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智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我有一些感想。大家在谈中国模式时，大多带有一种情绪，还有要做辩护的，这样想不是不可以，但是最好不要说出来。我想，我们还是以一种中立的学术态度来做研究，可能更能把问题的本质揭示出来。否则把价值定下来之后，再进行问题的梳理，可能就违反学术的精神。

另外，我感觉各位对我们的过去的批判，还是不够的。如果要构建一个新的价值或者核心价值，可能还是要基于对过去的批判。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战争，与过去有很大的隔离和断代，这方面如果不进行重新的建构，可能很难能建构出来，而且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很有利。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感觉，是不是我们的学者有一种膨胀的意识和悲情的意识。比如说中国发展了如何如何，由于我们在近代受到西方的侵略，所以这种受害人的意识也就不自觉地表露出来了。但是在研究中，是不是需要把这种感情的因素去掉更好一些。

潘世伟闭幕致辞

参加今天的会，获益良多。先谈几点感受，第一点，今天的会议主题很正统很官方，但会议属于民间讨论。参与者非常真诚投入，自觉自愿，开了一整天的会，把这个会场撑住不容易。第二点，从意见上来说，大家看法多样化，很好。因为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目前这个阶段恐怕还是各抒己见比较好，尽管从长远来说恐怕还是要整合。第三点，大家讨论的平和氛围很好，因为是学术的沟通，大家做了非常坦率的交换意见，沟通是形成共识的基础。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很多与会者还是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些弱点，可能对中国变化现实的全方位的了解还有盲点，对于决策层、对于操作层、对于很多方面的实际状况，我们的了解还是有些不够。在这些方面，我们恐怕还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多学习。

在此，我也想对会议主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从历史上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确是一个历史运动过程，其间充满着高低起伏。所谓经典形态或者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负面东西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也对于当时资本主义最先进的一些东西作肯定。更重要的是，当时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一些矛盾还提出了一些超越性设想和设计。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后期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后来转向政治运动转向实际操作，也就是他们讲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想以此来改善当时最弱或者比较弱的主体性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当然，他们的作用不容低估，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现实的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改良、改革、修复。

马克思主义在后来出现了实现形态，主要是苏联的一些努力。这些努力看来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很好的结合。在这个形态下面，马克思主义开始注重一些理论构想的现实操作，也就是把马恩经典的后期想法付诸现实。其重点是行动，更多转向政治斗争，转向夺取政权，转向新的社会制度的构建，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个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延续了74年，又出现了逆转。苏东剧变今年是24年，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剖，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这里面恐怕有很多精彩的启示对我们今天非常有益。不管怎么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形态，和原生形态不完全一样。

我们今天讨论的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新形态。怎么来命名，我也没有想好。我个人把它叫做转型的形态，也就是说从经典理论推断，翻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大会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天然的和首选的对象，但是，中国最后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做出这个选择以后，你不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同时，中国接受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影响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结合，从而在表现形式上有新的风格；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其增加了一些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代替资产阶级来领导了中国的民主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第二是取代资本主义方式，领导和主导了中国现代化，这些任务按照马恩的设计原来本不应该社会主义来承担，但在中国，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显然，这两者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它的代价和成本远远低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发展载入了新的社会主义要素，这些载入的要素更容易使中国向更加美好的社会状态过渡。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基础越来越扎实，发育也日趋良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可以为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创造良好条件，也为我们超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体现人类更美好的价值取向，显示出一些比较性优势来。

    简单的回顾马克思主义就全球范围的历史运动，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的实践，及其所表达和体现的中国模式必然存在。这不是承认不承认，意识不意识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实践及其孕育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群众化的胜利，而不是其他主义的胜利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太赞同今天中国的成功是2000年儒家的成功，也不太赞同今天中国的成功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复制、模仿的成功。

我们知识界，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秉承历来的传统，无论是古代、近代、现代，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尊重政治家，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中国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已经沉淀下来的成果，知识分子要以一种充满感情的态度去彰显这些实践成果，我们怎么样更充分地给予理论上有利的辩护和解释。更为紧迫的是，中国的实践仍在延续，中国的成功有待于一轮一轮新的成绩来充实。所以，未来对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很难想象一个不断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在走向世界前台的时候，没有一个顺手的称心如意的意识形态的武装。从这样的角度看，这个会议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努力以及会议以后的努力都将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