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的确，互联网上大的平台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权力。首先他们拥有了海量的用户，Facebook目前就有10亿用户。 其次，开始有自己的货币系统。如比特币。还有自己的网络规则，这种网络规则一般来说也都是自治性的产物，比如淘宝有129条网络规则。都是与用户互动慢慢磨合制定的。

我们提“数字化社群”是想回答，“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互联网出现以后碎片化特征非常强，现实的单一权力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原子化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社会团结。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比如百度贴吧，百度贴吧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型群组，不是BBS。因为BBS结构是树状的结构，分到1、2万以后，自然衰竭，分不下去了。但是贴吧是主题性的，是一个并行的东西，可以不断的往上贴，现在有813万主题吧，每个吧里有成千上万人，这就把社会团结起来了。

    当然，怎么把人组织起来？搜索引擎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的，Facebook为什么取代了谷歌，在我们看来也是跟团结性高度相关的。

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5月11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p.45）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GDP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Jackson Lears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p.230）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p.227）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Libido Flow）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桶，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2000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桶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2012(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