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阶段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了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用配给的方式保证所有人有最基本的生存，与此同时，也使得中国人的基本教育和基本卫生保障得到了保证。这个阶段为2.0版本的社会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这一阶段在国内评价比较低；但在国外，凡是看过经济史的人都比较认可，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你想有后30年的发展，完全是没有可能性的。当然，匮乏阶段也有很多缺陷，主要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个体福利改善比较慢。

温饱阶段，这是社会主义2.0版本。大家可以吃饱，不一定吃得很好；也可以穿得暖，不一定很有品位。这一阶段的重点是一方面继续消除贫困，另一方面增加私人收入水平和私人消费水平。鼓励个体经过竞争来改善个体福利，与此同时，把贫困大大的减少。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都还实现得不错，尤其从减贫的角度，不管什么是贫困的指标，一块美金或者官方的贫困指标，中国都做得非常好，都是几亿人脱贫。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在过去30年，全世界有4亿人脱贫，而按照世行标准，中国有5亿人脱贫。换句话说，中国如果没有5亿中国人脱贫，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将增加一个亿。从经济增长来讲， 9.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时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人的不安全和不平等，还有一个是不可持续。

小康阶段，这是3.0版本的社会主义。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到了3.0阶段，国家就要把大量增加的福利变成公共的消费，吃穿解决以后，住行以及跟安全、跟平等相关的东西的改善，对全社会的福利改善最重要的东西，都将成为重点考虑的问题。2002年以前，批评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2002年以后，社会政策逐步出现。最近，重庆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社会已经不关心吃穿的问题，而是关心住、行、安全这一系列问题。

    所以回头看，我觉得，这些年里，社会主义是在不断的向前走。非要用所谓的左和右来判定，反而是一种僵化的表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过去现在进行时，有社会主义的主体因素，也有很多非社会主义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只要方向坚持住，不断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还有大有可为的。

林炎志（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学术思想最好的办法是炖菜，东北人就喜欢炖，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块，没有先后，没有主次，研讨会就是各种思想、各种人在一块，不讲先后，一炖，炖比炒、炸都好。

中国模式现在讨论挺热的，刚才两位同志把这个领域的热点问题都点到了，如果要点评，我尝试从新的角度说一下这个事情。

一个中国模式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中国模式对着的是哪段历史？是30年还是60年还是100多年，甚至放宽到更远。如果是30年，大概和发展有关；如果是60年，就跟改造和发展有关，因为前30年并不光是发展，什么土改，什么三化一改，这些东西都是革命任务。尤其文革，文革肯定不是发展，肯定是解决什么社会矛盾，尽管解决的方法不一定对。所以，要说发展模式，大概就是30年；如果说体制模式，这就比较窄了，因为体制涉及到定型的问题，现在中央定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其他的没有多说。所以将来体制模式怎么定，还会涉及到很多角度。

至于中国模式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确实是人为设计，但模式的背后的确又有很强的客观性。中国模式的研究，可能还得涉及到国情类型，中国模式到底针对哪种类型，哪种国情，还是要涉及到主观问题。而且，中国模式是为哪一种对象提出的？我们过去是亚非拉的榜样，大致讲对象、讲国情、讲类型。这些年都潜在的对象都统统隐去了，但是隐去了以后，我们提这个中国模式，人家接受不接受，人家的国情跟这个相近不相近，我们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模式给人家，这可能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至于理论应用层面的问题，例如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说成中国经验、中国案例、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我不承认这个，我承认那个，则大可不必。这都是学者讨论或宣传口径的事情，在实践层面差别并不大。

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内在超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客观衔接点，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而且要找到与中国的主观衔接点，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的接受心理，另外是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体系所提供的文化土壤。在这两种意义上，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文化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基础。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既渴望向西方学习真理，同时又痛恨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而马克思主义既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既高度肯定西方现代性的成果，又尖锐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弊端，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中国人民的矛盾心理，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段精神旅程，读过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的，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影响。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这种矛盾心理仍然存在，这种心理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供心理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逐步加深，随着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越来越不足以满足中国人民对一种外来理论的接受心理，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即它作为一种“非神圣时代的神圣理论”，则越来越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神圣的时代”，最有名的说法是尼采的“上帝死了”这样的说法，但是在这样的说法之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已经做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一段话大家很熟悉，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些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些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段话虽然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绘，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当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下面这段话的说话，他也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思想家，“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该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样的说法，凡是要问为什么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意识。关键是如何在一切神圣东西被亵渎的情况下坚守美好的理想，如何在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语境当中维持价值信念，这个问题或者这两个问题对当今世界、当代社会的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特殊说服力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那种对信仰来对抗理性的保守主义，又反对那种用理性来否定信仰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赞成理性主义的立场，积极肯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精神成果，同时拒绝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而赞扬为了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如狄德罗以及伏尔泰、卢梭等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通过自然与人的统一来克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超越理性与信仰的对峙，要通过对观念世界之世俗基础的革命改造来合理地解决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问题，要在发挥资本的文明化作用、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的基础上理解和实现真实集体和自主个性的统一，避免和超越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的两难。这些话当中许多都是马克思的原话，我没有展开解释。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对于经过暴风骤雨般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于经历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吸引力，至少是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吸引力。就马克思主义同时满足现代人的既相信科学又需要信仰，既尊重客观现实，又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需求来说，所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与同样处于现代社会的其他人没有根本区别。但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的内在超越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古已有之的内在超越传统具有高度切合的关系。

    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超越的精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有一段论证，当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来揭示其灭亡趋势的时候，当他们通过揭露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而倡导人的解放的前景的时候，尤其当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第二阶段的第三个阶段基础的时候--第二阶段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当他们强调人类社会第二阶段是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是一种内在批判的立场，这种内在批判的立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也体现了对整个现实社会进行的内在超越，那么这种内在超越的思想的思辨表达的一种典型，是1843年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说的名言，就是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是具有理性的形式，这句话比恩格斯高度评价的黑格尔的那个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命题，更加明确的表达了这样的意识，即对非理性的现实进行批判地依据恰恰是现实本身当中的理性。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精神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得到了继承，这一点我这里没法展开。我想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也就是以基督教统为代表的外在超越观念的一种超越，这种外在超越观念的典型的一个说法，是“坚持上帝是超越人的，人就超越了自身”。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样的观念的批判，也是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或者世俗化过程的适应。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在形式上具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对中国思想传统是很大的冲击，内容上预设的现代工业社会，现代无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现实也有一定距离。但是作为精神气质之核心的内在超越观念与中国传统有相当程度的亲和性。

当然内在超越的说法并非中国固有，但是这个来自西方的说法有助于概括中国的儒释道几家主要思想传统，相信人有可能通过自我修养自我超越而成圣，成仙，成佛的特点。传入中国的西学当中，除了基督教神学中的内在超越之争突出了超越与内在的区别之外，雅思贝司的著名的轴心时代命题，康德对超越的与先验的之间的概念区分，从不同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内在超越的古代传统的当代意义，反过来说，从来就以内在超越作为鲜明特点的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世界范围，不仅仅是中国一域之内解决前面的两个问题，提供了保证的文化资源。

与世界上其他各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历来就具有比较鲜明的世俗性质，许多民族把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基础，而我们的古人很早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获得不朽的现实途径。中国文化固然也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神圣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一旦在现代化条件下经受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其他思想传统更适合为世俗化条件下的理想主义提供文化心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到了现代，一些在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个人性格等等方面差别极大的中国人，比如说李大钊、鲁迅、胡适、雷锋，都会对个人生活与大千世界之间的关系作出同样的既世俗又超越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通常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的角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或者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的角度，理解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这两种理解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两种理解之外，我觉得还有第三种理解，那就是，从中国而不是西方做出对普世问题的特殊贡献。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成为解决世界普遍问题的宝贵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就已经包括特定民族的特定贡献，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实这三个来源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来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与英法唯物主义的关系，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特殊联系的论述当中，这一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共产主义与中国内在超越传统的密切关系，我觉得也应该能说上类似的一段话，这段话我自己说不出，但是想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表达大概的意思，梁先生虽然没有使用“内在超越”的说法，但是他从道德与宗教、理性与理智的对比出发进行中西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会赞同当代新儒家和一些大陆学者用“内在超越”对中国文化进行的概括，梁先生毕生最后的著作是《中国：理性之国》，其中对理性和理智进行很有意思的区分，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今后对世界的贡献。他的大致意思是，从恩格斯在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论述可以知道，社会主义本来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脉相承的，而以理性早启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不仅曾经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可能更适合解决本该由理性而非理智解决的世人皆有而当代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生活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西方的理智特别擅长物质生活问题，而中国的理性特别擅长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乃至精神生活问题。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中国人可能比其他社会更加容易一些。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

我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重新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遗产。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时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第二，从这个角度如何评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遗产。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是一个老问题，不是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都一直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甚至把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战所形成的一些文献，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第一次是延安整风，第二次是中苏论战，第三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什么现在重新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是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个是国际角度来讲，冷战时期，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越来越明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全球范围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二是后冷战时期，我们看到的争执不是以阶级为主题，而是宗教、种族和地域、文明。这样我们就看到马克思主义整个在西方是学院派的，缺乏政治类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两个内部挑战，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丧失了问题的针对性，尤其对于执政党而言，共产党已经很难用马克思作为精神依据和政策的指导思想，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口号，或者就是一些政治要求；二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很多人开始怀疑，以共产主义理念作为革命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到今天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我觉得无论从国际局势还是国内局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回答这两个切实的问题。

从国内来讲，如果我们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吸纳许多资本主义要素，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怎么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依据的力量。

从国际上来讲，我们迫切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主张的道义基础究竟何在？如果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会变成否定中国采用大国政治格局的理论资源。从执政党角度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既右和既左两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最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发生有效的关联。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学院的理论课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在迅速崛起的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

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提供什么？这样的理论问题比较大，但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第二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去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中央高层到民间形成了巨大论战。以往论战很少有重新解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我们以往都是借鉴西方资源，党内的资源很少有邓小平。这次有人重新解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有人重新来阐释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甚至把这一篇文章看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甚至提出要重新通过这个讲话来阐释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把毛泽东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代表，虽然邓小平也常常被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理论代表，但是大家总是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或者采取的路径并不符合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的冲突对峙大致是这样的。就此，从四个方面来解读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论述。

首先，如何处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提出来，这只是一个理论概括，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两次出现过，最近一次就是改革开放提出党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如果你再说早一些，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从一个革命转向建设，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能用资本来理解执政党的概念，甚至把革命党和执政党对立起来。关于这个问题，有很重要的案例。国民党当年如何从革命转向执政党，应该说国民党经过三民主义的改造以后，已经变成苏俄式的革命党，但是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在清除共产党的同时，也清除了革命党内部的左派倾向，指示国民党变成了丧失革命理想的执政党，其结果国民党缺乏精神凝聚力，缺乏理论感召力气，缺乏对青年学生和文化知识的信仰，应该说国民党开始变得物质化、腐败化、封建化、官僚化，其最后不得不依赖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走向了人民对立。

1927年，国民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这一刻开始就埋下了最后败亡的种子。所以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看得很清楚，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时候，如何有可能变得腐败。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说，就是要在经济建设转向的时候，时刻不放的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至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依然把革命党的手段保留下来：一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作为长远目标，二是时刻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换句话说，一方面强制法制，另外一方面强调人民民主专制，把常规时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和紧急时刻的人民民主专制紧密的结合起来。所以，邓小平关于这方面有一系列的措施，邓小平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看作是追求革命的一部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填补了留下来的精神空白。因此我们说，从共产党、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如何要把革命党的理想始终内化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时刻保持执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恰恰是邓小平一直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后来提出所谓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建设。

其次，如果上面关于处理执政党和革命党，把革命党的理想内化到执政党的内部，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那么，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的方略也很重要。这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问题是如何来凝聚改革共识？

邓小平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30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恰恰就是有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改革共识，1989年是改革共识的破裂，1992年南巡讲话是重建。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邓小平的改革智慧，那就是确立改革共识。如何确立起这一共识，邓小平在策略运用上充满智慧。

一是适当把握了不变和变，或者说不改与改。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改什么，因为对于要改什么，很难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哪些东西不能改，却相对容易达成一致。我们看到《邓小平理论》里面，不断讲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建设、学习西方，但四项基本原则从来不能动，甚至晚年修订的邓小平文选还讲，1986年的讲话原封不动，一个字不改。

二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正主动向弱势阶层进行妥协和让步。邓小平在推行改革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前结束对三种人的审查，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今天讲改革开放30年，几乎没有文章提这件事。大家知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派重新掌权，中央做了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清除三种人，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知道，实际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法律政治来看，这是一个经济改革派对当年文化革命派的一个专政，不合乎法律和宪法程序。问题是随着经济改革派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很快就结束了对三种人的审查。邓小平专门有这样的讲话，提出一个口号，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其实就是让大家丢掉意识上的派别仇恨，真正的凝聚改革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文革两派有差不多杀父之仇，在邓小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下，却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反而在今天，中国有新的强势阶层出现，却没有向弱势阶层表现妥协或让步。改革不是凝聚起来，而是越来越分化。而这恰恰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策略上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深化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凝聚一个什么不改的共识。从2009年，开始出现所谓的不搞什么、不搞什么，今年的两会又把不搞什么的改革共识做了一个表态。其实像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特别新的问题。

再次，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涉及到党政分离和党政结合的问题。80年的讲话，主旨是两个，干部年轻化、党政分离。这个讲话为1982年宪法的修改做了一个序言，这个问题专门讲。但是，1982年宪法，或者说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悲剧是1989年的悲剧，出现了党和国家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问题。邓小平通过全部努力，重新实现三位一体，将党的最高领导、国家的领导、军队的领导集于一个人之上。我们回头看，党和国家提出的党和国家的分离，最后邓小平认为失败，最后的总结没有写成文章，但已经有意识考虑如何将党和国家如何结合起来。

最后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遗产，邓小平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一个是教育，尤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是对党内高层的教育，不断强调中国的问题，党内问题在高层。在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或者道德形态基础，在邓小平那里少有论述。从党内遗产来讲，第一个就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毛泽东，他们为此做出了详细论述。

    简单来讲，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古典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融为一体，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奠定一个理想人格，我觉得到今天仍然需要吸取这些营养，为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奠定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现在国内保守派和西化派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认为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是错的，是误入了歧途。西化派认为我们不应该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有那么多好东西没有学，却学了经过俄国人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保守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异端，和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而是苏俄马克思主义或欧洲马克思主义变种。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