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知名学者王赓武指出，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华人大批地从中国大陆到遥远的外地寻觅工作，这现象日见显著(潘翎1998：10)。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散居全球各地的华人有千千万万；而他们自身不仅凝聚成各个形态、特色不同的华人社群，有很多更是对所居住地产生巨大的影响。[1]或许因这缘故，近几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 / Overseas Chinese)产生研究兴趣，并且透过多方面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日趋成熟，更成了有用的研究工具，推进了学者研究「海外华人」的深度。

翻开各种论述「海外华人」的著作，我们一方面留意到有很多国家地区的华人受到关注，例如东南亚各国或美加地点就是了。但另方面，笔者也发现，至少有一个地区的华人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偏于一隅的「蒙古国」(Mongolia)了！笔者留意到，描述蒙古华人的文章数据十分稀少，专论著作就更不用说了。本文的撰写，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而作的尝试。

自90年代开始，蒙古国进入历史新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对内则以建立民主宪政及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很多外国力量和群体都得以进入这块地土上，包括了笔者所属的宗教团体「香港浸信会联会」(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就是这样，我们便于1992年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产生接触，直到今天。笔者也曾于2001年中到过他们中间，体验良多。

本文研究的进路，首先是对乌兰巴托华人群体作一个初阶的民族志描述(preliminary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让我们对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第二步则是尝试从文化角度，尤其是透过「本土化」(localiz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及「身份认同」(Identity)等层面作出初步反思，盼望得到一些思想启迪，以加深掌握这华人群体在未来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变化及种种的可能性。

至于本文的资料搜集方面，基本上是源自以下的七个范畴：

笔者于2004年10月21日成功录音访问了两位经常前往及探访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基督教浸信会牧者，他们分别是T牧师及L牧师。

通过笔者的朋友，现今住在乌兰巴托的C姊妹，她在2004年11月19日成功录音访问了「旅蒙华侨协会」P先生，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K女士(即P先生之太太)，其后她把录音带寄给笔者整理。

C姊妹寄给笔者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数据。

互联网上的资料。

中文大学图书馆书籍及参考数据。

其它参考书籍。

笔者于2001年中在蒙古乌兰巴托的探访经验和印象。

除了谈及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外，笔者也想在这里多补充两个要点，以便大家阅读本文时有更清晰的了解。其一是关于「华人」与「华侨」这两个用词。除非在内文中有特别的解释，本文基本上把它们交换使用，彼此分别不大；其内涵是共通的，而且并非作严格定义，而是采用一个较宽松及普遍的理解。它主要是指居住在蒙古国有华人血统的一群人，他们绝大部份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假若有些人非来自中国大陆，例如是来自香港、台湾或日本等，把他们涵盖在这定义内也无不可。

其二则是关于「文化」的理解。整篇论文背后的「文化」理念，是本于一种最基本的观念：「文化」是指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人，从学习中得来的那些一套套的思想与行为(Lavenda & Schultz 2003：14)。[2]换言之，文化是人在社群中，经过互动而学习得来的一套生活方式，而且，一直传承下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经过多年的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其一般的思想与行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凭什么现象去知道等等。当然，这样的概念并不排除文化有变迁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大家继续阅读本文时，就必发现这社群其中蕴藏着种种的变化。

一、蒙古国简史及近况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中国的北疆，并且与著名历史人物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紧紧相连。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上八十一个不同的部落，并且以其盖世武力建立了蒙古大帝国。13及14世纪时，是这帝国最辉煌的时代，其版图横跨欧亚洲，统管着很多地方，成为地上最强大的国家。14世纪末期，蒙古帝国逐渐衰落，惟仍然维系着部落间的联盟关系。1691年完全受制于清朝王权，从此被纳入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内。

1921年，当中国政局混乱之际，蒙古民族进行人民革命，宣布独立。并随于1924年正式宣称自己为「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自此她不仅成为前苏联的附庸国，更是一个十分封闭、经济停滞的国家。到了50年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承认她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身份，但两国的关系自60年代起却是乍暖还寒，直至1989年才正式解冻，并且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的阶段。

90年代开始，前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蒙古趁势摆脱前苏联的掌控，寻求国家真正的自由独立，并且决心推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 政治上标榜人民的自由选举权，新宪法容许人民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以走向民主宪政之路。至于在经济上则尝试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容许产业私有化，对外采取贸易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 (Tumurdash 2001 : 14-15, Ganbold 2000 : 39-50)。从这时开始，蒙古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宗教及文化等领域，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国位于亚洲北部非常寒冷的地带，面积1565平方公里，人口约240万，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她的首都是乌兰巴托(Ulaanbaatar)，聚居人数众多，约占32%，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是「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八成，另有哈萨克族及十多个其它少数民族。官方语言则是「喀尔喀蒙古语」。

自从于1992年通过新宪法后，蒙古即保障了宗教自由，容许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自己领土传播信仰。至于其本身文化传统所倚重的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亦在改革开放后日见兴旺。

当然，我们也可想象到，一个从前十分封闭与贫穷的国家，短瞬间向外开放，不单接受外国经济援助，且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也引来了不少社会及民生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其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通货膨胀又极为严重。至于街童、酗酒、家庭暴力、赌博及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一直是改革后叫蒙古政府感到十分困扰的事。除此以外，很多从事农牧业的居民，不断从乡间涌往城市(尤其是首都乌兰巴托)，形成了所谓「草原移民潮」(新华网 2004a.)，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人口在都市内迅速增长的现象，往往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

但无论怎样，由于蒙古国已下定决心，毅然采取「快速进展」(fast progress)政策，以求尽快脱离前苏联的约束和达致自身的独立(Kubota 2000 : 161)，其果效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社会及经济的物资已丰富多了；很多新科技、新的通讯设备及新的营商组织均陆续出现。这一切一切，都见证着当今蒙古社会所进行的巨大且颇见成效的变更(游伟业2004：183-185)。

二、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演变概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很多华人移居蒙古乌兰巴托发展和工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编辑委员会2002：320)。现今仍留在这里的，主要是1950至1960年代逃难到此的中国公民。在50及60年代的日子，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又进行「大跃进」，结果导致很大的饥荒，民不聊生。大批穷乡僻壤的中国人遂逃荒到蒙古寻求新生活，包括有山西省的华人(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