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网络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大家都在谈文明的转向，时间的作用，意义的再生产，哲学的最高范式。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经过后现代社会这一拨，经过解构主义这一拨，宏大叙事在这个潮流当中，是为这个时代所不齿的。

    从整体的发言感觉而言，我感觉有一种宏大叙事的复兴，的确跟现在研究的信息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在巨变有关。除了技术和商业革命，除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甚至包括认知范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而以前要素的改变没有那么厉害。

    同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能来自于我们前面有一阵的确过于关注小的东西，如经济学家黄达所言：是不是存在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家都重视对策性的研究，而忽视基本理论的研究？甚至我们在意义互联网一文中提出来，原来有一个祛魅的过程，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重新返魅的革命性。我正在重读《1984》，里面说乌托邦社会的无产者，他们像蚂蚁一样只能看到小东西，不能看到大东西。所以宏大叙事如果复兴的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这是我刚才的一点感觉。

    因为我比较关注社交媒体，就这个东西，我想讲几点，跟各位形成一个印证。

    首先关于时间的问题。社交媒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时间，它的时间概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时间在这里头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时间成为媒体的核心。所谓的核心有好几种意思。比如组织原则，所有的媒体是按照时间组织的，它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信息是以信息流的方式呈现，当你使用微信微博，你使用FACEBOOK，那种状态更新，所有的东西都是伴随着苹果的触控技术，你只要下拉，信息会源源不断在你下拉的过程中呈现。这跟传统的你从报纸、杂志或者是图书、电影那样的媒体中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和呈现方式导致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最新的东西永远在最上边，不管这个最新 的东西是不是重要。因为传统的媒体会说我有头条，我有电视的最开始的新闻，按照重要性排序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信息流当中，它不按重要性排序，遵循的排序方式很简单，叫做时间线。谁最新，谁就永远在上。这会影响很多东西。另外信息流会造成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刻的意义大于天，大于年，大于十年，大于百年。每一 个时刻的重要性大大地增强了。我个人使用的微信是一个英文版，英文版的朋友圈这个词，在微信的英文版叫做MOMENT，我觉得非常恰当，典型地描述了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对个人的时间概念造成的影响。

    除了这种表现形式以外，当然还有内容。内容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比如TWITTER的字数限制，其实是一个时间限制。微博、微信也是短小的，碎片式的。微视8秒钟视频，它在告诉你，你现在的视频必须以一种极其简短的、压缩的、受到限制的方式表现。因 为这种压缩会造成很多好处。比如会造成效率的提高，知识采集的加速度，以及生产的轻易性，也即是很容易生产。生产的轻易性会导致生产者无穷增多，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麦克风的情形，只要你会知识采集，你在5分钟之内，可以变成任何领域的小专家，毫无问题。

    这些是好处，但是与此相关的，我们会看到其他的问题。比如前一阵政府打击网络谣言，谣言跟媒体的时间组织原则，跟内容的压缩是有巨大关系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展示形态当中，谣言或者叫做误传，或者叫做有意传播的假消息，的确比以前获得更可能传播的机会。

    相对于知识生产来讲，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可能在140个字之内表现思想，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当然是讲社交媒体，如果我们的商业和社会都采用时间作为组织原则，这个将来对个人、组织、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样一个时间的压缩，到底是增加了知识的宽度，还是改变了知识的混合方式？因为知识有可能有一个短的表现形式，但是通过链接出去，永远把它指向更加长、更加深的内容。所以，知识的采集方式会发生另外的变化。这里头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网络。当我说网络的时候，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在这个时代空前增加。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消费内容，现在其实被这个个人属于哪个网络所影响。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概念，个人学习网络，今天的学习全都不是个体的学习，完全要看你处于哪个网络之内，你的知识结构是受制于你所处的网络的。

    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懂网络如何影响个人的体验，最终一定会影响你这个人在网络 社会当中的生存。由于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重新来看什么叫做媒介素养，什么叫做数字鸿沟。因为这些鸿沟和素养都决定你在网络当中能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而且，由此也会造成其他的东西，比如网络中的信息消费，如果是个人认知被网络所决定，有可能造成其他有意味的变化，例如会不会产生群体激化，会不会产生回声 室效应。最后就把我们带向一个崭新的问题，当个人越来越多地与不同的网络相联系，我们作为人类能够理解和控制这些网络吗，还是我们完全控制不了它们？或者当网络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获得新思维和新视角的机会的同时，可能增加人类的理解，但也极有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我们的网络窄化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 社会的共识更难达成。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到底网络增加了不平等还是共识。

    如果你把时间和网络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它们又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社会？最终这些社会性技术会 不会影响到人类的学习，人类的认知，包括人类的大脑本身？我和永朝、奇平刚刚在美国访问了一些科学家，他们致力于研究合作的机制背后有没有可能找到进化的动力，或者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不是固有的就有这样一些合作的本能。

    对于合作机制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延伸到我们社会性技术对于人脑的影响，以及通过对于人脑的影响，怎么样影响到人的行为。这是为什么，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最后都会指向研究脑科学，要去研究神经科学。

    这些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无穷的可能性的世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挺有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非常非常的有趣。对于我们来讲，最好的回报这个时代的方式就是把这些有趣的地方做各种可能的开掘。

赵汀阳：

周濂提的两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古希腊言论广场和互联网当然有些类似处，但似乎还存在一个不能忽视的区别。希腊言论广场属于特定城邦，是特定集体利益共同体，还不是今天的复杂多元社会。城邦公民有着高度的价值共识和共同利益，相当于说他们基本一致认同城邦制度，对城邦的核心价值也没有异议。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在广场讨论什么？争论的大多是政策，而不是政治。只有当对根本的制度和价值观有异议才形成政治问题，而对于希腊城邦生活，政治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政治已经落实为普遍认同的城邦生活方式，因此，城邦需要争论的是政策取舍。比如说要不要装修神庙？要不要与外邦开战？要不要把谁驱逐出城邦？人们讨论的是哪个政策对城邦更有利。当然，并非没有个别人对政治另有理想和批判，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但这不是希腊广场的主要情况。

而今天的开放社会，无论现实社会还是互联网，都不具有城邦的政治性质，就是说，今天的社会如此多元，政治问题是个进行时，而远没有完成，不同利益集团对制度的想象非常不一致，在价值观上也缺乏充分共识，于是就要争论那些基本的政治问题。粗略地说，今天的互联网或者社会，既争论政治也争论政策，而古希腊城邦，争论更多的是政策，政治争论只在较少的情况下凸显出来。

至于自由，足够多的选择在实际上可以几乎接近自由，看来如此，所以新专制不是老专制，技术新专制试图为一切人服务，通过提供自由选项去达到支配。老专制往往使用暴力，新专制估计不是这样的，因为人人都是重要客户，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吸引的客户。不妨想象这样的情况：假如一个人住在北京，一辈子也没去过颐和园，甚至没有想起来要去，也没有觉得因此缺少什么，但如果有个权力宣布颐和园不许去，即使人们本来没想去，那也感觉不对了，因为失去了开放性的自由。自由需要一种潜在的开放性，并不仅仅等于很多选项，再多的选项也一种封闭状态，而不是开放的。而开放性意味着每个人可以自主开发的生活空间。

    还有，我对吴强何威李谦等几位青年学者的发言都特别感兴趣，他们对互联网现象的分析也是我想学习的。余盛峰讲到个人概念可能有所变化，我也有同感。我曾经在所谓“共在存在论”里讨论过，未来的存在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关系。不过，个人至少还是会作为一个基本结算单位或者说消费终端，这个基本地位没有被动摇。感谢大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