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宗教生活

在这里千多人的华人社群中，于90年代以前，宗教气氛看来并不那么热烈。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特定的信仰，在家中并没有上香和摆放祭品的习惯，连一般的民间信仰、拜祖先或「拜神」的方式都没有。[6]自然而然，对蒙古人的喇嘛教也就认识更少了。分析原因，或许是因他们的背景，一直受到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影响，所以宗教气氛并不明显(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然而，近年来也有机会见到一些家庭摆放了与喇嘛教有关的饰物，有可能是他们逐渐对喇嘛教产生兴趣(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再者，华人身处在蒙古社会中，也会「入乡随俗」，受到他们一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例如开车经过某山头时(认为是神仙居住之处)，会在同一地方扔三块石头，或放点钱，以求神仙保佑一路平安(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1)。

另一方面，自从1992年开始，基督教信仰正式进入他们中间。这一年的8月，香港浸信会联会差派了一队考察队，前赴乌兰巴托探索及了解当地开拓福音工作的可能性，「当地有华人得悉有香港基督徒到了蒙古，就主动与考察队接触，并邀请考察队众牧者到他的家庭探访，还表明想认识福音。结果在考察队离蒙之前，这个家庭十位成员都决志归主，香港浸信会联会自此揭开了在蒙古的发展福音工作的序幕。」(游伟业2004：186) 其后数年，香港浸信会联会也安排了很多短期福音队及传教士到他们中间继续服事，并且取得很理想的果效。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信主的华侨不单建立基督徒团契，其后更于1998年正式成立一间独立的、唯一的华人教会，名为「恩典基督教会」，基督徒人数约40至50人。这教会同时亦成立「呼声服务中心」，专门向华人小区提供各式各样爱心和关怀的服务。[7]

香港浸信会联会在这里的工作，除了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外，她更花了很多资源来协助「旅蒙华侨子弟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就笔者所知，香港浸信会联会曾捐献美金四万元，帮助新校舍的兴建。在该校创校四十周年庆典上(2004年9月)，她又捐出十部新计算机及三部翻新计算机作为贺礼(C姊妹2004)。现今当「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打算提升学校教师质素，协助他们返回中国接受短期在职训练，以求最终取得大学学位时，香港浸信会联会亦乐意提供训练津贴，使他们无后顾之忧(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总的来说，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近十年来的宗教气氛，虽然并不算浓厚及普遍，但总较从前明显多了。

四、初步的文化观察与反思

现在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再仔细分析上述所描述的，盼望可更深入了解这个华人群体的形态特色，及其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兹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1、「本土化」的程度

住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群体，从20年代算起，相信至今已有四至五代。但假若以50至60年代来计算，则应该起码也有三代了。这几代的时间并不算短，理应蒙古人与华人有着很多交往与互动，甚至彼此影响，产生文化变迁。不过，事实并不一定如此的。从「本土化」(localization)的角度看，我们或会得到另一个印象：乌兰巴托华人群体「本土化」的程度似乎并不深入！

首先，我们须知道何谓「本土化」。按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所说，它是指向「一个成为本土的过程，期间涉及对本土的地理及社会环境作出文化调整，又认同自己为本区的一份子。而文化上的适应并非仅是被动地接受本土力量的影响，它更是主动的参与和创新的。」(Tan 2004：23)[8]我们看见，生活在蒙古社会及地域中的华人社群在自己文化上的调整并不算多 — 华语及家乡方言的使用最多；华人小区自成一角，家家户户内在的交往较频繁；喜欢收听来自中国的广播及观看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继续持守中国的传统节日；婚姻关系维持在华人圈子内；婚丧二事多跟随古老中国的旧传统、旧仪式；坚持对华文教育的传承及学习；心系远方祖国(中国)、并喜欢多与她建立多方连系……

当然，笔者必须补充说，这并不指这里的华人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容纳一些蒙古文化的元素，或尝试在新环境下作出新的变化。其实也有一些的，例如：有不少华人懂蒙语；年轻一代结婚时在饭店举行饮宴；华人娶蒙古女孩子为妻的现象现今较明显；一些华人逐渐搬离原来的聚居地，可更直接与蒙古人交往；年轻华人也参与蒙古国庆活动；华校接收更多的蒙古学生，课程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总的来说，这种变化仍不算深入，更不是华人社群整体上主动参与和融合创新。因此，笔者感到她在形态上仍以传统中国文化色采较为显著，没有较深入地扎根在乌兰巴托的社会文化脉胳中。是的，就「本土化」而言，这里的华人群体看来似仍未够深入。

进一步来说，一个已本土化的群体，其「心态」上是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有同属「一家人」的感觉；其对所居住的「地域」有强烈的归属感，不离不弃；而其对「本地小区」甚至是政治上的事务，也有较为积极参与的表现。观乎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笔者未敢武断，但看来他们似乎在此等层面上仍有差距，仍须多作努力！

2、「涵化」的进度

与上一点息息相关的，是探讨一下乌兰巴托华人群体的「涵化」(acculturation)进度究竟如何。笔者简单评估说 — 也不强！陈志明教授告诉我们知道，「涵化」是指某一个族群(例如A族群)或其部份人口，当与另一族群(例如B族群)连系之后，A族群中某些文化特色便与B族群中相应之地方变得相似或类同。这样的文化变迁是出于两个族群中的人经直接的接触而得来的。这个「涵化」过程可以是「双程的」(two-way process)，但更多时候，它是指「少数族群」(minority)处身在「多数族群」(majority group)中所作出更大程度的社会及文化上的调整。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两个族群都没有失去其原来的「族群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ies)(Tan 2004：25)。

从先前的描述与介绍，我们确知道，乌兰巴托的华人数目，相比于蒙古全国众多人口，无论从那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她都是一个「少数族群」。经过这么多年两个族群的直接交往，我们理应看到华人社群在社会与文化上向蒙古传统作出更大的调整。可是，从上一点本土化程度的分析，我们并未见到这里的华人文化，有明显的大幅度的调整和适应；表明了华人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融合在蒙古这个「多数群体」的文化中。所以笔者说，其「涵化」进度并不强。

3、「身份认同」的定位

「本土化」不深，「涵化」亦不强，最直接的互动结果，就是促使华人群体在「身份认同」(identity)上投向自己原来所属的祖国和家乡 — 中国。在这里的华人社群，不仅在「族群身份」方面(ethnic identity)主观认定自己是华人，在「文化身份」方面(cultural identity)亦以较传统的华人文化与习俗作为客观表达的方式；尤有甚者，他们更以带有政治导向的「华侨」身份为荣。何谓「华侨」呢？按「海外华人研究」这门学问的通用理解：「华」是意味着跟「中国」有关的用词；「侨」是「暂时侨居在某个地方」的意思。两者并合起来，「华侨」一词的称谓，经常是指侨居在外国的中国人(潘翎1998：16)。换句话说，「华侨」的心态是认定自己有「中国公民」的身份，现时只不过是暂居外地而已；其政治效忠对象是中国，并不是所居留之地(应用在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身上，就是指「蒙古国」了)。

这样形式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我们大概都可看到。具体来说，一些用词如「旅蒙华侨协会」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在谈话中表达自己是「华侨」；又或经常与中国驻蒙大使馆保持紧密的关系等等现象，都显明了这种以「华侨」身份为荣的心态。所以这里的华人领袖，会感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拥有的仍是「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处身在蒙古国，属「第一线」的人，其人生重要的任务是：(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