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包括梁漱溟等儒家做了非常可贵研究，探索在社会主义里面，儒家因素的新的体现。我用一句稍微极端的话概括，在我们今天这个背景下，社会主义之外没有儒家，这个话可能会得罪很多儒家的朋友。我们回头讨论，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附：丁耘在自由讨论时的发言。

对于吴飞老师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看出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想，只要不用教条的眼光去看就能发现。我想起以前留苏的学生对毛泽东有指责，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充其量看了孙子兵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东西，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干春松的意思是，我要给马克思主义找道统上的根据，如果仅仅是这一点，我可能不是那么激烈的否认，但是还是有实质的不一样，关于戴季陶的问题，以后再讨论。

我非常感谢孙歌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期待和鞭策，我们有立场，解释力量还不够，没有完整地、成体系地提出以中国作为原理的、实质性解释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各有分工，不能偏废。我们中国这二十年的学术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很快。但是意识形态的构造能力下降，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按照自己的知识本性，学术中立、不下决断，而且把很多东西弄的极其琐碎，零碎，不可能为一个国家的长期的战略提供基础。因此意识形态有它固有的、不可取消的任务，而社会科学无法完成这个的任务。意识形态是需要的，而且要写得美好高贵雄辩。反过来说，社会科学的中立性后面其实也是个意识形态。

另外，孙老师后来的发言和贝淡宁说的问题接近，孙老师提的民众的问题，贝淡宁老师提的精英的问题，我想非常的重要。实际上不管是什么传统，在人民中寻找精英，保持精英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沟通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林老师发言涉及的问题也是这样。精英只能是人民的精英。从人民中选拔优秀分子培养为精英。这样可以尽量避免群众与精英的双重败坏。这也回答了刚才小高最后提的问题——在今天如何吸收传统的优良因素。民众的习惯法，礼俗，这就是我们要保持向民众学习的。但是同时也要瑾记，党的先锋性不能被民众中落后的东西所干扰。另外也要向古代的经典和革命传统的经典学习。今天虽然涌现了大量的问题，但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仍然充满了期待。看到问题所在，以中华民族的强韧伟大的生命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翟玉忠（新法家网站总编辑）

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强大军事力量的直接威胁，我们开始以极大的主动性学习西方科技成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晚清洋务派重臣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开始向英美国等西方国家派出官费留学生，其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历史女神仿佛有意跟中国人开玩笑。学习西方不仅没有实现我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结果反而是“师夷之长技被夷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美国为了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将吸引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作为培植亲美势力、取得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集中体现美国这一国家战略就是美国著名教育家、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1906年初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交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

在詹姆士的备忘录中，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思想核心是“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进而言之，学术殖民比军事殖民更为有利，上面说：“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使其长盛不衰（曾经有一度看来快成功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群体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

詹姆士备忘录代表了当时美国朝野许多人的共同主张。正是在该备忘录精神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立刻行动起来，先是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后来建立了“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罗素语）清华大学，又在诸多西式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各种专业学会和各类学术刊物，通过消灭中国本土学术生存的制度基础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强国近乎完全实现了在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宏大战略构想——以至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学术等于现代中国学术。

对于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即史称的“退款兴学”，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既对中国有好处，也对美国有好处，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美国人的善举感激涕零。比如一位著名诗人就为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改革开放后仍为山西每年捐款20万美元感动得大哭了起来，并由此断言：“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我不是压反对引入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詹天佑到钱学森，支撑起中国近代科技的主要力量就是引入西学的留学生们。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模糊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本质及这一战略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

从三千年前西周王官学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本土学术思想是我们的先贤对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失去了这一学术土壤，如何因革损益地产生真正的“中国学术”？今天，通过容易导致严重思想混乱的比附，我们得到的只是不中不西的“在中国的西方学术”！而中国本土学术呢？已经全都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材料，即使所谓的比较研究，也几乎都是按“西是中非”的既定学术标准进行。

2010年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老师找到笔者，他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太重要了。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他答：自己的单位与商务部有个培训外国专家（还有军人）的项目，作为老师，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教人家的，因为中国所有的科目都来自外国，根本不能用来教人家。好在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一般是为了方便学汉语，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实——这位学者也揭示了中国学界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在中国的中国学术不等于中国学术！

脱下西学的“皇帝新装”，今日之中国学术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美国用学术征服中国的战略——他们知道，这是最廉价，反抗最小，也是长期内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时，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中国学人必需清楚，二十世纪初美国朝野推动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让中国青年来美留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要以学术手段，使中国美国化，使中国变成美国无形的殖民地，进而 “赢得整个帝国”。

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詹姆士备忘录主张的从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危害比日本侵华蓝图“田中奏折”还要大，因为领土上的侵略显而易见，而学术上的征服却是和风细雨般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

 

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延安经验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

现在讨论中国模式，背后有两种情绪，两种判断。刚才徐老师是在肯定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谈论中国模式，但是我了解还有一种相当消极和悲观的情绪。其实，不光人文学者这边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就是经济学家的判断也泾渭分明，要么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有困难但没有问题，要么就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我现在想讲一个案例，看看延安时期，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是怎样处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这对现在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也与我们的主题相关。

1927年之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分享革命话语。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不能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大的改变，戴季陶主义开始出现。戴季陶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改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孙中山看作是接续儒家道统的一个谱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需要重新来定位他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主流的话语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蒋介石是背叛了革命。围绕着重新定位，1928年以后发生很多次论争。其中很重要的两个论战，一个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战，郭沫若等一批人认为中国社会是沿着马克思描述的五阶段发展的；另一个论争与此相应，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个论证得出很重要的结论，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于毛泽东在后来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有着特别大的关系。这两个论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实力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影响力巨大。

我这里谈到的新启蒙运动，最近这两年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研究，但是，以前大家都不怎么太愿意或者不太敢言。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跟党史上的一个人物很有关系，陈伯达。他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特别核心的一个成员。也因为这个因素，新启蒙运动也与毛泽东有了关系。

新启蒙运动有三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解决如何评价五四运动的问题，因为五四运动是革命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主张民主和科学，提倡理性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五四运动，认为它把中国传统和西方新引入的民主和科学之间绝对背离起来，无论从当时客观的形式和理论本身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反思。此外，还认为五四运动当时对于民众的影响偏小。

新启蒙运动第二个重要的议题是，怎么来应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戴季陶改造后的意识形态。共产党意识到了戴季陶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的威胁，因为他接续了中国的道统。在当时抗日的背景下，很浓厚的民主主义的因素与此有着很强的契合之处。更何况。戴季陶提出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跟苏俄之间的关系。

新启蒙运动第三个重要议题，是要处理党内教条主义的问题，也就是王明片面地用苏俄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的问题。

新启蒙运动在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口号，包括中国化、地方化、通俗化。我们现在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多人认为是1936年出现的，使用这个词的人很多，包括张申府，这个人与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应该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中间有一段脱党，当时在清华做教授。像陈伯达、艾思奇都用到中国化这个词，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路者。

新启蒙运动是怎样影响到延安时期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建设的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决定让陈伯达当他的秘书。我们从1938、39、40年的毛泽东文稿里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和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等人有过很多书信讨论，直接让陈伯达作秘书更使得毛泽东身边就盘结了一批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成员，甚至还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哲学的研讨小组，在延安经常一起做通宵畅谈。因此，我认为毛泽东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有着确凿的证据，看高华的《红太阳怎么升起》，有这个过程的描述。

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两篇重要文章都吸收了新启蒙运动的成果。一篇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章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对当时各个阶级做了分析，得出其他阶级的政党都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另一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文章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进行了描述，而且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口号，即科学化、大众化和民族化。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出来以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状况，在延安，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之中，影响至巨大，直接导致了左派书籍的销量激增。

我个人认为，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文化战略建构或者意识形态重整，可能是其90年历史中特别成功的案例。如果现在的意识形态资源出现了困境，那么，可以参考当时的意识形态重建思路，或许能有更有价值的发现。

 

贝淡宁（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首先要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评价一下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我先讲关于翟玉忠老师的文章，很有趣，有一些我赞同，有一些我不是那么赞同。

我先讲第一部分，尤其是我觉得研究方式，历史方面，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都应该研究，尤其是1905年的时候的一些，美国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动机来帮助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包括清华，我们现在是1911年建的，主要是靠美国的一些政府的政策，到底有什么目的，是不是为了宣传基督教，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些问题。我是加拿大人，我也怀疑美国的政府尤其是外交政策. 我妈妈信基督教，可是我是比较赞成儒家的。我的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会问我, 你的工资是不是从中国政府来的，是不是被他们洗脑? 所以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你们靠美国政府的资源，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政治思想, 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应该问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都赞同。

而且我也同意不应该完全使用马克思的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翟玉忠老师说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从欧洲的历史来的，所以不应该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我完全赞同这方面。我觉得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观，我有很多方面同意，尤其是跟儒家的价值观有一些相似的部分。但是, 我有一些学生，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解释一些哲学的问题，比方说, 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论.马克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超越问题不是马克思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些方面我都赞同。

我不赞同的地方，我没有那么悲观，而且看清华的经验，可以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基督教，可是他们成功吗？没有成功，不是基督教的核心，我们不可以说把以前历史跟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有很大的变化，可能过去是他们的目的，可是现在不一样，而且我们问这些资源从哪来的？如果是政府的资源，我们可以怀疑动机是什么，如果是大学的钱、公司的钱，私人的钱，也不见得有直接的推广美国利益的一些目的，有的是为了研究一些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我们要学习新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我没有那么悲观。

假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破坏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的文化，他们会不会成功，我觉得不见得会成功，如果我们比较80年代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80年代的学生，有自己的经验，很多中国的学生，他们对美国的文化完全有一种理想的态度，为什么呢？主要目的是他们不懂美国的历史，美国的社会，可是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突然发现美国有很多问题，很多缺点，，或者美国的文化，没有同情的态度，这是比较客观的，我觉得这方面是一种进步。包括一些老师，我们的朋友，包括王绍光，他们都去美国留学，他们是不是被美国政府洗脑，，。包括我的学生，他们去美国留学，他们发现，本来我就想学西方的哲学，然后他们去美国，我觉得我的身份，我的认同，跟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有兴趣，一方面是好的结果，而且他们会研究新的问题，包括心理学的同学，去美国，他自己开始研究西方和东方的一些心理学的文化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好处。而且政治方面有一些好处。习近平的女儿去哈弗大学学习，好东西，不会跟美国打仗。

可是我还是同意，如果完全靠美国的资源来研究，当然是一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因为中国资源多，政府可以派一些学者来研究，不管是西方的东西，也是中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学到好东西，比方说我去年去南非开会，孔子学院的钱，我们研究，因为南非的伦理强调和谐的概念，所以我们会比较重视儒家的和谐，这些问题，美国不管是政府还是别的钱，他们不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资源来研究，就是中国，对中国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钱来研究新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在翻译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因为现在美国人对这些文章和书有兴趣，钱主要是从中国政府和朋友来的，这方面我当然觉得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因为现在我们不见得完全是靠西方的一些专业限制的来解决一些问题，比方受国学，不见得什么是哲学，也不是是政治学，不是文学，因为这些专业主要是从西方的背景来的，所以不应该完全靠西方的一些专业限制来研究这些问题, 可以用中国的本土学术来超越西方专业限制。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有进步。

还有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文化，那篇文章讲了一些，我不讲，这些问题太复杂。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威胁中国文化，中国本土学术，是不是完全是美国政府? 可能我不理解新法家`,，可是有人说历史方面，法家是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对儒家。

最后的问题，有一些学生，他们想去美国研究西方的一些政治，西方的哲学，可是他们一到美国，那些美国的导师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应该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他们去西方就是为了研究西方的问题，所以现在有的问题根过去的不一样。

关于干老师的文章，其实不是我的专业，关于新启蒙的运动，他们说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应该选好的部分，放弃不好的部分，当然都会同意，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选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毛主席的时代，干老师写的，在第9页，毛主席提出民族、科学和大众的三个标准。但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用这些标准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毛主席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还要用这些标准来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或者说科学最重要还是道德最重要，民族最重要还是天下最重要，大众最重要还是培养精英最重要。

孙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想简单谈一下我从早晨听会到现在的感想，我听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理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是一个“拯救”的意识形态，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国际政治的不平等关系和冷战意识形态对于全世界的渗透考虑在内，这一立场和意识形态是有充分合理性的。

但是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就在这个层面讨论中国模式，它是不是有效的？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模式没有一个有效的解释功能，换句话说，不能够有效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那么恐怕无论多激烈的立场和辩护，多高调的意识形态，大概都很快被人忘记，不会形成一种真正介入现实的力量。原理性的叙述并不仅仅是学院的事情，没有原理根基的意识形态，不会具有现实生命力。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之间，恐怕没有那么原则性的区别。即使这些区别可以引出一些理论话题，也不比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这个问题本身更迫切。我更倾向于认为，无论使用哪一种范畴，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更重要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社会的演进和变化，如何发现它的内在理路。假如我们真正建立了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可能牵扯到对已有价值判断的重新评估。对于一些纠结不清的现象我们要给出解释，否则的话，理论再严整，逻辑再严密，恐怕也仅仅是空谈。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王绍光教授提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他说存在着一个本体论上的中国模式，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认识论上的中国模式。

本体论上的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认识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对于这种逻辑的把握。这两者虽然无法用主观-客观的方式简单对立，但是仍然需要进行相对的区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当下我们还没有充分建立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认识，却急于关心它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许应该先搁置这种普遍还是特殊的争论，更下功夫地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一直到目前为止，都过于偏重制度安排、政党理念以及整体的社会结构，过于关心宏大叙事。这些视角当然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可能没有被充分注意到，就是中国模式的载体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到底是谁。当然国家政策的影响和精英的意识形态功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众。我想民众这个概念现在被过度消费，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民众本身的逻辑。我有一个很唐突的建议，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模式的民众主体，我建议大家不妨试一下装修，我这几天在装修，一直在和中国的民众打交道，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错位，借助于王绍光的用语，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错位。所以，我想借助这个例子谈谈我对中国民众的理解。(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