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

中国模式的讨论可以为人类文明探索新路

感谢大家出席。“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指导下，《文化纵横》杂志社与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共同召集了此次学术论坛。2009年夏季，《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设立了“中国模式研究课题”，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维度探索中国模式问题。历时一年半，课题组先后提交了《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共产党》等系列文章，并刊发在2010年《文化纵横》第五期、2011年第一期和2011年第二期上。课题成果发表后，在思想界引起重大反响，并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成为此次《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政坛的重要契机。

自“中国模式”的概念出现以来，以“中国模式”为框架解释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学术努力渐成显学，这种努力意在探索导致中国30年成功发展的中国因素。目前为止，论者多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理论、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经济理论方面论述中国模式，而关于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则明显不足。

我们认为，推动并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伟大成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模式，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此，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建立的国家形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在上述政经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现代化动员，对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统筹运用等等。同时，我们还必须理解面对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在前后两个30年中对于发展战略和政经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实践并渐趋成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讨论中国模式，任何外来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仅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根本的思想依据。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政治经济因素，才能本质性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些根本因素，乃在于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开这样的认识论和思维方法，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只能不断重复西方主流知识界已反复犯过的错误。

    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除了现实的政经体制的因素，我们还应看到传统中国给我们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复旦思想史中心的课题报告指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这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明，并屹立5000年不倒的根本原因。对于导致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理论解释，我们必须对那些习焉不察、但始终深刻作用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自觉。

探讨中国模式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到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那些成功要素，并力图加以模式化和体系化。我们认为，“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本宗旨乃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新的可能性。在一个资源环境日益枯竭、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能惠及全体人类的不可持续的世界中，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应该指向新的方向，它应该能够从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出发，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模式开辟出新的道路。

 

潘世伟（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

深入思考中国模式

建党90周年前夕，举办“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高端学术研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四年是一个时间窗口，相继出现了30年、60年、90年，一个是改革开放30年，一个是纪念建国60年，一个是纪念建党90年。这是一个总的回顾，同时也是一个思考，是我们进行理论再创造的非常重要的时间周期。

思考建党90年的历史，它的内在统一性在哪里？我想有两条是大家的共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外一个就是先进政党的成长。

思考建国60年的历史，其内在统一性在哪里？我觉得恐怕可以归结为原创性。于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新制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当然这是早期探索；于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和维系；于理论来讲，是一种新的主义，一种新的主张的不断思考、提炼和归纳。

思考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内在统一性又是什么？我觉得恐怕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我们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就是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非欧美国家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接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承担了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负责的现代化的领导使命，有效的在特大型国家比较顺利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我认为，这不仅是现代化的第二路径，也有可能是现代化的第二样式，在内涵上，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上，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的前景上，可能比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第一个现代化样式更具有合理性，更具有优越性。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30年、60年、90年，理论始终是一个先导性的、基础性、支撑性的活跃的发展因素。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努力是引进性的、吸纳性的，从外面引入西学过程中，批判和超越西学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发端，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使用型和改造型的，也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改造，由此诞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之后由于苏联样板的失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合使用，外部思想资源补充面临枯竭，再加上中国自身国情和当代世界变化巨大，这迫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努力方面要进行创新型，由此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各个阶段性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90年来，创造型因素的权重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过程中权重越来越大。

当然，任何理论在引导现实的同时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及其成果基本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智慧。第一个30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选择性和变通性的智慧，也就是成功解决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代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来完成国家独立民主解放、结束封建传统的民族革命问题。第二个30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下，使新国家、新政权、新制度顽强坚持下来的一种生存性智慧。第三个3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奇迹，从而体现了原创性、转换性和发展性的智慧。

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代中国变革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长仍然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学科化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学和传统国学的融汇衔接问题，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各类难题的解读和解决的指导作用的加强问题，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的覆盖它的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群体的问题，比如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和诠释的问题，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当代西方困境更具穿越性影响力的问题，等等，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这个研讨会能够吸引这么多与会者参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也预祝在座的各位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群众化做出更多的努力。我坚信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专业、为自身使命、为忠实信仰、为毕生事业的学者，都是当代中国最值得尊敬得人。我们将以此为业，以此为荣，以此为尊。我们的党将永远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实践将永远期待我们的成果，我们的人民将永远感谢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历史将永远记住我们的努力。

谢谢大家。

萧思健（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

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代表复旦大学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致辞。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代表复旦大学感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及文化纵横杂志社、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求是理论网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对复旦大学的思想史研究中心，对复旦大学的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他们的努力探索的工作给予的厚爱和支持。

今天学术论坛一个重要的基础在于三个一，第一个一，是一个课题组，就是中国模式研究的课题组，第二个一，来自于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就是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另外也在于第三个一，就是在去年秋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华文明、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座谈会取得的成果。这些理论创新的成果是大家关心的成果，也是复旦大学的荣幸，复旦大学为有这样的一些优秀、努力的青年学者感到高兴。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日内瓦工作的张维为教授，我们有17年的交往，跟他经常有一些交流，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震撼》，其实他也是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年的探究，他总感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为他毕竟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在国内，所以他也非常关注国内的学者，包括复旦大学的学者的研究，在我们现在已做的工作，很好的把100年辛亥革命以来的时间、把新中国成立的60年以上的时间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三个时间的概念的构成要素，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形成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很好的结合起来，这一点我也是在跟张教授交流的时候，我想这方面的领域的交流，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复旦大学作为一个重要性的学校，是比较注意去培养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一些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到现在，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一会杨志刚处长会介绍。从学校来讲，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学者和我们的思想，这是我们的天职，同时更多的关注中青年的学者，尤其是关心国家的关切、社会的关切、中国问题的这些学者，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包括舆论条件、宣传的一些支持，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宽松和鼓舞。

我自己举个例子，好比我们吃饭的时候做菜，也许是冷菜，也许是热炒，也是是炖品，我们对中青年的学者，一个不能冷，第二，少一些热炒，热炒容易法晕，多一些炖品，从营养学的角度，是最营养的，呵护他们的成长。

   预祝今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也真诚的欢迎各位学者到复旦大学作客，到复旦大学指导工作谢谢大家。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我与各位交流一下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主要是针对两个问题进行。第一个问题，中国模式如何界定？

中国模式是一个简称，它的内涵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我们要强调，它不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也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同时，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更不是不发达国家小国的发展模式。此外，还应当搞清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是从学术的语言，从学科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界定。它与上面提到的一些概念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谁要替代谁、谁要承认谁、谁要否定谁的关系。

鉴于对于中国模式界定出现的种种歧义，我有几个建议：

首先是规范“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它的全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外国人喜欢用中国模式，当然不喜欢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西方有意用中国模式来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一定要小心。

西方讲中国模式，大部分人是拥护的，虽然他不讲社会主义，但是他要来概括中国模式是好事不是坏事。至于说西方是不是都赞成社会主义？多数人不赞成，但是这也不妨碍在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他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不要否定概念运用的积极意义。在这里要做两个层次的区分：

一个是中国发展模式，可以在不同领域进行概括，比如说经济领域，有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模式，也就是新兴工业化模式，也有三农建设模式，也有生态发展模式，还有受到越来越多学者批评的苏联模式，等等。还有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模式。

一是中国体制模式，这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是体制目标模式，用现在总书记强调的话说，就是顶层设计，系统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有哪几点？如果没有的话，三十年后还是这样，肯定不行。官方文件也有一些基调，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探讨。体制模式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体制改革过程模式，体制改革的过程，比如说很多文章里面概括的，先农村后城市等等一类的改革，或者有人说先经济后政治，不一定准确，这种改革过程的模式，要和改革的目标模式相区别。

做出以上层次的区分后，我们可以分别在这些层面进行研究，达成共识，然后形成总的概括。现在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大多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一起概括，这样实际上永远达不成协议，而且会引起某一些人的反对。所以，我认为，先不要急于概括，而是先要做好区分，这是我的第一条意见。

第二个大问题，中国体制目标模式是什么？

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是要完善“四主型经济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政治体制目标模式是要形成“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政治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文化体制目标模式是要形成“一个体系、两个主体”的文化格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

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我赞成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恐怕存在一种中国模式。但是在认识论的角度上，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这里，我避免用这个词，而用“中国道路”这一提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实践是要解决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能不能有共产党夺取政权通向社会主义。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实践就是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在马克思的书里都有，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拒绝去仔细描述。其实毛泽东、邓小平也一样。我们看毛泽东，尤其1956年以后，从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的《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那时常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现在不清楚，需要探索。他对于苏联当时已经成型的东西，其实给予了很多反思，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所以，1956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大量事情都跟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的说法不一样。邓小平在1978、1979、1980年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都表示，我们要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那些不清楚的事物，我们要有一个开放式的探索态度。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道路的探索跟具体的发展阶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发展阶段”，我用了非常简单的指标，不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用的是国际比较的整套数据。截取1949年到2008年，按照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的购买力评价的指标来算，194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500美金，到1978年正好是1000美金，这个阶段叫做匮乏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2002年，中国人均GDP从1000美金到4000美金，是温饱阶段。2002年以后人均GDP继续增长，到2008年达到8000美金，这是小康阶段。

三个不同的阶段，社会主义回答的问题不一样。

匮乏阶段。人均GDP非常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人，能够维持一个生存。你如果还要有一部分剩余，那就得把剩余打掉，然后再平均分，还是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一点点不平等，有一些人生活好一点，就会有另外一些人活不下去。我把当时这种经济体制叫做社会主义1.0版本。匮乏阶段的基本体制有三个特征：

一是公有制，中国从1953年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实行了公有制。但是，中国的公有制跟苏联的公有制模式非常不一样，国有制的成分比较少，国有制企业几万家，但是集体所有制很多，乡镇企业100多万家。二是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公有制情况下搞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可能性。70年代，集体所有制和乡镇企业出现了大量的采购员到处跑，如果是有计划的，那些采购员应该不存在。中国当时受计划控制的有三类物资：一类物资，二类物资，三类物资。一类物资，中央纪委和中央部委管的物资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0种，大量的物资是二流物资和三流物资，所以中国当时既不是一个传统的以国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传统的以中央计划为特征的一个社会主义。三是福利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体制，而是以城市和农村为单位的单位福利体制，这样的体制特征，这种社会主义1.0版本，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GDP来讲，达到6.7%，从1953到1978年，放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跟任何国家比，都是相当好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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