿着圣经。这已经背离哲学的本质。研究中国外交哲学，不能只是概念和局部问题。就好像要一个家庭要个孩子，一般是有了孩子再起名字，当然先起名字，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本体必须清楚，不能只靠在一个刊物不停通过名字（概念）来证实孩子的存在。

当然对中国外交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外交哲学探索迈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支持和赞扬，今天我的发言只是谈质疑的部分，实在是出于对中国外交哲学的研究期望。希望对谈能继续，并且扩大内容和视野，从积累和多学科、多视角出发，走在中国外交哲学研究的路上。

    施展：刚才我的解释可能导致误解，不是说我们实践当中碰到问题了，然后反过来找理论，而是我们在此之前就一直做相关的一些思考；之后我们在开行这边有一个机缘巧合，把我们设想的东西找到一个实践的机会，于是进一步地有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

    陈琪：谈到对非洲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补课，补民族学的知识，补人类学的知识。当我们的利益还没有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对遥远地方不缺乏了解的兴趣，大约没什么关系。可是，现在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中国投资，有那么多的中国公民在非洲经商贸易，你跟那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和谐关系才行，这时就必须补课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学者创造了众多的关于非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知识，我们基本没有好好去借鉴。当然，问题的关键更可能在于，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我们能否在学习那些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世界知识。我认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哲学信念的人，去接触非洲的相同族群，去解决在当地投资的相同障碍，观察到的现实和解决的路数可能大为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哲学是先验的，而不是批评你所做的非洲观察缺乏经验的基础。

白龙：非常感谢《文化纵横》给的这个学习机会。五篇对话我都在杂志上分别读过，结集之后又读了一遍，觉得这里面一以贯之的线索还是挺清楚的。我并不觉得从“外交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妥，可能问题只是在于，能不能用这套外交哲学来贯穿那些经验和事实，也就是说，当大家从国际关系的学科角度对你们立论的概念也好，事实也好，提出批评的时候，这一套外交哲学是可以解释的，而不必下降到经验层次去应对。另外关于前面几位老师谈到两位的“理论野心”，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大不大，而是我们能不能如其所是地来理解和对待二位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对谈作为一个开放文本的话。

五篇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总体上是目光向外的，我主要是从一个或许被作者隐藏了的“目光向内”的视角，来看这一套外交哲学对内部秩序的塑造，及其关于历史的理解，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点是从秩序的角度讲。我本人是法学出身，对秩序问题有着天然的关心，不论是法权秩序还是世界秩序。然而，近年来以规范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法学几乎丧失了对更大秩序的思考力。去年底的时候我参加青年法学论坛，主办方交给我一个评议任务，评议的论文题目是《八二宪法与中国外交转型》，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写的。我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之前几乎没有看到中国的宪法学者关心过外交问题，后来我请教一个国际关系学界的朋友，他说在他们圈子里也几乎没有人关心过宪法问题。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宪法和外交都和秩序的构造有关，但这种关系在我们这儿看不出来。

这种“秩序被遮蔽”的情况，和东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典编撰很像。在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的前十年，也就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研究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试图从中重构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是如何治理的，结果发现，这套法典既不能对历史产生解释力，也没有实际发挥过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拜占庭秩序进行历史的解读，必须从法典之外寻找渊源。换句话说，秩序没有被法律所表述，造成了法学家对秩序的失语。

于向东和施展两位先生在做的，恰恰是通过外交哲学重新表述中国秩序。这不仅仅是一套中国外交秩序，而且是一套面向未来的、精神饱满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因为它将带给我们确定性。不仅是知识上的确定性，更是命运上的确定性，因为只有通过知识表述和秩序框定，政治才能获得规范的形态，从而获得确定性。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潮来讲，试图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知识秩序以确定性，这应该是第三波的努力。第一波努力来自经济学家，从八十年代开始，他们就试图用市场秩序来规训国家逻辑，这套努力大约在新世纪前十年，随着某一发展模式的固定而归于消亡；第二波努力来自法学家，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试图用依法治国、司法独立、宪法政治等话语规训政治秩序，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法治话语也基本失效了。通过外交哲学能不能确定并重构一套秩序？这是一种崭新而有力的知识路径。尤其是联系到2008年以来的政治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逐日加强，这种存在感哪怕是普通老百姓也能感觉到，那种油然而生但又不知从何而来的大国感、土豪感，都是秩序在变化的末梢反应。两位试图解释这种秩序的产生、变化和生发，我觉得卓有成效，并且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学术航道。

基于秩序的视角，我也提一个疑问，和两位商榷。这个疑问就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依赖者，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秩序的创造者？以二位对话中谈到的“全球贸易双循环”为例，中国可能恰巧是被焊接在两个时刻滚动的循环之间，并且窗口期可能很短，怎么看待？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个看法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和第一点评议有内在相关性。简单讲，我们是在“历史之前”，还是在“历史之后”的问题。荷马史诗里有一个情节，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作战，巨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奥德修斯说我叫“无名”。什么叫“无名”，就是历史之前的无形态、无概念。我们无法用大致确定的语言来描述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就像今天我们的处境一样。所以后来柏拉图通过灵魂秩序和城邦秩序的再造，把荷马史诗给排除和规训了，历史获得了它的城邦形态。这是历史之前。什么是历史之后呢？斯宾格勒也讲的很清楚，他说像民族、国家、外交、战争这些东西构成了历史，每个人都是这种战斗戏剧的一个成员，也才能成为“历史之人”。但在历史完全展开之后，文明获得了他的确定的形式，耗尽了它最后的潜力之后，我们就变成“无史之人”了，民族的命运对他而言无关紧要。欧洲人尤其是北欧人有点“后史之人”的意思，民族和国家间的缠斗结束了，命运的大戏落幕了。这是历史之后。

二位的对话给人一种正能量的印象，也就是我们在历史之前，至少在历史之中，我们还在塑造历史，迎接并创造一套世界秩序，但是我隐约觉得，我们或许已经在历史之后了，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以后罗马时代埃及人为代表的费拉民族。换个形象点的说法，我们是在迎接新的地壳运动，塑造新的冰川，还是冰川已经在消融？这将决定我们是出海还是靠岸，是努力适应和构造秩序，还是直面无秩序的碎片。

秩序和历史是相互构造的，有秩序则有历史，无秩序则无历史、或者在历史的过渡之中。同时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也是相互定义，而且主要由国际秩序定义。如果我们不从二战秩序、冷战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理解，我们就不能完整地理解49年建政、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上合组织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在国内的实践中，看不到历史秩序的构建，相反的趋势倒是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获得饱满的世界历史精神，又怎么展开自己的历史？

　　更加重要的是，不论秩序还是历史，都需要寻找自己的担纲者。民族的精神要“道成肉身”，附着在政治阶层这一特定的肉身之上。正如高超群主编在序言里面所说的，世界未来的图景尚不确定，而中国的未来也依然有赖于一个裁决者。如果说对二位的系列对话有什么期许的话，那就是希望能促进更多的人去思考我们秩序和历史的未来，并且努力成为自己的裁决者。

王力昆：我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发言。我准备从实践的角度来谈一点，本来是五篇文章我都看，整体我还是比较赞同这方面思想，重点读了之四，关于全球贸易的双路线结构，关于中国外交哲学需要不需要，我从实践的角度感觉非常需要外交哲学。因为我是国际关系硕士毕业以后就进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工作了7年，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叫外事委员会？这就一语道破了我们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你做的不是外交，而是外事。周恩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对外交部的同志说，外事无小事，所以说大家都在办事，而没有一种外交的思路。

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将近40人的工作人员里面，真正学国际关系的是我一个，两个学国际法，一个是外交学院毕业，一个是北大毕业的，只有这三个人在这样一种体系内运作。他们当初怀揣各种各样美好的心情，希望为中国外交事业做一份贡献，但是实际过程当中你慢慢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中国的外交，不是说中国的外交出了问题，其实中国外交从毛时代是比较理想化，理想主义，确实有他自己的外交战略。到了邓时代，他是比较偏重于实用主义，也算是有他的一种外交的思想和理论。但邓之后，就所有的这些，只有最高领导人有了他的思想贯彻下来我们才能具体去做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外交哲学我们需要去讨论，用怎样的一种形式能使政府跟学界的一种沟通？为什么外交领域，政府和学界沟通非常少？在经济领域，发改委、商务部他们经常能跟学校的经济学系、金融学系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研讨会，他们会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而学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外事委员会都是自己在开这种会，也会邀请一些学者去参与，但是在具体情况下他还只是以他的角度和他的理念去做这种事情，很少产生碰撞，就是旋转门的问题。

接下来关于双循环结构谈一点个人的体会，我觉得双循环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描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一种状况，但是这种状况当中，双循环结构当时是一种直接秩序，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平等，但是我感觉这个双循环结构仅仅是一个过程。咱们是在外围偏向中心更近了一点，我们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跟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资本的交流，跟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国家去搞原材料贸易。中国现在这样一种体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就是邓以后采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以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战略。归结到理论层面，我们现在一种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利用我们自己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来生产和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现在到了21世纪以后，我们出口结构发生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渐上升，但实际上仍然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尴尬局面。因为我现在跟成思危副委员长，他主要是搞经济的，调研了很多中国现在目前南方、广东、浙江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以后我们能否在双循环结构当中更进一步达到这种中心或者说从中心更高的层次，就是说能超越日本这样一种状况，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挑战，就像说的创新，国内挑战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总在说要带动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那怎么样去带动？我们确实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各省市的领导做起来非常头疼，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地市级的领导所有导向就是以经济为导向，他们就是职业经理人，落实中央的各项经济政策。我们对外依赖过高，而忽略了自身的一种建设，我们只是想着怎么样能接到国外订单，而我们自己如何提高自身的技术和人员的素质培训，我们忽视了这些因素。这方面加剧了我们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在广东、浙江这些地区，它现在的资源压力非常大，浙江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无水供质，以资源转型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一阵风似的，到底能有多少效果，我们也看不出来，不得而知这种情况。

关于双循环结构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取决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但是创新能力如何去做？我比较赞同分布式结构，但是在中国难搞。现在提的互联网金融，其实是金融领域的一种创新，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鼓吹之后，到了目前为止是所有地方都在利益集团，就是极力的打压这个东西。第二是中国与非洲、拉美地区在第二个循环创造出勃勃生机的区域经济，我觉得这个有文章可做，刚才向东老师说中国投资非洲建高铁，建研发中心是否是一种尝试？你帮助他工业化，其实关键还得靠他自己，我们现在跟非洲国家或者拉美国家，我们属于同质化比较严重的一种阶段，我们现在属于竞争主体，但是一旦你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或者你自己的能力达到跟欧美持平的话，你会把一些更下游的转移到他这边，其实还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继续循环的一种过程。

杨平：作为主办方之一，首先感谢向东和施展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稿件，而且我们一直有非常深度的合作，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了今天这样的成果。第二是感谢今天各位国际关系学界和其他各界的朋友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深化这个命题。

前天我在北京大学陪基金会和杂志的理事单位，一个到非洲去的企业家，他在非洲约翰内斯堡，包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一个新的城市，那里面有各种想象，当代中国资本所能想象的场景他都差不多能给你描绘出来，其中一个主题是办一个大学，想跟北京大学合作，在非洲办非洲人民大学，你能看到当代最活跃的、最有冲劲的资本在世界上跑，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的这种活力。我发现我们官方体制的力量，那种内敛、内向，受到各种束缚，他们的精力主要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观看外部世界和走出去。我在那个场合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强力资本向外输出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力量、意识形态力量，我们的政权力量，我们的外交力量，还有我们背后跟着的一套说法是如此的滞后，而且基本上没有这种冲动。

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其实可能是体制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知识生产或者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确实有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中国人足够聪明，打两个败仗就能打胜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走出去，不会弄，慢慢就会搞了，无非就是有一套东西来配合。现在就感觉配合的东西非常不足，这不仅仅是编织一套花言巧语，一定是实践和知识共同跟进的过程，而且必须是知行合一的。

    我认为向东他们做这个题目确实走在了中国知识界的前面，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很早就具备了这样的意识，意识到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和世界相互塑造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过程中，一个新民族的主体性，或者一个新世界性民族的塑造过程会产生，它试图通过一系列实践知识经验的搜集，通过历史的回顾，产生一种所谓外交哲学的指导思想，或者新的外交世界观的这样一个生成和努力过程，我视它为这样一个学术自觉。这是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能不能实现，可以再说，但是有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有一批人，尤其是80后这一代应该有改变世界的冲动。

余盛峰：于老师和施展的对话以前都读过，这两天又认真读了一遍。这个文本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它提供了一个范式转化的外交知识，它是试图从以前对“第二个世界”的认识转变到对“第三个世界”的认识，希望用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范式转换的意义，一方面是要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解释以前所解释不了的现象。我觉得在这个文本里面，已经部分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文本，我认为它主要是谈两个问题，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第三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只有在这个解决问题之后，才能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在“第三个世界”当中，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它必须和应当做什么？这个文本核心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