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推进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的问题都在受到热烈的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是否客观存在都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这是在以前议论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模式时都不曾出现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特异是美国，一直在推行着一种“普世价值观”，认为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西方发展模式，是唯一正确、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它，否则就会失败。中国没有采纳它，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新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覚得不可理解，于是就贬损它、否定它的客观存在。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实践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模式的同时，也必须在理论上推进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以取得和发展我们的话语权，向我们自己也向世界说明应该怎样观察和理解模式问题，正确阐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它的内涵和特征，它的优势、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严峻挑战，也及它未来的走向，并驳斥对它的歪曲和攻击。反之，无论是盲目地跟着西方模式的话语体系走，还是对此采取消极回避态度，只会使我们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处在失去话语权的失语失声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推进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以澄清理论是非，为人们破解迷惑。

一、“中国模式”问题，是邓小平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提出的。

我国有一些同志之所以反对提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来的；而另一些同志则担心将自己的发展方式定位为“模式”，就有可能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应当说，这种说法，首先是和事实完全不符合的。因为早在21世纪初，西方国家舆论界围绕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提出而进行热烈的讨论的20多年以前，邓小平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的问题了。

    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中，邓小平强调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在1982年9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又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已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所以，邓小平在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时，它的涵义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无非是指的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作出的制度、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方面的抉择，所走的发展道路，所采用的行为方式和方法吧了。否定它的客观存在、否定它已经形成，是没有根据的；说我国的发展方式是“中国模式”，正如说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式是其他模式一样，也不可能对别国构成什么“威胁”，担心是不必要的。应当说，邓小平的上述论述，构成为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基石。

    二、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内容之一，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在中国模式话语体系中，一条极其基本的原则，就是认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反复强调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同时，世界上的问题也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去解决，所以，“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已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因此，在模式的问题上，突出的就是问题的特殊性方面，而不是问题的普遍性方面，所以，借口模式具有样本、示范之意，需要具有普适性、可复制性、范式性，才能称作模式，否则就不能称作模式的种种论据论证，就统统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脚的。因为形成模式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要有普适性、可复制性、范式性，并不是可以充当样本、可以示范，恰好相反，倒是需要表现出具有与别的模式区别开来的独特性、特殊性。

三、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内容之二，是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进步的动力，理应受到尊重。

    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世界是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所以，“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0页）。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97页）。

在这方面，我国传统文化中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也预示了使当代世界的多样性得到尊重的重要准则。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所以，和而不同，既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所应遵循的准则，更是人类社会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在实际上，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所以，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互相对抗的理由。

四、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内容之三，是认为要尊重各国人民对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对别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发号施令。

在1980年5月31日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把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自主选择性的原则主张运用到整个国际社会中来。在200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各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我们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仼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7、648页）；江泽民则在1995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强调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78页）。

中国模式话语体系，之所以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复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对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对别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自主选择涉及各国人民的主权，不容别国干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还充斥着这种力图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的霸权主义和霸道行径。

    在国际关系中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不仅力图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价值观强加于别的国家，还竭力否定与自身相异的别国发展模式的客观存在，歪曲其性质和意义，武断地断言其不能持久。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它们对于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的否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资本主义，竭力煊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围堵”、“接触”，妄图使社会主义中国变质，把中国重新纳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轨道中去。

五、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内容之四，是主张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他还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236页）。在实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不顾国情照搬了苏联经验的，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匈牙利党的领导卡达尔亚诺什曾经回忆说：“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在初期我们没有适当考虑这些不同的特点，我们错误地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原封不动地机械地搬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结果每个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运资料选辑》1985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六、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内容之五，是认为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人己的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各国都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但因为各国面对的世情、国情、民情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此又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完善自己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在2008年12月18日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特别强调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已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踐中己见成效的东西看作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

西方国家有一些人借口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当“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彻底搞清楚其为何物之时，也许就是中国为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所限而被迫放弃“中国模式”之时。

应该指出，对于中国模式中发生的变化，只有进行符合实际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变化有大有小、有影响或不影响全局、改变或不改变事情的性质的，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虽然在我国今后的发展中还存在有某些不确定因素，但是，由六个因素构成的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却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这六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整合，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模式的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这六个因素是相对地稳定不变的，而且正是由这六个因素构成的基本框架在规定着中国模式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

    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来进行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适应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着人民的期待和盼望，不断完善地调节着自己的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调节的最典型表现，当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期待的发展变化时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时，曾经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抛政兴国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的有机統一、社会成员团结和谐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6，574－576页)。在2010年12月28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又进一步阐述说：“要深刻认识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华社北京2010年12月29电）。新加坡学者杜平在《中国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一文中也说，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以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 状态，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口实现了财富积累”，这个成就本身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优先”总体上是必要的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情已经改变。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不公，不仅对经济改革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还有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的当政者必须站在社会效益和社会公平之间，发挥关键的仲裁和调和的作用”，中国“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要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2006年12月31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是说，这是一种与时俱进而又一脉相承的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我们的报告在会议论文里，我就不细讲了。针对上午的讨论，我想谈一些新的感想，这个和研究报告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感想，我们做的整个工作，实际上就是在为新中国做辩护，新中国既是前三十年，也是后三十年的中国，为新中国辩护涉及到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辩护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三句话概括整个的基本的想法，我想起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说过以中国作为方法或者作为方法的中国。我想我们首先是中国作为问题，然后是中国作为方法，最后中国作为立场，整个贯穿的基本精神。

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国作为立场，而不仅仅是问题。我们的方法固然是，以中国解释中国，以中国理解中国，但立场问题代表了中国的自我肯定，大家可能也能体会到，中国的一方面的强劲发展和崛起，和另外一个方面的自我理解，特别是自我确信的不足，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紧张关系。自我肯定是生命力强盛的标志，自我肯定和谦虚是不矛盾的，谦虚并不是自卑，应该以自信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谦虚使人进步，学习，都是使生命更好，更加强盛。我们所有的做法，其实就是从基本的信念出发的，这是讲为什么辩护的问题。

第二个感想，如何辩护的问题，我们做的整个的工作，回头看一下，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的存在，特别是政治体制做一个传统的辩护，从中国的历史出发，其正当性是和中国的古代的正统的正当性一脉相承的。当中的工作，具体的观点可以再讨论，整个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像上午白钢老师说的，我们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为新中国的崛起做理解，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华民族救亡救国的一个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实现。而且还是代表了500年以来，东西方文明的基本的关系，这么一个态势，逐渐有了一个逆转之势。不仅从中国历史内部出发了解新中国，还要从整个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看待新中国的建立和最近我们30年的中国的崛起，我想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接下来我可能要谈两个问题，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上午的讨论呈现的，一个是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要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孰为本，上午有先生很尖锐的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不是有矛盾，是应当以谁为主，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还是以中国为本，我想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当时比较简短的历史做总结和回顾的时候，为了说服全国人民追随他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时候，已经回应了，毛泽东本人亲自回顾过，站在整个近代史的，人民的全部的探索下回顾的。先是学日本，然后是学英美，以西方为师，但是想不通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打学生呢？最后是所谓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整个叙述就是以中国为本，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救民族的道路，最可行的道路，同时也是用这个方式说服全国人民。以后的工作，无非是救亡的可取的途径，建设新中国的途径。所以这个里面最硬的道理，当时的一个口号，现在不大讲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以救中国为目的。所以这个问题上非常清楚，以中国为本。但是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割裂的，我们在这个报告里已经提出了，我们比较反对所谓的有孤立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然后只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得到运用的关系，好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殊普遍的关系。上午吴老师发言已经指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探索已经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一个立场。

第二点，儒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午很多老师非常明确的提了这个观点——中国模式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我们昨天在北京郊外开了一个儒家的会议，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儒家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上，表面的紧张关系，在儒家和社会主义看似矛盾下面，我们要处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个人——课题组的想法还是不一样，有非常纯正的的儒家——谈点看法：儒家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里面，以社会主义为本，但是同样是和刚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样，虽然有差异，不是冲突和矛盾。

首先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但是18世纪西方启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热，特别是法国以及英国的中国热，那个时候的启蒙思想家把中国当时的体制和思想作为楷模来进行启蒙运动的探索，在儒家里头，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取很多因素，成为启蒙运动的要素。启蒙运动本身构成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一个来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是割裂的。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