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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子:喜马拉雅的态度
时间:2013-08-30 来源:《文化纵横》2013年第四期 作者:本刊记者 陶子 被查看:

 

 

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自其立项以来,从其高昂的投资,到矶崎新为其设计的以“现代山水园林”为主题的庞大异形建筑,等等,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而喜玛拉雅中心的建造,历经近10年的周折,前后耗资约20多亿人民币,更是引起业界的各种猜测。如今,建成后的喜玛拉雅中心,矶崎新以“异型体”构筑的城市森林,已经成为喜玛拉雅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喜玛拉雅中心如树一样扎根在上海浦东。

 

20136月,随着展馆面积达5000多平米、展厅内最高高度达15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如约开馆,喜玛拉雅中心主要业态已基本完成。建成后的喜玛拉雅中心,包含着卓美亚艺术酒店、喜玛拉雅美术馆、大观舞台、喜玛拉雅108铺等不同业态。喜玛拉雅中心不仅有着如此混合的业态,不同业态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步入卓美亚酒店的大堂,进入的,是一个艺术画廊。各个时代的绘画藏品安静地陈列在大堂四周,古朴的徽式民间戏台立在大堂中央,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被化为一条环绕中庭的金色饰带,悬挂在大堂内壁四周;步入商业场所,又能见到无所不在的美术馆的印记:商业场所与美术馆是互通的,随处可见的是美术馆的介绍以及美术馆的展品。

 

但喜玛拉雅中心的落成与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开幕,并没有让围绕着喜玛拉雅中心的争议平息。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本人对中国传统书画的收藏,让人们联想的是这样一个美术馆,不过是一种新的投融资方式而已;而喜玛拉雅中心的混合模式,也有些让人怀疑这究竟只是为商业增添了文化、艺术的包装,还是真的在创造“商业、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新方式?

20136月,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开幕,让喜玛拉雅中心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幕的“意象”大展,进入这个庞大的“异形体”,看看这个从证大大拇指广场迁入喜玛拉雅的美术馆,改变了什么;我们还可以深入这个“异形体”各种混合杂糅的要素之中,探究这样的混合,究竟只是为商业增加文化的包装,还是真的可以用人文与艺术来滋润资本?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现象背后,又有着建造者什么样的态度?

 

 

喜玛拉雅美术馆的“美”

 

 

民营美术馆在当下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的走俏,各种类型、各种背景的民营美术馆纷纷出现。当然,在艺术品投资泡沫化的过程中,这一波民营美术馆建设的热情,自然也在其中经历着潮起潮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证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在2000年以来的民营美术馆建设潮流中,和北京金典集团的今日美术馆一起,作为由房地产商投入建设的美术馆的典型,已经在民营美术馆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随着喜玛拉雅中心的落成,上海证大不仅将原来位于证大大拇指广场的当代艺术中心,迁到了喜玛拉雅中心;而且,还把“当代艺术中心”改成了“美术馆”。这样一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幕的酒会上,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谈起他的一些经验。2005年,上海证大资助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建设。双年展期间,他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许江一起去看展览。看了许久,他问许江,为什么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动。同行的许江回答是,我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动。

 

或许通过这个简短的谈话,我们大致能明白戴志康如何思考当代艺术的问题。作为投资人的戴志康,通过将证大当代艺术中心改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他介入的,是这个美术馆的整体方向和最根本的理念。

 

这样一种理念,首先体现在“当代艺术中心”向“美术馆”的回归。用戴志康自己的话说:

当代艺术,按照当代西方的标准,不一定要“美”了,多丑都可以。当代艺术强调批判精神,要有批判性,这本来也不错,但到后来,越来越没有边界。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什么都是艺术,包罗万象。但什么都是就什么都不是。我还是想给当代艺术一个边界。这样一个边界,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就是美。

 

自然,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美”的标准是个问题。不过,戴志康本人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纠结。他选择了以“意象”这样明确带有中国审美趣味的元素,作为喜玛拉雅开幕大展的主题。

 

我不要用“当代艺术”的概念,还因为当代艺术本来是西方艺术发展史的概念,和我们原有的艺术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但在这种划分法之下,原来中国的就是传统,现在的就是当代。这等于彻底地丢失自我。

 

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审美的传统与感觉,即使那样的感受你不一定能清晰地用语言来表达。但不同民族的人看什么是美,是有自己的传统形成的标准。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历史的长期积淀。审美也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讲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不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本来就不是一个体系,在我们相对偏弱的情况下,融合是我们的自取灭亡。我们已经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中,不可能不接受外来的冲击。接受外来的冲击也是促使这个传统找回自身的活力。但不要着急接轨,而是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然后再发展、再提升。

 

因而,首先,做好一个美术馆,要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可能不那么清晰,但总是有的。美术馆要有自身的态度和立场。进而,我将喜玛拉雅开幕展的主题定为“意象”,就是想探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及价值观如何通过新的“意”与“象”互动关系介入多元媒介,呈现出新的面貌。

 

这是我的命题作文,交由策展人,我们互动了两三年才完成。

 

对于“意象”这样一个命题,策展人平杰是这样来形容的:展览以山水精神为主线,体现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建设。具体来说,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幕展在“意象”的主题之下,包含着神、理、境、气、韵五个单元。这五个单元的具体内容为:“神——传世经典”,展出的是宋元至近现代的山水画;“气——当代艺术的东方精神”,探讨山水精神如何扩张到当代艺术的多种媒介中;“境——都市园林”,展现的是如何用中国山水精神来营造当代建筑、构筑都市的山水园林;“韵——多媒体昆曲”,展现的是昆曲之美,“理——中国方”,则是以易经卦爻的符号代码解释宇宙万象。

 

这样一个展览的独特性,除去直接将传统山水画、传统思想方式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并且融入到一个展览中,让当代艺术与传统直接对话之外,在其展览中的一些部分——尤其是“气”与“境”的部分,的确呈现出当下艺术领域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比如说“气”的部分。在这里,中国的当代艺术惯于呈现的那种漫无目的的联想,或者是有着明确意图的政治波普,已经不见了踪影。虽然当代艺术要想真的呈现中国的山水精神,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我们在展览中置身于徐冰的“文字山水”、蔡小松的“中国赏石”、宋冬的“金木水火土”……等等作品之前,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艺术家们用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美术元素、不同的想象,在不同的方向上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以一种清新的方式带到我们眼前。联想到夏小万的立体山水画、陶冬冬的水乡系列等其他没有在这个展览中出现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方向,我们隐约看到当代艺术在审美趣味上,逐渐地向中国美学的方向接近。

 

更让人惊叹的是“境”。这组以“明日山水城”为核心的建筑艺术展,体现了中国的中青年建筑师已经在现代城市实践“高山流水”的美学境界。如果说过去我们只能以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等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现代造型的典范,在今天,在更多中国建筑师实施的作品以及设计作品的理念中,我们都能看到“高山流水”的气韵。比如严迅奇的上海证大九间堂别墅,秉承的是江南民居的传统意境;比如说马清运为江西自然科学博物馆所作的设计,陈伯冲为证大中非论坛设计的“中国山”以及马岩松为南京证大大拇指广场设计的“山水之城”……这些城市建筑,虽然都还只是高楼大厦的城市中的个案,但这些“山水城”的个案,还是让我们对城市未来有了一些新鲜的想象。

 

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意象”大展主办了名为“论当代艺术的价值观”的学术研讨会。策展人平杰在会议上说,如果说20年前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将中国传统符号化的呈现方式,20年后,这种呈现方式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其起步之初,所依赖的必然是欧美艺术节的体制,因而,也只能以欧美的标准为标准。那么,在20年后,尽管“传承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文明,并让她激发起新的热情活力,这是困难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深入探究这个古老传统、古老文化的内在肌理,并且探究这一文化如何在外来的刺激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以“意象”这样一个以中国美学概念组织的展览中,不管现在的作品在神、理、境、气、韵的具体体现上,是不是很贴切,也不管现在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完美体现策展的意图,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是行进在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生命力的方向上。

 

 

混合,是未来的方向

 

 

戴志康似乎从来不忌惮争议——喜玛拉雅的“美术馆”,以“美”的标准,将中国传统美学强行地置入当代艺术领域,有一点强势资本对于“艺术自由”挑衅的意味。事实上,对于戴志康来说,喜玛拉雅美术馆的“标准”问题,只是喜玛拉雅中心这个庞大复合体的一个侧面;喜玛拉雅美术馆与其他商业项目的“混合”模式,是更让人争议的。

 

对于人们所熟知的地产项目来说,喜玛拉雅这个集商业、酒店、餐饮于一体的模式,本来也可以如万达等商业地产一样,以彻底的、纯粹的商业化模式进行运转。而喜玛拉雅中心如此庞大的项目,却偏偏没有按照那种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运行,它不仅在外形上要强调其东方文化的属性(为此,不惜耗费巨资),而且,在功能上,除去商铺、酒店、电影院这些传统的商业项目之外,它不仅将美术馆、剧场等等带有公益色彩的文化艺术设施置于其中,还将这些艺术要素与商业要素混合在一起,将人文要素引入商业地产。

 

由此引发的争议,事实上反应的是人们对于资本涉足艺术、文化的不信任。面对上海证大描述的“打造地产项目的文化竞争力,用人文和艺术滋养商业”,人们可以想象的是以文化来促进商业发展,而对于以人文和艺术滋养商业的理想,则有着本质的不信任。

 

这也难怪。20世纪以来,伴随着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它所创建的艺术基金制度更具有垄断性。在这种艺术基金制度之下,商业与艺术更是截然分开(你可以选择用艺术来挣钱,但在这个体系中有个很清楚的定位,叫文化产业)。因此,很多企业家、资本家都是选择在商业成功了之后,通过捐款建设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追求与公益的理想。这样,商业与艺术都“干干净净”,也最不为人所诟病。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像喜玛拉雅中心这样的既要商业,又要艺术与人文,在一般人的理解来说,无非就是两种解释:一是投资者的个人喜好,一是虽然带有公益形式,但更看重的是长期的文化投资,因为美术馆可以起到一定的文化推广、普及作用,但美术馆也可以以收购艺术作品等方式,起到资产的保值增值作用。

 

应当说,在喜玛拉雅这里,这两种解释都有效;但喜玛拉雅的用心,却又有着在这两种解释之外的含义。

 

喜玛拉雅中心这种“混合体”的卓尔不群,是戴志康自己很刻意地打造出来的。刻意的“混合”模式并不是刻意地追求特殊,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样一种混合,才是未来的方向:

商业就是商业,艺术就是艺术,这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商业和艺术按照各自的方式运作。但喜玛拉雅就是个混合体。商业、艺术乃至生活,我就是要将它们都混合在一起。我认为这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而且是现在已经开始了的未来。

为什么说这是未来的方向?原来西方美术馆、博物馆以及这套制度,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在这时,资本有极大的剩余,有多得不得了的钱,就开始做文化做艺术,并且通过这套机制,建立一整套“美”的标准以及保存“美”的机制。但这个道路本身已经出问题。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资本家开始没钱了。我们通过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博物馆、美术馆的论坛,也发现像欧美国家的美术馆体制也在变化。

 

西方原来的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些新的体系?我把美术馆建在商业中心,就是在力图打造商业、艺术与生活的新关系。我有些强行地把生活方式中缺失的那部分补进去:你看要看,不看也要看。我是用商业资本的力量让生活走入艺术。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长久地看,文化是有利于商业、有利于资本的。但不是人们通常想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那种简单方式。文化有某种魔力,某种吸引力,有着对人气的集聚,对人心的挑逗。比如好莱坞电影原来是一般的文化,现在是一种带有引导性的文化与价值观。

 

更深一步,对戴志康来说,从喜玛拉雅中心商业与艺术的混合进入的思考,并不只是商业/艺术/生活的混合这么简单;他从建造喜玛拉雅中心进入的,是对工业化分工体系造成的当前城市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反思;而喜玛拉雅中心,也是他思考中的以“高山流水”命名的“微型城市”建设的一种实践方式。

 

为什么商业和艺术分开的方式到今天走不通了?探究这条道路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这种分裂是工业化以来的分工造成的。

 

工业化的发展会要求专业化,专业化就形成分工,什么都要分工。工业化分工,大规模生产,单位成本降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企业深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秘密,顺着这个思路发展,当然是可以挣大钱。但我不这么走。或者说我是走一半反一半。我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但我觉得这么机械地走下去没什么意思,也不符合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基本延续并且在追求着这样一种工业化、专业化的体系。逐渐地,这种分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构造。现在,在这种分工的要求下,连土地的“性质”都不一样。不一样性质的土地,有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使用年限。其实,建筑用地为什么一定要规划这里是工厂区那里是住宅区,这其中的道理是建立在工业化发展基础上的。在工业化的很长阶段,尤其是在其开始的阶段。工厂有烟囱、有噪音,这就必然要求工厂区和住宅区的分离。

 

分工的框框之所以在历史中形成,是为了过去的方便。可是现在,这么分开不仅不方便,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们的居住区是卧城,夜晚,办公区是空巢,人们来回往返这两个区之间,围绕着城市的不同功能转,增加了通勤的时间,尾气的污染等等。功能分区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带来了生态各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不改变呢?过去的方便不代表现在方便和将来方便。混合,是为了解决当下的新问题。

 

继续在这种工业化分工影响下功能分区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已经成为死结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低碳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庞大的后发国家,也根本不可能走美国城市那样的郊区化发展道路。

 

我对未来的判断,未来的发展一定不是这样的体系。为了环保低碳,就要试探用新的方式来做地产开发,要有“大社区”的概念,要更多强调综合、交叉。只要环保做的好,工作区和生活区当然可以在一起。

 

喜玛拉雅中心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方式,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点在挑战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的运作方式。矶崎新当时支持我,也是考虑到除了建筑本身的特点之外,还牵涉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像喜玛拉雅中心这样的建筑,除去建筑本身我们赋予的东方文化基调,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复合功能的建筑,还是对现代化功能分区的一种改造。喜玛拉雅现在只是将商业、艺术与生活复合在一起,将来的建筑,应该是更多功能的复合体,甚至建筑本身就是小规模的城市,包含工作、生活、文化的各种功能,也就我们所说的“微型城市”。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有些激进——因为它挑战了既有的物质基础。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政府也在为这个框架所困,他也意识到有问题,意识到自己被自己的规则捆死了。要想解决现有的问题,可能真的要在这个规则之外。我们现在就像搞特区。试试看,能不能成为一个样板,改变一些既定的模式。比如如果以“大社区”作为规划的概念,可以要求在一定土地上盖多少套房子,解决多少就业,等等。

 

从戴志康对于喜玛拉雅中心混合模式的描述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明白,在美术馆“意象”展览中的“明日山水城”,不只是一种美学上的、文化上的引导,而是在通过文化的方式,重新思考当前城市建设新方向。戴志康说,他们选择“高山流水”这样的概念描述理想中的城市建筑,一方面是接续着当年钱学森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设想,另一方面,也是接续着传统江南“小桥流水”的东方意象,打造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大景致、大意象。

 

喜玛拉雅中心的广告语说——喜玛拉雅是一种“高度”。这个高度,除去喜玛拉雅成为上海浦东的地标性建筑之外,恐怕还是建造者对于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戴志康:城市中的“新地主”

 

 

能够如此高瞻远瞩地从一个综合层面,挑战既有城市发展的逻辑,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出新的设计,在这种锐利的观察背后,有着戴志康所称为的“哲学”。戴志康说:我是商人,是资本家,但好的商人其实都应该是哲学家。

 

戴志康的哲学,首先强调的是实践本身的意义。他很清楚,虽然他所设想的整个方式,无论是艺术的标准问题,还是由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分工体系挑战带动的“大社区”理念,都带有对目前发展方式的极大挑战,但挑战者自身,首先要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玩家”,而且还得是个强者:

 

我首先还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玩家。没有这个前提,你就是批评家、理论家或者愤青,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谈。我还是充分理解资本主义,并且能够在其中竞争,其他才有可能。我很自信的是,我如果不玩这些,我的生意会比现在大10倍;我如果费点力,财富还可以扩充很多倍。一个商人做这么大的文化事业,是有极大的自信——我可以做个成功的商人。我只有5个亿的时候,我可以投20个亿,我相信能把钱挣回来,这是我的自信。虽然这样的自信不一定一帆风顺。但十年前我就有这个胆量。我们批评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但前提是在现有的市场经济面前不是个失败者。批评它要有足够的底气。

 

我的批评也是通过实践的。我是做房地产的,做艺术、文化是因为房地产涉及建筑。做建筑,我就要思考,我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推而广之,就从建筑的设计到社区的营造。我要做的不仅是人们住的房子,还是在做社区,做美的社区。我把我自己生活理想放进我的房地产项目中。

 

在深谙资本主义“玩法”的基础之上,戴志康又对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背后的思想方法有着深刻的怀疑:

 

目前,99%的房地产商人造的房子跟他自己是没关系的。他造的房子是卖给别人的。他们自己居住的恐怕都不是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就生活在我自己创造的社区中,我是以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要求来建造我的建筑、我的社区。其实,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就是推己及人。纯粹的市场经济,是西方思维式的,主就是主,客就是客,你不要对它有什么非分之想。而我的思想基础是我是主又是客。可以说是主客不分。

 

现在很多人是非常崇尚西方思想的一些宗旨。而我非常崇尚的是中国的一些思想。我有时候觉得我虽然是商人,但更像个“地主”。我说地主的意思是我是和土地有关系的。土地不是我的商品。我不是把土地生产为一个产品,然后把它卖出去,我是和这个土地有互动的。我像个乡绅地主,不像资本家,资本在全世界,但和自己的土地无关。

 

自诩为“地主”的戴志康,通过建立自身和土地的关系,为现实中“资本家”的身份,赋予了一定的理想和价值。

 

我是商人,是资本家,但我知道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资本本来是中性的,但资本有它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体系,如果不给资本套个罩子,让资本成为普世价值,那所有人都成为了资本的奴隶,价值观也就只剩下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未来的道路。社会主义是价值,要约束资本。我的喜玛拉雅中心原则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是一样的。如果只讲房子不讲文化不讲社区,就像只讲市场经济不讲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的强大力量下,要给资本套个罩子,恐怕需要的是资本家的觉醒。资本家毕竟是人,还会有觉醒。当然,资本家的觉醒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个前提是我们这个民族有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信心。会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的对资本主义野蛮一面的克服。还有一个,那就是在资本的战场上不那么紧张了,有一定宽松的条件。此外,政府可以有一些政策、法规的支持。文化靠政府直接的投入是很麻烦的。政府的能力是建硬件,但文化的内容还必须要让民营来做。

 

从上海证大大拇指的社区广场,到喜玛拉雅中心,再到建设中的南京大拇指广场的山水城,上海证大的房地产项目,贯穿着戴志康的思路,建设的是商业、生活与艺术混融的“大社区”生活。规划中的南京大拇指广场“山水城”,由著名建筑师马岩松设计,山水城不仅继续实践着商业区、生活区与艺术区混合,实践着在商业地产中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与绿色生态,而且在建筑造型上也是将传统的山水美学要素,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

 

“山水城”的设计,通向的是戴志康关于未来城市发展“高山流水”的理想。当然,他明确地知道,在目前的环境下,山水城还只能是小概率事件。上海证大在城市发展上的实践道路,挑战着既有的模式,必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从目前来看,社会更加恶。资本的体系和价值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能盯着大的趋势,做点心灵的特区,以及小范围的社区。只能跟着强势走。但倒过来看,社会越压抑越会挑逗人的反抗。像我们这样的人,感受到了资本的侵略,就会有人要挑战,有奋起反击的冲动。

 

还是要向未来看。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30年前的体制到现在的变化。这么巨大的变化,也变过来了。那就不能再变成另外的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变化的。

 

 

(责编: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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