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时间：2013年4月27日

会议地点：华彬费尔蒙酒店

会议主题：城市文化：城镇化的灵魂

《文化纵横》杂志社、《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 主办   

杨平：今天这个会议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我们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我叫杨平，是文化纵横的社长兼总编。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首先欢迎史善新副理事长致辞。

史善新：各位上午好，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探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作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多学科交叉为特色的学术团体，其宗旨是为适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组织并推动对未来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繁荣和发展城市科学理论，促进城市科学的普及推广，促进城市科学研究科技人才的成长提高，促进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科行业综合参与、上下联动、中外交流、知行合一的工作方针，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把探索规律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组织城市科学工作者，研究、探索、认识、揭示城市发展规律，从而遵循规律，把握规律，努力实现主观能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着力解决城市中的发展难题，借鉴国际经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市文化问题，也是我们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所以今天，《文化纵横》杂志社与我们《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城镇文化研讨会，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来共同讨论，我相信今天这个会一定会有声有色，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杨平：我代表我们杂志社做一个致辞。我们文化纵横杂志是在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时代，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价值的建设。目前，城镇化作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比较深入的探讨。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当代城镇化的进程，明显感觉有一些问题，像去历史、去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社区生活消失，有经济产业无生活，空气污染，交通拥挤。传统的共同体逐渐瓦解，新兴的共同体难以支撑，与此同时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的支撑，社会缺乏共同的伦理。实际上我们的城市文化的缺失是价值缺失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关注城镇化，更要关注城市文化与城市社会的变迁和进步。什么是城市文化，说到底就是城市的价值，他体现的应该是一个城市的价值和精神。这样经济才能长期发展，社会才能够相安无事。就目前看，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表达，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的参与。回过头来看，仅仅30年，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社会演进为一个工业社会，但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的形态和文化形态并未确立，中国人正在寻找工业化时代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形态，这种矛盾深刻地反应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新文化革命悄然起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要求与之适应的城市文化更是中国人不熟悉的。这是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研讨的目的，希望为城镇化事业尽一份力。

任致远：我对城市问题写了三本书，第一本从历史的观点看，第二本解释城市与城市科学，第三本感悟城市与城市文化。我就以这个说说关于城市的很多意义和应用，讲这个我想从四个方面说一下。

第一个是城市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的文化，我们就生活在文化中间，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府法规、生活方式、思想追求、审美倾向等都是文化的范畴。不能否认文化，只是说文化出现了高潮和低潮，说明了文化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过程。城市文化是什么？人类创造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文化，城市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又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和营养，对于城市文化来讲，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定义。一个是广义，那就是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内容很多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跟城市文化有关的都可以叫做城市文化。但我的定义狭义一点——以城市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展示人与人为理想追求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文化类型。它具有空间文化的特征，人们能够感觉的到、影响比较深的文化形式，以具像体现抽象、以空间事实展示的文化方式。因为城市是人类生存空间环境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思想的最终反映，城市文化的意义十分重大。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心，城市文化具有社会文化的代表意义，振兴中国文化首先应该振兴城市文化，振兴文化首先要振兴城市。我对城市文化的具体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城市发展的传承定义，文化是自然和历史文化的遗产，表达了不可复制的客观性，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表达；如果城市丧失了记忆，抹杀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文化；第二，它是城市发展的思想智慧，因为文化是一种智慧，是思想文化和文化思想的成果，是城市发展的成果；第三，它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柱，因为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力量；第四，它是城市发展的个性战线，因为文化是一种城市的表情和性格，表达自己的城市优势特色，是吸引力、是凝聚力、是竞争力。

第二，城市文化的本质。我认为两个字：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有了追求，才有创造，才有契机，才有城市的不断扩大。2010年上海世博会道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追求不是一种模式，一个形态，一个价值取向和审美观点，而应该是因地制宜，因国而异。美好是共同追求，但是美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城市发展方面应该发育出多样化的城市文化。

第三，城市文化的意义。对城市而言，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对文化而言，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文化成就；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最积极辉煌、最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的高级表达或说最高形式，它是社会文化的突出代表，具有至关重要的文化地位。未来的城市发展竞争可能不是经济社会的竞争，更重要是文化的竞争和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竞争。

第四，城市文化的运用与展望。我们的城市文化的运用是坎坷的，但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中国城市的特色。中国城市文化的特征第一是天人合一，第二是怡情山水，第三是历史文物的保护,第四是与时俱进，我们的城市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想这样，概括来说，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曾经的辉煌，近百年城市文化的发展，面临了挑战。我们现在再创辉煌，到2049年，建国百年之后，城市文化一定会大繁荣，彻底扭转百城一面的局面。为了实现我国城市文化繁荣的中国梦，第一个城市文化的呼唤，就是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我们要复兴城市文化，不是复古也不是复活，而是体现中国特色。

第五，城市文化的保护，要保护城市文化的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要保护城市的个性特色。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传承，主要是维护利用和弘扬再加上创新，要创传承之新，创时代之新，创时代文化之新，既要保护要利用也要弘扬。积极总结经验，认真对待问题，科学发展建设，明天肯定是一派文化繁荣，谢谢大家。

杨平：任致远会长从城市文化的本体论层面谈了城市文化的本质意义，下面请中国建设报总编辑冯利芳发言。

冯利芳：今天是任震英的百年寿辰，为了纪念他我跟任致远会长都写了文章。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从解放的时候受彭大将军的要求修大桥，从文革两次被开除党籍，到周总理关怀从牛棚出来。然后从参加第一个城市规划，到参与全国30多个城市的咨询审定，以前很多关键问题都是在他的坚持下做出来的。比如深圳机场，当年有人就是说太远要放近一点，要放深圳大学那边，国务院的领导同意了，就是他们几个老专家坚持。他从关注城市到关注窑洞，受到农民的支持。他的一生可歌可泣，他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思想是最大财富，载入了中国城市文化史。1980年1月，他在国际马尼拉会议上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他在会上第一次了提出中国城市化问题。他的核心思想是，城市要发展核心不能丢，具体的这一些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特色，5000年文明史怎么把城市搞的有特色。他说，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可以学学国外的优势，但是不能盲目。

关于城市特色，这30年有发展、有经验更有问题教训。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文物保护法修订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实践，古城保护也没有发展。一些有价值的建筑，因为还没有带上文物的帽子，遭遇破坏。保护旧城，另建新城，这是80年代初从苏州开始的，为保护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新城建设现在风起云涌，千城一面。打的文化旗号搞的旅游开发项目令人担忧，这些都跟城市文化有关，都跟我们文化自信不足有关。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在经济发展起步时，急于改善生活条件往往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城市竞争力、发展旅游都有很大的作用。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高级资源。二战时，欧洲的城市被破坏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恢复原来风貌的道路，想不到70年后这变成了宝贵的遗产。

丽江古城保护也是，准备申请了文化遗产后遇到地震了，按原来的恢复，最后利用地震的因素，把一些违章建筑都拆了。但是现在丽江碰到问题了，过度开发，水的问题也很严重。

杨平：感谢冯利芳老师，做了非常丰富的准备。下面请李文堂做评论。

李文堂：任会长从哲人的高度对城市文化进行提炼和总结，充满了历史感。冯老师从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阐释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特色。这一点从我们为什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来说。冯老师提到文化是城市的产物，城市文化应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占有重要地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符号化的表达。过去，我们的文化建设停留在符号化的表达层面上，过去，我们党把城市简单地看成物质生产的场所，这是我们文化认识不足的地方。我们知道，文化实际上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些东西是构成文化独特性的基础。城市作为一种场所，它不仅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这个时间性是人的时间，人生活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这个场所是有人的活动的价值的。因为这个空间是一个意义空间。它的价值能上升到杨总讲的人的存在方式。历史性是有阶段性的，所以地方性和独特性会在以机器文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整个城市化过程当中，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理性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整个现代化问题的存在，是城市文化建设过去没有纳入历史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有问题。实际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校正启蒙的理性主义，以及和我们今天说的现实主义的城镇化是有警觉的。现代的城市化是一种资产增长机器来定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党在接管这个城市后，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场所，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很多偏差。对西方现代性已经有很多讨论，让城市回归到一个古典的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生活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及时觉醒，而是顺着这种快速的发展，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对城市文化认识不足。城市领导人要建设城市文化，首先要对现代城市文明有一个新的理解。广州探讨新型城市化道路时候，也是探讨过这个。两位专家提到亚里士多德说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这样一个命题，但是我们知道，古希腊城市的美好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城市的贫富的两极化发展，包括城市民工身份的认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这都是主宰城市文化认识的偏差。

杨平：我们展开第二个单元，讨论城市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下面由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发言。

张静：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在这跟大家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文化纵横》提出来关于城市建设的文化主题是非常契合当代的，因为这个问题在过去很少讨论。过去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设计城市化，而对城市化在经济之外的问题很少讨论。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的变迁，对于中国当今而言，有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有哪些含义。

在过去30年当中，中国有5亿人迁入了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目前有2.2亿农民工，当中有1.3亿都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以上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现象，应该说只会出现在中国。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第二次开始考虑城市管理、也就是第二次进城的问题。不仅是因为目前他的阶级基础在过去30年发生了变化，还因为社会的管理和秩序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回去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和冲突性的事件，包括阶级的冲突一直在农村发生。而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城镇发生的。

最近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国革命的起因跟宏观环境因素有关系，但是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巴黎的城市管理危机的问题。市政管理、城市内部的居民跟城市外部居民利益冲突，而巴黎市政府没有很好的回应这个问题，导致问题的扩大。所以，从各个方面说城市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关心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不仅是历史也是涉及到未来。对于城市移民现象，过去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如果这样看，城市建设只要大拆大建就可以了。可以增长GDP，增加业绩。

外国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城镇化移民现象。这种注意起始在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包括中国国内的小城市的移民，还包括中国向国外的移民，大家都还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社会科学的基金国家支持比较少，社会学主要依靠外来的研究的项目，其中80%是关于农民工的主题和社会变迁的主题。那么在今天这一点我们看的很清楚，现在可以理解，这个主题很重要，它关系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且它完全可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所以我觉得《文化纵横》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城市和多年前很不一样，解放前，中国的城市主要是作为一个消费城市来建立的，周边的士绅，农民，地主他们在土地获得收益以后拿到城市消费，所以城市主要是一些茶馆，妓院，说书堂，主要是到那消费的。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是重新建立起来了，这个建设是从生产的角度建立的。很明显今天的城市，跟1949年以后以及解放前的城市自然兴起的过程很不相同。比如说，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有人口限定，服务业不发达，主要是作为生产和行政单位。

但是今天，以地区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在单位和城市内部的人群之中的差别也开始出现了。城市里面聚集了大量农民工，差别很大的人群，不同阶层和职业阶层的人混居，冲突增加。比如在上海，经常因为停车纠纷互相杀人。昨天我参加一个活动，发现在一个城市里面干枯的湖，有很多人在里面建了养鸡场，开发了自留地开始种地，像这些大家觉得与城市化很不符合的东西也出现了。昨天看一个妇女用自己的单反机占座位，然后一个农民兄弟想坐，她说，你搬砖一年都买不起这个单反。

这样一些现象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城市的公共管理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1949年以来，我们的城市是政府自上而下，通过生产和建立行政单位这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企业都不纯粹是企业，同时还具有政治意义，他是行政功能的单位，必须服从政府给他指派的生产之外的任务。比如说单位里面有宣传部，理论上说，除了生产方面的原因之外，他是不需要设置宣传部的，这就是单位所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特点导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要通过单位来管理广大民众，然后政府管理单位。政府面对的不是公众，他发出政策法令的时候也不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市民。所以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准政府的体制。这样的情况使得城市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政府向单位发出文件，然后再由单位管理他自己里面的人。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1949年建立的间接性管理的方式，实际上，对政府而言并没有实质上的直接的公共管理。他管理的是单位，而不是人员。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认为是社会分化的模式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说城乡，单位之间的差异还存在，同时又快速发展出来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说体制内，体制外，国有和民营，这些差别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这个不平等没有办法由一些个人偏好得到解释，所以城市的冲突不断跟这个东西有关系。这种分类的变化也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说过去城市上升的渠道是参军和高等教育。但是现在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的作用越来越弱，他的产品也就是大学生，原来具有身份上升的预期，但是进入社会后，根本进入不到他预期的社会结构中。这些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导致了在城市周边的大量的大学生聚集，同时聚集了大量社会不满，而这些社会不满是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之中。

第三点意味着社会组织模式在发生变化。出现很多年轻的信教者，他们大多是从别的地方来到大城市的，这些人从其他地方，经过教育或者求职进入到大城市，他脱离了原来所依靠的，比如说他的家人，他的老乡团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原来的传统组织对这些人的约束就消失了，通过这些组织巩固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关系在大城市也不存在，这个时候利用关系获得信息，资源，帮助，资金支持的作用就下降了。所以他缺失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被新的社会组织接纳。这时候他们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进入到教会，这是教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最近我们有关教会的研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社会学一直在讨论，一些无组织的个体的自杀率比较高，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一样的。

第四点关于文化。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够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和标准，来看文化的话，现在中国的城市乡村，他的文化差别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比如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原来想看看中国的文化，但是来了之后很失望，因为看到的高楼大厦跟他的国家差不多，没有看到很独特的中国文化。我就跟他们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人民当中，你要跟他们去生活才能看到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标准，就会发现这样的特点在中国，一个是城乡的文化有巨大的变化，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保持着，但是在城市已经消失了。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城市，但是在乡村一个老太太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全村的人会帮她，因为人如果像小悦悦事件中的城里人那样，人在这就没法生存，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东西约束着他。那城市的文化和乡村已经有巨大的差异，城市比较多的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已经脱节，哪些是我们核心主流的文化？有没有大家共同认同的受人尊敬的道德标准和历史？我们世世代代一直传承的文化现在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去广州黄埔军校，房子盖起来了，却没有恢复里面的历史，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国共两党很多的重要的历史都在里面。我们如不能够恢复历史，就看不到文化，因为你只看到造出来的房子，我们是为了看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价值。但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到云南丽江，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做生意，看不到这个里面有什么文化。文化要保留在人的活动当中，那么人的活动怎样构建一种价值，只能靠他自己的自我组织的活动，才能有生命力。但是1949年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所有的组织化活动都不是他们自己自主的选择的结果和自己需要的结果，都是由单位组织的。一个是他们没有选择性，缺少生命力。导致了民众对政府过度的依赖，使得他们自身的自治能力丧失。震区为什么不能够自救，导致72小时不能充分利用呢？原因是他们丧失了这种自我组织能力，因为过去都是政府来组织。

文化能够表达出一种价值，互助互惠的这些重要价值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变化，我有这么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说，旧有的城市管理是间接的，政府不是直接面对公众的，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通过单位来做我们的管理，但现在已经很难做到。单位作为一个准政府，作为比较弱。第二是城市的分化问题，过去旧依靠政府协调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分配，而现在对协调利益分配也不起作用，原因首先是单位的职能不再，其次，每个单位里面的人，以前大致具有一致性。但是现在我们城市的条件已经不是这样了，以前的组织化模式纯粹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面临城市化建设的挑战是空前的，而且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因为我们城市面临的基本的状况和任务条件都产生重要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问题不光是为了改变生活，而是揭示历史和未来，我们需要一些具有战略性的通盘的考虑，建设我们的城市。

杨平：感谢张静教授，下面请贝淡宁教授发言。

贝淡宁：大家好，首先要感谢《文化纵横》杂志与《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给我机会跟大家讨论城市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我1999年写了一本关于城市精神的书，比较了东方与西方文化。有很多人提出来，美国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各自内部也有不同的文化，有没有共同价值观，能不能拿来作比。我们发现这个话题很有趣。

另一方面，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因为20世纪大部分的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跟国家有关系的，我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加拿大人，一般来说不会说我是北京人。可是21世纪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们会超越这个国家的身份，马克思自己说的，共产主义不需要国家，我们就是世界公民。我们是超越国家身份的。他们也觉得人权比国家身份更重要，所以他们强调世界主义。可是有没有发现，20世纪我们完全超越国家身份吗？当然还没有。一方面我们可以找一些国家的身份，可是我们更需要一种归属感，这个归属感跟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不要在上面看，可以在下面看，就会发现城市是一种很重要的身份。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城市，城市的归属感很重要，世界上最有力的口号是什么的，就是我爱纽约，很多城市用这样的口号：我爱北京，我爱上海。当然一方面为了赚钱，广告，另一方面也是情感。你去纽约会发现，这些纽约人真的爱自己的城市。上海也有点向纽约学习。我在蒙特利尔出生长大，我们那边很多人觉得，城市的身份比国家身份更重要。

我爱我的城市，跟城市的精神，跟城市的价值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因为我爱城市就是因为那个城市有独特的东西。越有自己精神的城市越有归属感，所以这方面很重要，当然那个归属感跟文化历史有关系。

今天时间有限，我主要谈谈为什么独特的精神是一件好事情呢？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是比较独特东西，比如说有的城市强调环保方面，有的强调宗教，有的强调一些语言。价值观主要是大家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北京人都喜欢讨论一些政治的问题，这些跟上海不一样的，我的老家蒙特利尔关注的是语言的问题，英语和法语这样的问题。在我的书中，我研究怎么确定这些城市的精神，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论包括一些社会学的方法论来调查这些城市的价值观，发现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可是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比较的是国家的价值观，很少研究城市的价值观。

我们也有一些主观的方法论，我们会跟不同的人，不同性别的人，讨论一些问题：你们觉得你们的城市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东西？然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历史，那个城市有什么独特历史？我想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非要具有独特精神。我觉得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多样性，如果每个城市一模一样我们会很失望。问题是如何对抗全球化、同质化这样的倾向，一般来说以国家来反抗不太可能，而用城市反抗比较合适。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城市精神和归属感的关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刚才张老师讲的小悦悦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那个城市缺乏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缺乏这个城市的归属感，为什么缺乏归属感，因为那个城市不是独特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很担心太过分的爱国主义或者太过分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们不反对爱国主义，如果是你只有唯一的政治身份则很危险。比如说在朝鲜，他们觉得国家是我唯一的身份，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可是中国有不同的身份包括城市的，如果我爱纽约我也爱美国，我不会盲目的支持美国的一些领导，比如说很多纽约人他们反对侵略伊拉克的政策，如果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政治的目标，国家很难做，比如说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解决全球最大的问题很难想象，可是有一些城市他们专门重视环保的问题，携手解决起来比较方便。(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