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率算，美国2007年的GDP是中国的4.0倍，到2012年已经缩小到1.9倍。从购买力平价看，从1.9倍缩小到1.27倍，预计大概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2030年大概会达到美国的2.0-2.3倍。在2040年中国的GDP总量可能会占到世界的40%，相当于印度、美国、日本的总和。金融危机恰恰是一个拐点，它加速了中国崛起的过程。

从出口额来看，欧盟这五年间萎缩了5.07%，美国萎缩了0.79%，日本萎缩了0.13%，中国则每年上升了3.28%，所以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从世界500强的情况看，2008年美国有153家，中国大陆只有34家，而前几天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现在有132家，中国大陆和香港加起来有89家，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数据体现了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从进口来看，欧盟也萎缩了0.35%，美国萎缩了1.04%，中国增长了3.7%，预计中国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

从综合国力来看，中国追赶美国速度惊人的快，2010年美国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的1.22倍，预计现在的中国综合国力在硬实力方面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所以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国加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

   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际上，08年反危机的4万亿投资带动了50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数效益是1：10。现在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里，可以发现，“十二五规划”总体完成非常良好，完成不好的部分是资源环境的目标，包括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标没有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实现，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目标没有实现，还有服务业比重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加速了中国的经济转型，首先从决策角度来看，当时中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就派人到美国进行调研，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判断：金融危机表面是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正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国家“十二五”规划就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向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这几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好转的迹象，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现在已经开始全面缩小：2004年以来人均GDP的地区省际的差距已经缩小到0.46，这个数据已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90年初还是0.9多。城乡收入差距从2010年就开始缩小，从3.23倍缩小到3.10倍。而恰恰是在2008年的时候，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是0.49，最近几年都是下降了，已经下降到0.474，虽然还是很高，但是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需求的目标，现在已经出现了好转的现象，消费从2010年34.9%提高到现在的35.9%，而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首次超过了投资，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发生变化，可能会比较慢，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全国来看整个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是区域改善，还有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

假如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完全有可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之初，赵紫阳在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时面对一个问题：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很高，人民实惠得的很少，所以必须追求一个经济效益比较好、人们得到实惠比较多的发展方式。那一次战略转型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比较良性的变化，就是农民的收入迅速增长，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升级。第二次升级是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两个转变又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比较好的发展。大体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大概十几二十年要经历一次升级，到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升级。

   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到正常轨道就意味着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的成功。现在所需要做的，首先，是中央已经提出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第二是要培育新的若干经济区域，不是仅靠沿海三大支柱，而在中西部培育更大的经济区。第三是要把服务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第四是进一步打造改革升级版。第五是打造开放的升级版。通过几大支柱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一个新的层面。

2.挑战大于机遇论

   （1）.金融危机激化了中国经济的旧有矛盾，使得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社科院经济学所副所长张平认为，中国在推行反危机措施以后，金融不确定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摩擦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导致了金融机构和所有的投资主体一致进行了长期的投资，大量把钱埋在地上，投在高铁、基建和房地产等项目中，今年的钱荒已经证明，要是外资流入、外汇占款一下降，人民银行如果救助不及时的话金融危机就会出现。中国现在的反危机导致了金融领域累积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中国维持了30年高增长的地方分权竞争的发展模式，现在遇到了严重挑战。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但是地方却在变相鼓励相关行业。比如说钢铁过剩，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千万吨的高炉，新疆又上了中国最过剩的电解铝厂，地方政府在发展时有一句名言叫“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去死”，所以这种结构很难调整。中国的产业转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大约有80%所谓向中西部转移的资本其实是投在圈地和建厂房上，设备投资非常少。这些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是大量由政府造成，如果政府能够比较有战略眼光进行再调整，消除不确定性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产业转型的大趋势就是相匹配的，中国也会有非常好的未来。因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不确定性和转变原来地方竞争式的增长方式，形成新的竞争性的架构，并与国际逐步接轨，变成一个有序竞争、相互协调的一种体制。

（2）金融危机将在新兴经济体扩大化，真正的危险期在2015年前后。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中国目前总的杠杆率还是可控，就是总的负债率占GDP比重是200%，这在世界各国排名属于中游。但是中国企业部门负债太高，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占GDP的比重100-150%，我们知道企业的高债务相对应的是产能过剩。当外需非常强劲的时候这也不是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当外需持续疲软的时候危机就会爆发，所以未来几年内中国企业部门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金融风险会不断的涌现出来，譬如说银行贷款的真实不良率会有显著上升，老百姓对国内金融系统的信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经济的增速可能会下降，中国未来几年的风险会涌现。

    如果没有大量的政策变动，爆发大规模危机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现在危险的是央行的激进政策，据说央行近期要推出一个时间表，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这个时间表有两个关键时点：一个是2015年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到2020年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这个时间表非常危险，2015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首先是国内去杠杆化导致金融危机风险上升，居民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下降。其次是美国开始加息，外部对资金的流动的需求性在增强，如果在2015年放开资本账户，特别是放开居民对外投资。现在中国的M2与GDP的比例是190%；中国现在居民储蓄规模是50万亿，和GDP一样，假定资本账户一放开，国内的资金会释放到国外，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中国的3万亿的外汇储备缩水2/3的情况，并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

   （3）本次金融危机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无法像英美那样去支配一个世界体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在21世纪像过去美国、英国那样去统治世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主导发达国家的是第三产业，这三个产业的划分，也就是它在升级，第一产业是种养有形产品，第二产业是制造有形产品，第三产业是不一样的，是制造无形产品的产业，或者是知识经济时代，后工业时代出现根本不同的形态叫做第三产业时代的政治，左右意识形态开始崩溃，所有制开始松动崩溃，政党政治与传统的某一种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衰落了。但是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意味着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互联网服务，比过去在制造业时代要多得多的相互依存。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敌友关系难以划分，因此，不可能有大战略，今天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就是跟着事件走，突发一个事件对外政策突然往这边走，就跟着事件转。

     今天，中国所要担忧的，是要警惕在世界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时，服务业革命兴起时再次被别人甩在后面的危险，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新的特点，必须赶上时代潮流。

 

   附 ：与会学者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名）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卢周来                                       国防大学经济学教授             

潘  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任启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

吴  强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  明                           社科院世经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张  捷                                       《环球财经》副总编           

张  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副所长 

赵亚赟                               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周方银             社科院亚太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