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老师讲得好的另一个地方，是强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但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原来从西方来，可能将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推广到西方去，也许这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抱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对第三世界有意义，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样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有天下关怀或世界主义视野的。作为它们的有机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当下和20年以前，和苏东剧变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中国人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当时的考虑是对的，而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格局已经大变，再否认自己是中心，就是不敢承担天命的表现了。

童世骏教授的发言里也潜藏着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内在超越主要局限在个体层面，强调每一个人内在超越的需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共性。但是二者的结合是否也基于它们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比如说，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的生活比较自由散漫，缺乏集团生活，缺乏严密的组织，不太强调理性算计和阶级斗争，但是马克思主义把西方文明强调组织、强调斗争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希望通过形成最强大的组织——共产党，并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相，是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补充，有利于中国人形成集团生活，并提高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就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同有异，也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比较强大持久的原由吧。

强世功先生首先点出了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性，即我们中国人目前要面对并回答中国和世界的很多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对不是学院里面空洞的思辨，而是中国当下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马克思主义还能够作为基础吗？这确实是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国内很多党建理论研究者，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加以类比，今天学习这个国家的政党经验，明天学习那个国家的政党经验，但是他们忘掉了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所有的政党虽然有某些相通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以消灭一切政党政治为目标，共产党是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政党。而且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曾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儒家党”。基于这样的定位，我们复旦大学中国模式课题组，强调对中国共产党应有新的观察，新的认识，认为他是人民性和先进性的统一。而强世功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时，也不是基于原来的革命党和执政党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要把二者加以某程度的打通，特别是强调执政党仍然要继承革命党时期的基本原则和理想，并把这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义基础，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关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强先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把革命党很多理想融化在执政党的框架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什么？为什么要改？都会成为疑问。邓小平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时，一个总体性的考虑是既要激发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总体稳定。这就要处理好“变”与“常”的关系。如果没有“常”，只有“变”，那就不叫改革了。邓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时代就确立的东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常”。邓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知道什么是“大体”和“大局”。如果不坚持这个“常”，中国就要大乱。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邓也是主张“不争论”的，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想吴邦国委员长最近强调的八个“确立”和四个“不搞”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常”的进一步强调，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目前很多人只强调“变”，而没有认识到什么是不能变的，没有认识到“常”，这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是明确的，他具有改革者的勇气。但在改革的策略问题上，邓又是非常谨慎的。如强先生所说的那样，邓在策略上是摸着石头过河，非常注重凝聚改革共识，注重改革条件的成熟。他不会头脑发热，不会轻举妄动，更不会说“允许改革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那样的话。正因为如此，中国80年代的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震荡，降低了改革的阻力，使中国避免了苏东那样的剧变。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政治是一件用力并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热情和眼光。”应该说，邓在这两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强先生还提到了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邓在这方面的思想实际上是有前后变化的。80年代初强调党政分离，后来强调党政整合。经过89年动乱的教训，邓对党政整合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了。我们中国模式研究小组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秘密在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既不同于前苏联，又不同于国民党时期的中华民国的独特的政党-国家体制，这一体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国家和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很多要素，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这一体制现在看是成功了。

    强先生最后强调了邓小平对教育的重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教育从来是政治的一大要务，因为这涉及到培养什么人，为什么培养人的大问题。如果光有一些制度，人不行，人心很糟糕，没有向上心，没有大家在共同体中生活的愿望，再好的制度也是非常形式的、空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先生把这些东西点出来，对于中国当下的那些制度万能论者，是一个很好的警醒。

戴志康（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

最近有一些感想，和今天的题目有关。

我是这样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在初先阶段，我们首先是要自保，讲生存。就像踢足球，一直处防守的状态，在家门口守护门口，经常被别人踢破。但是今天，我们开始考虑防守反击，考虑攻到对方门口。其实即使是一个小国，要踢世界杯，也总不能老在自家大门口踢吧，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大国呢？它的崛起，一定要从全球范围来考虑。

中国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今天的天下跟2000年前的天下，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天下就是全球5、60亿人口。如同当年的西班牙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整个地球看作自己的事业，我们今天谈论的长期执政、社会建设、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也要与这个新的“天下”融在一起来考虑。在漫长的现代化游戏中，中国的现代化路走了一半，足球踢了半场，下半场怎么踢？中国过去三十年靠辛勤劳动，凭借加工厂的发展模式，获取了基本的财富，赢得了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中国人建立起来的一些财富，如果按照现在的国策走内需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不了10年20年，就会像葡萄牙、爱尔兰的破产国家，很容易破产，不可持续。15亿人口要全部成为现代人，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占据相当多物质消费的人，哪里来的资源？中国如何完成大部分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在这960万平方公里，即使所有人都挖地3000尺，也不能完成这个现代化任务。中国现在13亿人，最高人口15亿人，增加的2亿应该散居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

我最近老去非洲，我越来越觉得，非洲是我们中国未来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我认为非洲终究会被中国纳入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殖民者在那里搞了几百年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而中国如果只是单纯地援助，并不能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跟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贸易，工业化才能减少贫困人口。所以，中国现在有机会也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去非洲发展，达成双赢，共同发展。

由此，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解决非洲问题，然后解决亚洲问题，只有把这两大洲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最后跟美洲、欧洲谈我们的和谐共处。世界大同不可能在民族国家纷争、多元文化互相争斗当中形成，一定在这上面有一个统筹的文化。

杨志刚（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就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切磋。特别高兴，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还是这个论坛的主办方之一。正如杨平主编特意强调，因为该中心的出色研究而引出了这个会议。我也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中心。

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当时学校是这样的思路：筹建两个青年人的研究中心作为校一级的平台，一个设在人文学科，就是思想史研究中心，丁耘做主任一直做到现在；还有一个设在社会学科，叫做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办的同样的红红火火。这两个中心在运作上面各有一些特点，比如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实行轮值主席制，一年一换。思想史中心稳定一些，于是也更容易凝聚，更容易出成果。我们觉得这两种方式都好，关键是要有利于出成果。思想史中心坚持到今天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例如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丛书，也定期举办思想史的年会，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本次论坛的资料汇编，其中有专门的文字介绍。

我个人感到这个中心这些年有一些特点，我觉得需要说一下。首先这是一个属于学院派的学术共同体，然而它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属性与特点。第一，它具有一定的草根性。我们这几位青年学者生活在民间，有民间的视角，也从民间吸取了很多智慧和营养。但是，他们虽然有时处在“江湖之远”，却又乐于思考“庙堂之上”的一些问题，是把庙堂思维和江湖思维比较好的结合在一起。刚才吴新文教授点评里面就把这个东西比较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第二个特点，这批年轻的学者如这次开会来的四位，都具有很好的人文学的底蕴，又介入到社会科学的话题中去讨论。因为具有这样的学科背景，因为这样的跨学科，因而产生出了大家认为的一种创新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关于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没有学科界限，应该更多的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果你愿意跨，成果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创新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这是我对这个中心第二个特点的理解。

第三个，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关切的角度，那就是努力会通马学、西学和中学，当然首先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然后去看中学和西学，出入于中学和西学。如果我们把马学、中学、西学都看作是一种“进行时”，那么我觉得这三者构成的是一种互相推展的关系及过程。那么融合，我想也是必然的。所以刚才我坐在这里就想起了当年王国维讲的那句名言，大意是治学如果中学弱就不可能有西学强，西学弱也不可能有中学强。

    最后概括地说，基于上面三个特点，我觉得复旦思想史中心的青年学者，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对此刚才几位发言的专家也已注意到，例如像杨主编说的，这是在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思考；刚才童世骏老师也讲到，这是有关于“普世”问题的思考。

李晓宁（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包括两个要素：一个中国模式，一个马克思主义。两个要素都很好，但要注意核心要素。构成一个问题的核心要素如果拉了或者空缺了，研究的进度会有偏差。

刚才林先生讲的，中国模式应对的30年，60年，还是90年？我觉得，要放到更长远的时段来考虑，放到3000年的历史过程中来考虑。中国民族形成自己的社会结构，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这已经融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几十年之内的一种理论或者实践不可能将其彻底消解。

我们讨论这两个要素，还要考虑到它们的绩效，有效性。比如，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政治管理方式或者社会组织形式，其有效要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被中国人接受？当时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很了解，但却很快接手，很快运用，甚至跟苏联人争来争去，最后把人家干爬下，它的有效性又是什么？

最后我认为，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主题时，最好还是要有所区分。执政者本身要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目标，思想者本身要着眼于研究问题时的思维逻辑合理性。

陈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要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是其他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尤其受到重视，是不是恰好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理论正在试图向现实靠拢，试图把握现实？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居高临下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政治基础应该如何进行等等，而是要反思理论者头脑中的理论。落后的理论不具有讨论鲜活实践的资格。理论如果落后实践，要不是哲学基础存在问题，例如社会发展规律如何、如何理解人自身，这些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要不就是思维框架存在问题，用陈旧的思维框架无法处理纷繁复杂的新世界，如同从二维空间出发就无法理解三维空间的事物。如果不借助新实践突破旧理论，不能用创新的理论说明引导实践，只是条件反射为实践命名或者用旧的固定化思维框架讨论正在进行的实践，其结果可能不会为中国的未来及人类的未来探索新的可能性，只可能在理论界内部虚张声势。对外和对内的应急反应，依然有可能重复西方的或者先人的，甚至因为思维陈旧，反倒可能拖实践的后腿。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要有一个前提。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是教条化的。我们要把它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这个前提在1949年以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今天虽然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却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国企在经济中的比重，金钱社会的种族价值观，再加上劳资关系，特别像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工人群体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的确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变化了的前提，从另外的角度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合适表达。这个提法有两种理解，一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一轻一重，中国特色非常明确，很多人能够说出一大堆特色；但是关于社会主义，这是比较轻的，大家可能还是说不太清楚，这是一轻一重的组合。

在这个角度上，中国应当加强“社会主义化”。我认为，中国经过30年以发展为中心的阶段，下一个阶段应该以民生为中心的阶段。现在出现的重庆模式就是对深圳模式，对前30年一个象征的深圳模式的校正。在重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有比较重大的调整。我们可以从重庆模式观察到这样的趋势：中国特色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开始重新社会主义化，这也就是中国在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化。

河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今天在某种程度失去了对现实的针对性，这是非常要害的一个说法。尤其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基础，这关系到合法性问题，非常重要。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名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之名与今天的事实，或者说，与我们执政党的实践有很大的不同。这叫名不副实。如果中国长期处在名实不符的状态，这对将来中国的文化或者经济的崛起都相当不利。

我个人觉得，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西方文化，是西方现代性解决方案中的版本之一，它跟今天的中国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成功中国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关注中国自身的文化个性。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关于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如同前面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模式一词带有某种凝固确立的意味，因而我觉得或者中国道路是个更好的表述。可以参考佛教对修行次第的命名，基-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们事业的基，基上才有道，这个道就是亿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和对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有了这个现实的道之后，可由道达到果，这样的一个果可以被命名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已经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之具体运用，而是本身即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而具有更广泛、深远、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

第二点，童世骏老师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在内在超越这点上的内在契合，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可以做个补充。单讲内在超越，容易被认为是更偏重在私人领域和思想觉悟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再进一步说，中国传统强调先觉觉后觉，先进进后进，对内在超越而言，首先是针对群众当中的先进分子即党员干部讲的，党员本身具有自觉以后，可以通过自我表率作用，帮助更多的人民群众也能够实现这一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加上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这一内在超越的理论指导，用传统的表述，即为共产党人的“功夫论”。我认为，可以把这四篇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看作是共产党人的“新四书”。

    最后一点关于强世功教授提到的共识的问题。凝聚政治共识，加强制度性保障，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宪法明确的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事业的核心，党的领导地位和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导言中被鲜明地确立下来。但是在宪法的体系中，缺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性保证，即上述原则如何能落实在具体的宪法及法律条文中。过去几十年中诸多的思想混乱和对于政治共同体自我正当性的质疑，与在宪政层面的制度性保障的缺失是紧密相关的。这个问题在未来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应予以严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