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生：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

［文章导读］关于台湾的国族认同问题，很容易陷于意识形态之争，或者惯用后殖民主义等时髦话语进行包装。郑鸿生先生却用细腻的心灵体察，为我们描绘了三代台湾人跨越乙未割台、二战光复、国共内战与两岸对立的百年历史。不同时代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最终都在不同代际身上留下深深烙印。这不只是台湾海岛的悲情历史，也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化命运跌宕的缩影。这也不只是台湾人如何寻找归乡与和解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如何在历史洪流中保持文明的体面和尊严。

近来我有三本书在大陆出版，而我要谈的却是“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这个题目与三本书的书名看不出什么关连，所以得先解释一下。

《青春之歌》是2001年年底在台湾出版的，距今已有十多年了。它的副标题是“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是以1971年发生在台湾大学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为主轴的一群知识青年的故事，涵盖1968年到1973年我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段时间。谈的是196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理想与实践，也可说是战后新生代成长的故事。

《寻找大范男孩》则是在十年后的2012年再版的。谈的却是祖父、父亲、儿子三代人之间的故事，涵盖了乙未割台后台湾百年来的社会变化。在台湾版封面上的宣传文字这样写着：“祖父是清朝遗老，父亲是日本皇民，儿子又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铺陈百年来台湾男人讲不出口的心声。”可以说是以我个人的家族史，来呈现台湾的近代史，三代台湾人跨越了乙未割台、二战、光复，到国共内战与两岸对立的这百年时光。

《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比上一本书早两年（2010年）出版。我为了写作《寻找大范男孩》一书必须收集家族的历史材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我的高龄母亲，她记得很多事情。在材料收集完成后，我母亲，一位洋裁老师，她一生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我母亲在1930年代初，十五六岁之龄，还穿着唐装帮着看顾家里开的小杂货店的时候，发现了洋裁的天地，就此投入“洋装的裁缝”这行业，成为一个洋裁老师。直到1990年代她在77岁高龄才把经营的缝纫补习班结束，前后一甲子的时光，历经了台湾女性从老唐装到穿起洋装，从量身定做到购买成衣的各种时代变化。这本书除了描写母亲的洋裁生涯外，还试着去呈现背后的社会变迁，及这位女手工艺者如何度过台湾的百年离乱。

这三本书除了各自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呈现不同时代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轴线──不同时代的身份与认同问题，牵涉到三四代人之间的感情差异，例如，相对于让我这代人如此热血沸腾的钓鱼台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就毫不关心了。这也就带出本文的主题“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就是说这三本书都紧扣着这个不明说的共同轴线。

我现在就来把这个轴线讲得更清楚。

我谈的这个身份认同很清楚指的是台湾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先讲一个故事，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那时北美洲还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来自台湾的学生多是互称“老中”。当你听到台湾留学生说一个老美和一个老中如何如何，你知道他是在说一个美国白人和一个台湾来的中国人的事。然而也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场合我和一个美国人攀谈起来，偶然谈起我的来历，我答以Chinese，心中意思是中国人。而他在进一步询问得知我是来自台湾之后，竟说我不是Chinese，只是Taiwanese。对我而言，中国人的身份和台湾人的身份是不冲突的，然而对那个老美来说，台湾人不仅不应该是中国人，也不是华人。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人与华人这两种身份在英文里面是不分的，都叫作Chinese。这老美不仅不准我做中国人，也不准我做华人。对于初到美国，对这种身份的分歧尚不敏感的我，乍听之下觉得这老美真是莫名其妙，竟然还干涉到我的身份认同。我当时想，只要中国人，不管来自台湾、港澳还是大陆，接受我是中国人，不就得了，还需要你这老外说三道四吗？当然慢慢我就发觉，这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而事情就在那个年代开始起变化。

举一个近年来的民调数字。2009年12月台湾的《天下杂志》刊出的一份身份认同的民调，有62%受访者回答是“台湾人”，22%回答“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回答“中国人”的则为8%。其中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高达75%，只有15%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是说越年轻就越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我自己接触年轻人的经验也是如此。其实从1970年代台独运动兴起之后，就有不少原本接受国民党政府民族精神教育的我这一代人，在这潮流下变成了激进台独派，包括我的一些老朋友。这个趋势有着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台湾人如何再做中国人”，试图分析拆解这个趋势，并提出和解的可能。但一般的反应很冷淡，大部分人不理你，少数有反应的则多表示反对或者嫌恶，尤其是在知识精英层。

回溯这个变化的历程，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是在更早的1963年，那年年底我刚上初中，发生了一个周鸿庆事件。周鸿庆是当时一个大陆到日本的访问团团员，据台湾的报纸说，他企图投奔国府大使馆不成，反而被日本政府交还给大陆，遂引发台湾的强烈抗议。这事件成了当时报纸的头条，喧腾一时，一致指责日本政府背信弃义。当时我刚上初中，年少气盛，初受民族意识启蒙，在餐桌上也跟着抨击日本政府。父亲忍不住说了几句日本政府也有其为难之处，却在我“理直气壮”的言辞挑战下，无话可说，默默吃他的饭了。父亲的“亲日”以及无言让我印象深刻，感觉到世代的差异。

我在这里谈世代差异，指的不只是同一社会群体自发的时代变化。台湾还有着特殊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世代差异，就是1895年的乙未割台、1945年的回归祖国，还有1949年的两岸分裂等等。这些特殊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不只是一般的世代变化，而且还是世代断裂。

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只是蒙古大军南下，不只是满清入关，而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日本不只是一个军事强权，还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不只在武力上打败你，还在“文化”上、物质文明上压倒你。这么一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东方代表，在台湾所造成的历史与文化的断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继续发生作用，至今犹未稍歇。

乙未割台后，大陆接连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八国联军、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国共斗争、八年抗战等等。在这50年的过程中大陆的知识精英艰苦奋斗，寻求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而台湾却有着极为不同的遭遇。由于海峡两岸的断裂与不同步发展，1945年台湾光复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了“二二八”事变这个悲剧。

当然，台湾在这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社会发展并非与大陆的现代化事业毫无关系，例如抗日组织文化协会的创始人蒋渭水，就是个虔诚的孙中山信徒，他曾计划过刺杀妄想称帝的袁世凯。但是很多激进的抗日分子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大压迫下却有个另类出路，他们还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参与大陆的革命运动，有参加长征的，更多的是参加国民党。

因此，台湾的认同问题有着很大的基于历史断裂而来的因素，而这断裂所带来的世代差异也就更为强大。这三本书所跨越的这百年，正是这个世代断裂与身份认同，错综纠葛的世纪，也是本文所要铺陈的这三本书的历史背景。

就如同这三本书的写作视角，本文也要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

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

让我们回到1963年饭桌上的周鸿庆事件。这是父亲第一次面对一个接受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儿子的反应，就是有了这个民族精神教育，才让我当时显得理直气壮。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开始全面在中小学校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然而我要到1963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历史与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上初中要通过联考，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史地的时间，几乎全部被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全力准备联考时，全天都在上这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年代升上初中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历史与地理课，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35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零零碎碎，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水沟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国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1960年代，还有同学组织了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宗旨是“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之名就是取自文天祥《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不管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后来1971年保钓运动的一大动力。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漏，那时两岸是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海峡对岸那个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例如，就在那玩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约是念小一的1958年春天，学校有次举行防空演习──当敌机将要来袭时，学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时担任小排长，除了负责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课桌同学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学时将这排同学整队带出校门解散。演习是在上午举行的，我只听到老师突然说敌机来袭了，我们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为敌人真的来袭，就胡里胡涂地把这排同学整队带出学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其中有几个同学住得远，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耍，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玩弹珠，看小人书，以为这就是敌人来袭时我们小学生该做的事。就在看小人书、玩弹珠的时候，我们竟也争论起敌人是否真的攻来了，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街头巷尾的大人们一无动静。记得几个小鬼头还在为金门、马祖防御坚强，敌人是否过得了那一关而争辩。接着就是老师发现防空演习的结果是弄丢了一整排同学，赶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带回学校，继续上课。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方式铭刻于心了。

战后美国思潮对台湾的影响

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提供启蒙作用的除了国民党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外，还有另一个重大思潮：在经历1950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也有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将他们在1930年代前后大陆时期的老书大批翻印，涵盖了大陆时期那二三十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是我们父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

柏杨批判传统是酱缸文化，李敖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这是当时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大的，主要诉求是反传统、反权威、追求个性。这些带着叛逆因子的主张正好投合战后新生代进入青少年反叛时期的生命成长需求。

1960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方面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一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经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重演一遍，有若一场为战后新生代所办的中国近代史的补课。李敖等人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大陆时期，而且其中也充满各自隐讳的政治意图，却无损于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实质论辩，无损于这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

我不无夸张地在一篇文章里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但是这些补课与重演却都有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当时的亲美反共思想框架。我们当时读不到左翼阵营参加这些论辩的图书文字，学到的只是“五四”丰富意义中的有限面向。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前辈的活动也毫无所知，甚至连林献堂等人较为温和的抗日活动也不见诸当时的出版文字。

1960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对既有体制的造反行动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等，大量传入。总部设在香港的美国政府的宣传机构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发行《今日世界》月刊外，还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中文图书，影响一整代知识青年。台湾的文艺青年在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同时，也如饥似渴的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加上台湾是美国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哨，驻台美军与来台休假的越战美军也带来一番美式风光。除了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成了学生朝圣之地外，全部英语广播的美军电台更是大家聆听上国之音的重要频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乐节目。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还有着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圈。这是来自盟邦上国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文化左翼因素。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式的“现代化”在年轻人心目中也戴上了神圣光环，以美国为标杆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现代化理论”，透过今日世界社的出版品，在台湾的知识圈大量传布。

可以说，1960年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基本上是在这反共亲美框架里进行的。我们一方面经由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启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战时期美式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开始了个人自由的追寻。这双重思潮看似冲突，却又互补。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现代化思想的启蒙之后，开始造国民党的反。在各种内外因素的配合下，终于在公元2000年把国民党拉下台了。然而，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促成的“反共亲美”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当道，而退潮的却是那个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塑造的中国人意识。

这个中国人身份的变化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从此台湾不再代表中国。直到今天，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都不敢说“我们中国人”。这个40年来的身份变化显示着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似乎不堪一击，而反共亲美意识形态却又深入人心，无所不在。

以上说的是台湾在光复之后，中华民族意识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与今天的处境。

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那一代人

让我们回到1963年的周鸿庆事件。1963年底发生在家里饭桌上的父子争论，父亲所面对的不只是站在民族立场高位的，还是学会用国语来论述辩驳的儿子。在同一时期，这个儿子也用这套现代白话中文开始阅读各种课外读物。此后随着儿子论辩能力的发展，他更是无言以对了。

这件事呈现出一个重大的世代差异：我学会了用现代白话中文来阅读、思考、论辩，而父亲那代人却是从小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长大的，是以日文来接受现代化启蒙的，基本上也只能以日文来进行较抽象的、理论的思考与论辩。因此，在1963年底的饭桌上，他若真要反驳，就只能以夹杂日语的方式说出，然而这对不懂日语的我却是无效的。当然，父亲的失语并非只是论述语言这一因素，还有失势铩羽的父权这个时代结构。他不只在儿子面前失语，在社会上也是失语的。父亲那一代台湾男人的这种处境，我在《寻找大范男孩》一书详细地谈到。

现代化启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父亲这一代人基本上是经由日本殖民统治从上而下带来的现代化而启蒙的，而我这一代人则是经由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与反共亲美现代化理念而启蒙的。这两代人有着不同的启蒙语言，但都不是他们的母语。

这两套东西既竞争又互补，都是对现代文明的崇拜。虽然我父亲这一代所接受的日本殖民现代化在光复之后遭到压抑，尤其是在语言上，但在民间却暗暗地流传着各种故事，以台湾的文明先进来打击当时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国的落后。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最后还是得背负着一个“落后”的沉重罪名。这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因素，那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就如影随形跟来了的。几十年来台湾流传着各种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如何不良、军容如何破落、现代知识又如何贫乏。传言中，上岸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年少起就听过的笑话，二三十年来每次大小选举，这故事就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这些故事原来是以耳语传递，解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各种选战与意识形态争战中公然引述传布了。这样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练出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带着价值判断的，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军是一点不如曾“威慑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政府了。这个水龙头的故事代表着光复后失语失势的我父亲那一代人，对国民政府的反扑。对他们而言，日本据台50年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日本殖民政权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

我在《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里以这个水龙头的故事作为开场白，而在另一篇《水龙头的普世象征》里，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么一个深具现代化象征的故事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为何国民党因此失去现代光环，甚至失掉政权。

这些文章是1963年在家里饭桌上发生周鸿庆风波的40年之后，我才得以进行反思的成果。

前清遗老的故国之思

在40年后的反思之中，这种因为思辨论述语言的无用武之地而来的失语现象，也让我想起七八十年前我祖父那一辈人，面对刚学得现代日语的我父亲那一辈人时，也是失语的。我这种战后新生代对待失语的父亲这一辈的态度，当也有如当年我父亲这代人以日文学得现代知识之后，对待他们前清遗老的父兄们一样的态度。

我父亲那一辈人在台湾光复之后，以水龙头的故事来嘲笑从农村“拉夫”来的落后的国民党军队。同样的笑话也可被用来嘲笑还未被现代化的前清遗老的自己的先祖。这是“普世性”的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态度。像我祖父那样只上过汉文私塾的人，不懂日文与国语的，从日据到光复终其一生大半沉默寡言。

然而在日据时期之初，有幸还接受过传统汉文学堂的少数人，却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些关键作用。在台湾人以传统武力方式抗日失败之后，开始采取现代政治社会运动形式进行抵抗，就是由这批人开始的。这批在时局变化之际曾经受过传统汉文教育，而后又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代都还留着辫子，怀有故国之思，十分关心祖国的变化。

以20世纪初医学校毕业的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等人为例。他们生长于世代变换之际，在进到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的小学教育体制之前，都读过传统汉文学堂，并且后来都进到台湾医学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1893年生的杜聪明在回忆录提到，他是直到医学校本科第二学年(1911年)“始断发”，又说：“民国初年前后，笔者是在医学校的学生时代，我们台湾青年虽受日本统治，但我们汉民族的意识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阅读报纸看中国革命如何进展，欢喜革命成功。”这些心怀祖国革命事业的医学校前后届的台湾精英子弟遂在蒋渭水、翁俊明号召下组成秘密团体。

杜聪明接着说：“我们欢喜革命已经成功，但不料袁世凯传说要做皇帝，我们非常愤慨他的野心。”于是在1913年这群志士构想了一个暗杀袁世凯的计划，并推举翁俊明与杜聪明两人前往北京执行。这时他们还在医学校就读最后一学年。他们两人间接从日本转赴大连，再前往北京，沿路受到台湾同乡的照应。然而他们发现北京政府警卫严密，这群业余志士的粗糙计划毫无下手执行机会，又感觉到已经被盯上，只好无功而返，南下上海搭船回到台湾。

可以说，这个传统汉文学堂教育对他们有着深刻影响，他们在世纪之交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同时，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变化，辛亥革命使他们极为振奋，而袁世凯企图夺取革命果实，又让他们极为愤怒。他们当时的心境与大陆的知识分子是同步的。于是就在这些历史因素交错影响下，医学校学生除了有故国之思外，也吊诡地成为台湾乙未新生代挑战日本殖民统治的摇篮。医学校的这批早期毕业生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赖和等人，都成了台民放弃传统武装斗争，改采现代政治与社会运动形式的第一批先行者，在1920年代创建了文化协会与民众党，展开了台民的现代启蒙与抗日运动。

上面提到的这四个人，除了杜聪明外都英年早逝，看不到台湾光复。而活到1980年代，在医学研究上很有成就的医界大老杜聪明在晚年还每日勤写书法，也创作传统汉诗。这是他幼年的传统汉文教育带给他一生难以抛弃的传承。

另外一位只受过传统汉文教育，没上过现代学校，却成为台湾抗日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的是林献堂。他以较温和的方式投入抗日运动，有个梁启超的因缘。林献堂生于1881年台湾中部雾峰的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子弟多有在传统仕途上获取功名的。乙未割台时他已是青少年，继续接受家族的传统教育，拒绝转到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的新式教育体制。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大陆的政治发展，新世纪初梁启超亡命日本时办的《新民丛报》成了他在这方面的精神食粮。

1907年林献堂初次旅游日本，得知梁启超常住神户，就从东京一路寻找过去。经过几番周折，竟然在奈良的一家旅馆巧遇任公。林献堂当面向梁启超求教台湾前途问题，任公回答他“中国在今后三十年断然没有能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警告台胞切不可轻举妄动而有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的压迫。”这场让青年林献堂动容而几至涕零的会面，开启了他日后温和抗日的路线。

然而林献堂这类人在整个台湾抗日运动中却是极少数，这个运动主要还是由受过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主导，大半的前清遗老还是无言的。不过台湾的前清遗老还是留下了另一些遗产，尤其对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而言。我指的是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论述言说范围之外的那个下层领域，例如我那不识字的祖母。相对于我祖父面对儿子时的失语，我祖母是没这问题的。她终其一生都是传统打扮，不太受现代化影响。她的安身立命来自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由此来确定她的身份与认同。与她一样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半劳动人民，也都是以此来安身立命，传统的说书、歌仔戏、布袋戏、民俗信仰等是他们丰富的精神泉源。

中国传统社会用以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日本殖民政府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而全面断绝，断绝的是传统士大夫的那套语言、论述与思想。大半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包括妇女与劳动阶层这一大批人口，他们只能从幸存的民俗戏曲与传统信仰汲取精神养分。也就因为还有着这么一大片劫后余生，光复之后竟然死灰复燃，让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以隔代遗传的方式，去接上祖父母的前清遗产，直到1960年代他们慢慢凋零。我在几篇文章中提到小时候跟着祖母去观看这些民俗戏曲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竟然也能够与当时的民族精神教育联结上。1958年李翰祥在香港拍摄第一部黄梅调古装片《貂蝉》，这是我父母第一次看国语片，也带着我去。电影里边的人物我耳熟能详，是跟着我祖母到处看的歌仔戏、布袋戏一样的故事。李翰祥的黄梅调古装戏风靡全台，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造成轰动，听不懂国语的祖母也被痴迷的我堂姐带去看了，回来后也是满口“山伯英台”，因为那也是她熟悉的歌仔戏目。

这是一个跨世代的奇妙联结，前清遗产在这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阶层与妇女，也就是没太受到日本殖民现代化洗礼的这些人中，幸存下来。

世代之间不同的论述语言与感情结构

我来综合一下上面所谈的世代之间不同的论述语言与感情结构。

让我们回到林献堂与梁启超在日本奈良的会面那一次历史际遇。梁启超的母语应该是广府话，但他要到北京去干预朝政，参与国家大事，应该也学会了官话。在台湾长大的林献堂的母语是闽南语，没有了传统功名之路，他不会说官话。而陪他在日本旅游的秘书甘得中只会说一点官话。那他们见面时用什么话交谈呢？据甘得中的回忆，在严肃的问题上他们确实找不到共同口语，不能畅所欲言，最后只好用笔谈。而且还不是用现代白话中文，而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共同书写语言“文言文”。梁启超当时就写下“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以此开场。

我们今天当庆幸林献堂还有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可以用来沟通。然而我们也该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是用各自方言，例如林献堂用闽南语，来学习整套中国传统经典的，除非要去争取功名，不然是不需要学说官话的。作为一个传统士人，他的方言在地方社会绰绰有余。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直到现代化大潮来临。

可以说这些前清遗老，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是以汉语方言与传统经典来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部分劳动阶层与妇女则透过传统地方戏曲与民间信仰来安身立命。这些人对中国大陆怀抱着“原乡唐山”的感情，而其中的知识精英是以闽南语及文言文来进行他们的高层次知识与世界观论述与言说的。

我父亲这一辈人学得日语来接受殖民现代化教育，以引入许多西化词汇的现代日语来作为他们一生的思考与论述语言，却失掉了以闽南语来阅读传统经典并据以论述言说的能力。我举个李登辉的例子，他在刚担任总统时，照例每年元旦都会有文告宣示。以国民党的传统，这些文告都写得文诌诌的，他用国语念出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他也想用闽南语来读就发现读不了。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以闽南语诵读中文的能力，遑论据以论述言说了。最后他只好找来一位老先生代为诵读。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语言处境，在以当时的日语氛围建立的世界观框架下，“落后支那”的大陆形象就在所难免了。

而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则又重新学起另一套论述语言，即是现代白话中文的国语，而且是国民党式民族精神教育的一套语言。我们用这套不能和父亲沟通的语言，重新联系了祖父那代人“原乡唐山”的感情，却在两岸对立下只能有着触摸不着的“神州大陆”的想象。

然而在那几十年反共亲美教育的形塑下，“妖魔中国”的情绪也开始萌芽。接着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接续执政的20年间，他们以“去中国化”的教育政策改造中学生的历史与地理教科书，更在90后的青年学生心里加深了这种情绪。

我在2004年写的《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概略地描述了上面所说的台湾百年来不同世代间对大陆的不同感情结构。

关于父亲那代人的闽南语能力，这里有一个汉语本身的问题必须稍作解释。我父亲那一代人学了日语之后并非就不会说闽南话了，在日常生活上他们还是以闽南语沟通无碍的，他们失去的是用闽南语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失去运用中国传统经典词汇来述说与书写的能力。就是说他们还保留着一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闽南语的能力，但失去了高层次（有人说是典雅闽南语）的能力。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汉语方言的这种上下层次问题。

所有的汉语方言，包括各种官话系统，都有文白异读的现象，就是有些字有读音/语音之分，差别在字数多少。根据汉语语音学者的调查，闽南语的文白异读比例是最高的，有接近一半的字，而北方官话如北京话则是最低的。这除了牵涉汉语文言文的形成过程外，可能因为闽南语形成历史早，历经的变化多，而北方官话的历史较短有关。在一般生活用得上的口语中，闽南语是文白夹杂使用的，这个词汇得用读书音，那个词汇得用白话音，都已经形成通则；而读书人在阅读传统经典与诗词时，则需使用读书音。由于大半传统经典诗词的词汇成语在日常生活是用不上的，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学到的，所以学童必须在学堂里，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学习这套读书音。这就造成了语言使用上的上下两层性，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妇女与劳动阶层，可以流利地使用文白夹杂的闽南口语，而读书人则还可以使用文言文与读书音这个上层典雅闽南语来书写与论辩。这是很多汉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语，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现象。

我父亲那一代人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闽南语毫无问题，但他们没有上过汉文学堂，反而进了以日语来述说的现代化学校，以至就失去使用典雅闽南语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失去运用中国传统经典词汇来述说与书写的能力。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论述语言就主要是日语。同样的情况，我们战后新生代学到的论述语言则是现代白话中文的国语，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还是可以用闽南语沟通，但一要进行思想论辩就必须转换成国语了。就是说我们父子两代人都有着这种话语言说的双重性。这种现象我问过上海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也提到同样的情况，平常说上海话，一旦要进行思考与论辩就得转成普通话。（题外话：这或许因为这两种方言的书面语都没有像北方官话那样，有过一个上百年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与传统中国绑在一起的典雅闽南语，似乎就此一去不回了。

回到三本书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以上铺陈的就是我这三本书所涉及的整个时代背景与变化，上溯到百年多前的乙未割台，历经光复、对立，再到今天重新寻找和解之路。《青春之歌》一书呈现的是战后在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与反共亲美教育下的成长的保钓青年。《寻找大范男孩》则在探讨台湾百年来连续两三代人，尤其是男性，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失语问题及其后遗症。而在这写作过程中的副产品《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却是以一个职业女性的一生，来呈现与男性颇为不同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角色。希望本文能够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作为中国被割让出去的一块土地，如何走过一段不同的殖民现代化的扭曲之路，而到今天仍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说，台湾还未能“去殖民”。

20世纪初，梁启超在奈良的旅馆给林献堂的看法是，30年内祖国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现在看来他实在太乐观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一个个人的感受。作为一个在台湾的中国人，基于对家乡的特殊关切，我常感到台湾的这些问题只是台湾的特殊问题，是个地方问题，包括上面多处提到的闽南方言问题。然而近几年来发生在香港的诸多政治事件，例如“占领中环”等，却让我有了新的看法。香港回归十多年来，越来越进入了摩擦与阵痛期。尤其近来有人开始高举港英殖民政府的旧旗，港独的声音越来越大。

面对香港的这种情势，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会觉得失意沮丧，但是我却又有着一种欣慰的感觉。我欣慰什么呢？我欣慰于，原来台湾的认同问题其实不是台湾的特殊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内在问题的一部分。香港与台湾一样是长期被割让殖民的中国土地，虽然有着土地人口大小、现代殖民帝国英国/日本，及其他差别，但毕竟都是华南方言区被长期殖民之地，一定有着属于中国的、共同的心理情境。我在想如果江浙一带也曾被如此长期殖民，又会带来什么问题？这样想让我负担减轻一点，这是我作为台湾人的，比较自私的欣慰之情。然而果若如此，这个问题可是我们都要严肃面对的。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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