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反思与前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会议纪要

编者按：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经济危机导向社会政治危机。目前看去，危机仍然没有终止的迹象，并可能导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世界。

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而易见。继4万亿反危机财政措施出台四年后，虽然中国一时避免了全球危机的剧烈振荡，但经济增长已经十几个月处于下行状态，投资拉动增长的潜能接近极限，外贸出口持续不畅，导致以出口为主要依托的中国制造业全面过剩，进而推动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转向投机领域，地产乃至金融投资业泡沫不断膨胀。

中国已经纳入全球体系，并与这个体系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世界经济发生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必须认真思索，搞清楚这个世界体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内在机理究竟为何？而反观中国思想界，对金融危机的理论思考远远不够，多停留在短期反危机措施及经济运行表象层面的观察思考，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远未展开。

有鉴于此，《文化纵横》杂志社组织了“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反思与前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专题研讨会。会议于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来自经济、金融、国际政治、社会学领域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一下议题展开：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ƒ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④金融危机与社会思潮。

学者们就本次金融危机的定性——是一次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性危机，还是一次标志着新的产业革命时代开端的转型危机？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冲击和改变，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挑战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内学界应该高度重视金融危机的研究，以深刻把握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动规律，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性质：传统周期性危机的重复还是新世界体系的破壳？

1.    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论：美欧的产业空心化导致金融塌方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贾晋京研究员认为：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一次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从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维持和发展，都需要技术性的重大突破来作为支撑。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难以为继，而且，过去克服危机所需要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过去，会有一系列的技术群来支撑一个经济周期，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以后，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来展开下一个经济周期。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可以通对外军事扩张来发现新的市场，而现在，既缺乏新的技术突破，也无法实现市场扩张，由此，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在于：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实现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而美元霸权的持续，依靠美国能够持续创造新的需求——美国必须要有新的产品能出售。不同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元，是各国都需要美国的产品，各国必须用美元来购买这些产品。过去，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尖端技术装备、技术标准、技术体系。但是，自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技术，无法制造新的需求和新的投资领域，美联储的政策只能把大量资本引导到房地产市场，最终导致市场泡沫。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在于：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造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普遍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没有产业支撑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在人口大量失业的条件下要保障经济增长，要保障福利体系，就只能依靠大量印钞。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税收，发美元就要发国债，发国债就要增加税收，而美国3.15亿人口只有6100万人口是有工作的，这使得税收无法增加。印出来的美元没有了税收支持，大量堆积在银行体系中，因为没有实际的消费、没有实际的经济活动，只能在金融市场做投资，做投机，没有变成实际的产品，关键在于缺乏实体产业的基础性支撑。这样，会造成高额的债务积累，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经济体系就支持不下去，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2.    货币供应与资源供给不平衡论：货币供应和资源供给脱节引起结构重组

《环球财经》杂志副总编张捷认为，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与货币供应与资源供给的不平衡相关。根据萨缪尔森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资源供给曲线后弯”理论，资源到一定的拐点时会出现随着价格增高供给量反而下降的情况。过去的世界货币与黄金挂钩，货币总量有限，因此会限制资源价格过高的情况。现在的世界货币，是纸质虚拟货币（美元），总量可以无限增加下去，然而资源的总量不会无限增加下去，必然会出现资源供给的曲线后弯。而现在，西方总体需求是随着价格的增长越来越小，供给是随着价格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造成这个系统难以形成均衡点，整个系统会崩盘。

美国政府有巨大的隐性负债。一个美国人一生在社保体系花费30多万美元，美国人最早从25岁开始进入社保，65岁退休，如果按照5%的利率，10多万美元缴费40年，得增值到30多万美元是可以承受的，而现在把银行利率变调到0.25%，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保体系的增值、估值完全不可能实现。而美国的所有债券，在市场上提供资金的基本上都是养老机构。中国持有的3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只占美国债务总额的8%左右，而美国的养老机构占到60%多。现在，在缺乏相应的盈利能力的基础上，背负如此巨大的债务，会进一步造成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日本、美国、欧洲都有这样的问题，信用体系崩溃导致以后政府的债务无法清偿，而高利率难以持续意味着印钞（货币供应）和资源（资源供给）关系已经脱节，所以现在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组。

3.    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大论：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度竞争

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又一次体现，非但不会简单过去，还会从金融领域扩散到社会领域并最终蔓延到政治领域。

卢周来教授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理论仍然具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的增加，但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一个国家立足于内部市场想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还会激发内部矛盾，导致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因为有限的市场范围会降低资本的利用空间。为了维护边际利润率不下降，资本只能更残酷地剥削劳工，发展下去必然是两极分化，劳资矛盾会日益突出。因此，要想维持长期经济增长，国家必须不断突破市场限度，扩大市场范围。

分析1873年—1895的欧洲经济危机，可以发现，随着第一波的殖民效应结束，以及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崛起，使本就拥挤的世界市场更加拥挤，竞争使商品价格不断走低，资本利润不断降低，进而引发欧洲经济危机。危机后果的社会表现就是失业、工人罢工。欧洲走出危机靠三条路径：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商品贸易上，大萧条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周期，保护性关税由19实际70年代晚期的德国和意大利首开其端，自此永远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其次，是对外殖民。1883-1914年间，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取得了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了将近100万平英里，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10多万平方英里。占领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分开，通过殖民地、殖民化、地方化来扩张市场的范围。最后，是内部民主化，提高劳工福利与待遇、扩大内需。

    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的外需不畅问题实际上表明，中国这个巨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使得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再一次迎来了市场饱和的危机。当下中国与19世纪末欧洲的比较，人均GDP与19世纪末欧洲的人均GDP处于一个量级，外贸进出口与当年的英国相似（当年是第一，现在中国也是第一），制造业的比例，在面临市场范围限制上，中国与当时整个欧洲相类似。但是在国别上，英国是霸主，中国反而与当时的美国相似，正在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

4.体制弊病论：华尔街金融集团转嫁危机

     也有人认为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有着明显的体制原因。例如，人大重阳经济研究院的赵亚贇研究员认为，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弊病造成的。由于美国的选举体制，华尔街金融集团凭借无出其右的财力，操纵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帮助符合自己利益的人胜选，还趁机创造了一个华尔街-华盛顿旋转门，直接派人出任政府高官，退职的高官也去华尔街各大银行担任管理层，将华尔街和美国国会和政府紧紧捆绑在一起。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的原因是华尔街通过这些活动，成功地让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放松银根，最终产生巨大的市场泡沫。等出现危机后，又逼迫政府巨资救助，还趁机通过做空来发国难财产。

    具体表现在：首先，金融集团控制美国政府监管部门，如美国的财长和美联储的主席都是华尔街金融集团出身的人士担任。其次，投资基金背后是商界、政界、媒体和学界的四大力量的联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迷惑投资者，逃脱监管，攫取巨额利润。再次，利用新技术来操纵世界金融市场。利用计算机设计复杂的衍生品和关联交易，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巨额资金可以通过互联网瞬间就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机构去。通过Facebook、Twitter这些网络社交工具可以散布信息、煽动投机情绪。最后，利用意识形态霸权来实现危机转嫁。依靠学者制造的概念如“绿色经济”、“页岩气革命”来影响市场投机取向，利用债务评级模式来输送危机，如标准普尔等下调欧洲债务评级。因此，金融危机的扩大更多的是美国金融集团在向他国输送危机，进行金融掠夺。

     二.主要经济体（美日欧）反危机政策的得失评估

1.    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采取不同策略，收获不同后果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分析了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的举措及其效果：

美国财政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引进金融机构，包括给金融机构注资、帮助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其二，大规模减税，主要是针对居民的减税，与中国4万亿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三，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一些新兴行业。在货币政策方面，第一步是先降息，降息没有空间之后开始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迄今为止美国进行了三轮半的QE。

欧洲的反应要显著的滞后于美国，一开始也是降息，降息之后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措施：第一是SMP，欧洲央行从市场上间接购买各种金融资产。第二是LTRO，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各个欧洲成员国的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让这些银行去购买本国的国债。第三种是AMT，类似于美国的QE，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具体实施。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危机国为了获得外部的贷款，不得不纷纷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就中长期来看是比较好的政策，但在短期内会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现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就面临相应问题。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不是直接遭遇了危机，而是长期就没有从危机中复苏过来。日本一直在做间接性的财政刺激，但是间接性财政政策不但没有使经济脱离下落的泥潭，反而造成债务居高不下。去年安倍上台之后，开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希望在两年之内把货币发行量翻一番，把通胀率从零左右提高到2%，最后是想推行结构性改革，例如今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府推出消费税减税的政策，但是结构性改革涉及到移民、财富分配等政治性内容，困难重重，很难得以实现。

    从效果来看：美日欧三国都在复苏，但是美国表现最好。美国摆脱金融危机前景看好的原因有三：首先，美国的杠杆率自2010年开始就有明显下降，而欧元区、日本和中国杠杆率都在上升过程中。而去杠杆化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全面复苏，无论是开工量、价值、投资量、成交量都有比较显著的反弹；最后，美国国内出现了页岩气革命，五年之后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能源国家。这一趋势不但对美国的宏观经济会有较大影响，对全球宏观经济，包括全球的地缘战略格局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2.从美日欧三者应对危机的效果看应对危机所需注意的要点

张明主任指出，从美日欧三者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和力度导致的不同后果可以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爆发危机之后政策反映速度和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同是这些经济体目前复苏程度不一的重要原因。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速度非常快，而且政策力度大，因此美国经济复苏较为迅速。

其次，这次危机深化了我们对杠杆率的认识水平：首先，过去只重视政府杠杆率和政府负债率，这次危机表明，私人部门负债率会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一旦资产价格破灭，危机爆发，政府就必须救市，由此私人部门的负债很容易转化为公共部门的负债，就此而言，债务是可以转化的，私人杠杆率可以转化为公共杠杆率。其次，过去一般认为外债比较危险，内债没有危险，这次危机展示了，即使外债处于安全范围，但如果国内债务高也会引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的外债较少，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救市，私人部门的外债变成政府外债，美国的国债有1/3是外国投资者持有，导致国内债务演变为国外的债务。所以，杠杆率要全面考虑，属于内债还是外债不重要，控制总的债务负担很重要，属于私人还是公共部门的债务不重要，控制总的债务率很重要。

最后，危机之后是否能利用危机来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决定着各国能不能真正走出危机。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做的比较好，美国和欧洲相继发生危机之后，美国的真实劳动力成本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对比危机前后，美国平均用工成本大概下降了超过1万美元，但是欧洲的劳动力成本基本上没有下降。

3、金融危机的后半程：美国经济复苏之日，就是一些国家倒下之时。

    张明主任认为：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欧洲还处在危机之中，日本很难克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遇到危机。这次危机的源头在美国，但是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欧洲与美国相比不是一个统一的财政联盟，现在国别的利益主宰了欧债危机的演进，所以欧债危机会旷日持久，短期不会结束。日本过去20年已经连续经历了两个衰退期了，安倍的政策虽然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很难持续。从日本的国内来看，无论是放松移民限制，还是显著的增加税收都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尽管本次危机的源头在发达国家，但危机很有可能会终结在新兴市场国家，比较危险的有三个国家：南非、巴西和印尼，因为它们都面临双逆差问题，其经济增长较为乏力，而且外汇储备规模较小。真正的危险期在2014年、2015年美联储加息时。此时，大量资本会从这些新兴市场抽出转回美国，从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危机。五年之内会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爆发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危机，由此而言，这次的金融危机会持续大概十年，前五年是在发达国家，后五年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来看印尼、巴西和南非最危险，中间风险的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比较安全的是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这些经济体。真正的危险期在一年半以后。

 

   三.金融危机中的新变量：服务贸易全球化的兴起

1.    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消费、中国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

社科院经济学所副所长张平认为：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旧有全球分工格局。过去是欧美为需求、消费国家，中国或者说东亚国家是制造业国家，拉美、非洲是资源提供国，现在，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已经趋于解体。具体表现为：从财富的增长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现在的OECD国家基本上并驾齐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消费比重并驾齐驱，发达国家消费、中国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各国的经济结构都需要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调整关键在于进行服务业和技术创新，进出口也需要平衡，但这次的再平衡过程可能旷日持久，因为有中国这个巨大体量的经济体的影响，传统的再平衡经验（解决危机的办法）已经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

    其次，金融危机的深化表明了旧有的世界金融结构滞后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变化过程。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仍然占据全球的统治地位，而新兴市场的金融与它的产出实力并不匹配，这就形成了再调整过程中的摩擦，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各国不断发生经济冲突的重要原因。我国是全球第二大产出国，但金融地位却等于零，国际清算表里看到的是人民币在全世界的结算地位在下降，不是在提高。

金融危机改变了实体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传统关系。过去，服务业需要以实体产业为基础，现在则出现了新的趋势：服务贸易的全球化。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