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副所长指出：过去，我们认为全球化是货物贸易不断扩展的过程，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或者说，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的复杂面相。

金融危机五年来，“全球性反危机协调”并不成功，无法组织一场世界各国联合应对危机的运动。相反，各种区域性保护不断兴起，比如说TPP，TIPP，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区域经济贸易区，中国和欧洲、美国的谈判等等。

金融危机改变了实体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传统关系。过去，服务业需要以实体产业为基础，现在则出现了新的趋势：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互联网的革命并未停止，而现在进入了全球互联网的新架构期，这个架构期的核心是现在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它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业很难全球化，因为服务项目、人员受到地域限制，很难实现全球流动。现在，依托互联网可以实现服务与人身的分离，服务贸易的范围急速扩大。实体经济在经济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过去的20%提升到50%。服务贸易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体系，包括互联网、媒体、医疗、金融体系、知识产权、软件服务等等，例如以谷歌为代表的服务贸易机构在全球的扩展，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总的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服务业需要的是全球规则的一致化，它带来对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甚至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致化要求，如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意识形态霸权。传统中不问意识形态、闷声发大财的货物贸易时代的规则可能失去效用。   

未来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也是概念创新能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例如，欧盟一直想主导所谓全球的低碳经济，它在“绿色生活”这个概念下面隐藏了大量的实质性主张——要更改汽车生产的标准，要决定建筑物的建设标准（控制楼热当量），现在美国也开始争夺绿色主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互联网、页岩气、天然气，这套主张直指能源独立。现在，大规模制造在欧美已经过时，相反可以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高成本的制造，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

 

   四．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1.    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实力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银认为：

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和外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这会进一步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而各国对未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长期预测将影响各国的外交战略，最终反过来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布局和实力对比。 

由于中美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的缩小，美国可能有三个战略选择：

第一是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保持自身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

第二是下定决心和中国实现战略和解，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包括让出亚洲地区。

第三是观望政策，采取一些应对性的行动，但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是孤立的崛起，很难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未来五年中国的外交困难会加大，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接近，我们要有承受压力的心理准备。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需要适度收敛的外交态度。我们的领导人反复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有现实的作用，实际上是表达一个愿望，稳定中美关系。但是新型大国关系不在于中国怎么想，而在于美国接不接受，实际上，美国是不会接受的。美国如果接受这个定义：第一给了中国维稳的空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第二给了中国一个地位、一个名分，就相当于给中国一个人大委员长，或者是政协主席的名义，给了这个名义中国就可以扩大影响、向周围国家发号施令，这是美国不愿意给中国的东西。第三是给了中国一个隐性的承诺，如果在正式的文件里面承认这种定义，就意味着美国不会使用极端的手段来应对中国，而保持极端手段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很重要，可以直接提高在谈判桌上的要价能力。第四会导致中国对周围国家的领导能力得到坐实。

总体来说，和美国之间应保持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关系，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刺激美国。而在应对周边国家时，必须注意不能因为不理智的外交举动把一些国家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2.    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未来的世界局势可能走向地区性的联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湘穗教授认为，根据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的观点，从150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过多次变迁，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时候。美国体系有很多次的更新，到今年已经80岁了，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比较长的金融的秋天，但是金融秋天不是冬天，离冬天还很长。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变量在影响全球经济，也在影响危机的未来发展。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从关贸总协定到TPP，出现了一种保护主义回潮的倾向，总的趋势不是全球化的深化，而是全球化的收缩，现在是收缩到区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会解体、解构，最后重回国别经济、国别贸易。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也在瓦解，重回国家货币，甚至是实物货币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出现。

而到金融危机下半场的时候，有可能在新的产业革命的基础上（比如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服务贸易体系更新），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

现在，中国要做的，第一发展实业，或者是维持实业，制造业是否有较大利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必须维持能养活13亿人的实业。第二是公平优先，危机必然呼吁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须推行以公正优先为主导的社会政策，减少贫富差距，避免社会分裂。第三是要积极推进变革、改革。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或服务贸易革命，中国不能落后，而是要跟上步伐。第四是要加强文化建设，不能丧失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任由别人忽悠，失去方向感。

五．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革命与民主危机

1.    金融危机之后，政党政治走向衰败，新媒体引发了革命模式向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自发运动的回归，强烈冲击着既有的政治治理模式。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吴强老师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骚乱形态的革命，在190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发展是以政党为组织形态来发动革命。这次的“阿拉伯之春”，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和南欧、西欧的金融危机是直接关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组织者受到了埃及革命的启发，鼓动了反对金融寡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然后把这种运动形式输出到全世界。目前的革命形态不再是依赖一个政党来组织革命，而是依赖新媒体来发动革命。

如果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以法国大革命式的骚乱为表现形态，20世纪以政党的有组织武装政变为形态，这次金融危机则是以新社会运动为形态。可以发现，从无组织的骚乱到有组织的政党革命，再到新社会运动的革命，革命的形式、形态、组织、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媒体条件下存在快速共识形成的机制，快速共识形成机制是一种以Twitter、微博为代表的一种即时性交流和网络化的聚合效应。其核心是一个稀疏的隐秘性的网络。稀疏隐秘性的网络是指有极少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大规模的网上传播的结合。它意味着可以把异质化的观点在很短时间内进行均质化，并进行大规模的传播，这是政治上的一个极化现象。极化现象和共识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不是产生一个中庸的共识，而是产生一个极化的共识。稀疏隐秘性的网络传播的介质在新媒体上是靠着少数的活跃用户，恰恰是不为人知的少数的活跃用户，他们在连接很多的网络，包括一些大V的网络，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影响传播到不同的网络，在社会网络分析上称之为小世界的网络。恰恰是因为新媒体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效应，所以才可以让一些隐匿型的、隐蔽的一种网络发挥作用。在埃及革命当中可以发现，这种隐秘性的网络的作用：少数群主之间私下交流，他们又有自己不同的线上人员网络，他们之间互动，再借由各自的信息网络扩展出去，就能够影响许多大规模的公众行动。有人做过实验，大约有100个小型网络，每个网络的规模大概是10-100人之间，这样一种小规模的网络发出信息，再通过相互转发和传播，最终可以引发大规模的雪崩效应，也就是革命。这种革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阶级革命，而是大规模的街头聚集、街头行动。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在新媒体背景之下大规模的街头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应，比如说让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尽管政权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颠覆性效果却是非常巨大的。

新的革命是一种无领导人的运动，不需要运动的领袖，是一种无面的战术、无领导的运动形态。它的传播从机制上来说，跟传染病、病毒的传播是相似的。传播的最大化发生在地方互动充分一致，也就是我们说共识化的地方，共识化充分一致，且网络幽灵的增长处于低增长的时候信息靠朋友的网络进行传播就能够得到最大化。埃及革命、突尼斯革命都是这样，比如中国过去并不成功的一些尝试的行动也能够证实这一点，最低数量的面对面的交流和最大效果的扩散，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而这种网络形态从维稳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可侦测的。

另外一方面，这样一种新媒体政治能够改变社会运动，最后实际上是改变了骚乱和新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隔。革命可能以骚乱的形式发生，也可能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革命、骚乱和新社会运动，现在它们的界限第一次被抹平了，没有区别，不再需要传统的革命型政党，革命主要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存在，甚至大规模的骚乱就可能变成革命，这就仿佛回到了1789年。

美国既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同样也是新媒体运动的中心：首先，美国的国内心怀不满的中产阶层能够吸收埃及的经验、吸收希腊、西班牙的经验，组织抗议运动，最后演变成扩散到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次，美国的政党在利用新媒体形态实现自我改变。民主党自08年以来的两次选举一次比一次主动吸收了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把原来的政党改造成一个新媒体政治下的政党。在2012年的选举当中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大量的运用新媒体。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在竞选的背景下建立了一个新媒体的社交网络。整个竞选班子基于社交网络在进行组织，并且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了大量的选举志愿服务者，也收获了更多的年轻选民。

新媒体情况下，如果政党不进行积极的转变会面对大量的非选举行动的挑战，在俄罗斯的事例已经表明，威权政治的背景下都能发生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出现这类似情况。

     在新媒体和在金融危机双重背景下，通过网络的互动使得小规模的动员形成一种雪崩的效益，带来了目前我们常常看到的各种骚乱和运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政治的巨幅涨落——政权更迭十分迅猛，令人防不胜防。这是金融危机的海啸。未来可以看到金融危机持续期内失败的国家会继续增加。对民主国家而言，政党也在面临挑战，这迫使政党政治发生社会化转变，而且面临全球社会运动的压力和挑战。

2.    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民主模式都面临挑战，民主制面临普遍危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指出，现在整个世界处于大蜕变的时期，原来既有的各种政治话语都遭遇到困境、遭遇到瓶颈。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民主话语，第一种是自由民主，第二种是欧洲的社会民主，第三种是伊斯兰民主，最后一个就是现在中国所讲的社会主义民主。9·11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自由民主、社会民主、伊斯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首先讲自由民主面临的挑战。

美国的政体其实从9·11以来逐步演变为反恐政体。美国国家的监控能力大大增强。最近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的政治监控体系无处不在。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法制框架内所允许的范围。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的政党发生很大的变化，把群众运动吸纳进去，超越了原来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表制，直接面对群众。另一方面，由于极端主义更加盛行，导致国家为了面对极端主义的东西，不得不加强社会战争。社会战争与之前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在战争中敌和友相对区分的比较清楚，即便在游击战里面，在空间上也没像今天网络上变得难以控制。由于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变化太大，整个世界秩序发生很大的改变，美国的去工业化影响到税基，税基削弱导致了财政能力下降，如果再工业化又筹不到充足资金去拉动投资。这就成为恶性循环。在世界大局势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政界开始出现希望一个党既掌握立法，又掌握行政权的主张，这样应对危机就可以雷厉风行，这是一种集权化的趋势。同时，现在的美国，所有的政策讨论很难引起公众的共鸣，因为蛋糕做不大，如果蛋糕做不大，下层提出要获得财政支持和获取更大的权力时，上层的精英就绝不会妥协，因此社会存在分裂危险。

接下来是欧洲。如果按照林肯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民治这方面欧盟是有所表现的，因为选举了代表；欧盟是为大多数成员谋福利的，民享也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欧盟始终面临着一个质疑，就是不存在所谓欧洲的人民，因为欧洲人民这个政治实体还没有建构出来。因为欧洲人民没有建构起来，所以欧洲宪法是成问题的。欧洲的社会民主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搞的，主要是依托国家强大的分配能力，现在问题是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社会民主也面临做不大蛋糕的问题，做不大蛋糕意味着下面的税收就少了，社会民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严重削弱。

第三是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民主到现在为止，民主程序和伊斯兰教义结合的最好的就是伊朗，但是伊朗在国际上得不到普遍承认，处于西方围剿当中。之外我们看到土耳其现在在摇摆当中，军队力量和伊斯兰的力量到底怎么平衡，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明朗。在埃及，它的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代表军队之间的对抗已经爆发。因此，伊斯兰民主从本身来讲，首先是受制于宗教因素难以普遍化，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构成了对它的削弱和挑战。

最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讲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是一个修辞性的表述，而在历史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有实质内容的，毛泽东时代是讲超越代表制的，要超越现在的自由主义里面的代表制，直接让干部面对群众，开门整党、走群众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是把民主的旗号扛在自己肩上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社会主义是民主。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确实变成一套仪式性的东西，尤其是这十年以来在中国形成了维稳政体。欧美遇到的危机使得中国暂时有了喘息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没有问题，“中国道路”这些提法太过浅薄。

3.    金融危机表明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应该正视困难，但也应该保有基本的自信。

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认为，今后二三十年对中国非常关键，关键是要保持稳定和发展，所谓稳定和发展，是指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比较稳定的政体。这些年走遍全国各地，发现农村的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满意度在各个阶层中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声音在媒体里面完全听不到，而对目前的状况最不满意的是处境比较好的群体，比如知识分子、有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声音非常整齐，利用各种事件攻击政权，这种做法的破坏性极大，也不排除能引发颠覆性动乱，但是，他们没有政治能力、没有执政技艺，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如果站在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指导，而是要以中国为中心，并建立以中国为方法同时来考察整个西方近代的叙事。这些年，中国的高校出了问题，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没有现实感也没有历史感。尤其是经济学、法学这些重要学科，培养的都是体制内的反体制者，只有口号，没有深入思考，不断掀起意识形态混乱，无法真正的直面问题。

 

  六．金融危机：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1.机遇大于挑战论

（1）.金融危机五年来，世界产业重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贾晋京研究员指出，以海关编码作为调查依据，2011年全世界工业品占据第一名产品的种类中国有1431种，第二名德国有777种，第三名美国有589种。只有中国是上升的，其他国家全是下降的。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基本上被中国抢走了。全世界的制造业不但转向中国，中国也存在从沿海在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企业的关门是因为产业中心在向内地转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庆出口同比增长是94.5%，安徽是56.6%，这都表明产业的重心往中西部转移。世界产业重心已经表现出在往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转移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转变大势。

西方“再工业化”是画饼充饥，工业转移过程有复杂的结构，现在工业转移到中国的很重要的原因，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成本低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有非常好的劳动力基础教育——中小学数理化教育，还有中国的劳动组织性很强，产业配套性很容易跟上，这就导致中国具有独特的工业活性。为什么西方不可能再工业化？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三个基础技术条件是：3D打印；页岩气；工业自动化。但是这三个基础是完全不成立的。首先，3D打印无法大规模推广。3D打印跟打印机原理差不多，依靠双激光接头把热材料堆迭成型，但只能堆叠单一种类的材料，如果是一个复合材料，比如说电线，电线里面是铜，外面是绝缘材料，就无法同时制造，所以3D打印在做设计环节的时候作为一个复杂结构的建模是可以的，但是它很脆弱，并且效率很低，无法成为再工业化的基础技术。其次，页岩气革命只是一个巨大的泡沫。页岩气在过去是非常贫的气田，是要把页岩打碎把里面的天然气抽出来。天然气的价格是每百万英热单位3.68美元，但页岩气的成本是每百万英热单位7美元，这是严重亏损的。而且页岩气开发积压了大量的前期投资收不回来，需要大量的投资来平衡前期的亏损，需要开辟新的页岩气市场，因此美国拼命鼓动宣传，希望中国参与到页岩气开发中来，因为需要扩大这个市场，否则这个泡沫是维持不下去的。页岩气单井产量跟普通的常规天然气井是不一样的，常规天然气井开始开发以后产量会上升，上升到一个稳定状态过一段时间就下降，但是页岩气的单井产量一开始是最高，然后迅速下降，因此不具持续性。最后，工业自动化的成本极其高昂，不具比较优势。自动化是人对机器的操作，需要大量的工程师作为支撑。大规模的工业自动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个成本非常高，涉及到每转换一种生产过程，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负债，美国支撑不了这么多负债，或者不增加负债，但是售出的产品一开始就必然比较贵，丧失了价格竞争力。

     因此，金融危机五年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   

   （2）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更加迅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鄢一龙博士指出，金融危机五年来，美国的相对衰弱和中国的相对崛起的速度远超想象。

把2012年的经济按照2007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中国2012年的GDP总量相当于2007年的1.55倍，欧盟是1.15倍，美国是1.029倍，日本是收缩到0.988(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