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我请来的装修队和我需要购置的各种部件的公司，都派来一些人，挤在很小的公寓里，他们之间、他们和我有很多对话，而且我还需要带着他们去和物业打交道，但是包括装修工人和各种公司的外销人员以及物业本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嘴上都非常尊重各种契约和制度，但是转过身去以后，他们都对我说，那些事情你不必理会，所以他们有另外的一套行为逻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介绍了，我觉得只要你有过装修的经验，就能够体会到契约和实际行为之间是如何井水不犯河水的。我通过契约来跟他们打交道，很多事情不能兑现；但是他们各自又都在契约之外跟我建立不成文关系，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在这些不成文的关系里，有些需要我额外付出报酬，有些却又给我提供免费的服务。在这里边，我觉得我观察到了民众的一种行为模式，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不规范所致，是暂时的，但是我倾向于不把它看成过渡性的现象。我觉得，今天的装修市场相当成熟，不仅技术，而且各个从业单位的配合关系，有很高程度的默契，不过这些默契似乎不受契约关系的支配，我看重契约关系，受到所有工人的嘲笑。

其实中国社会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很看重这个现象，并不认为它是一过性的。那么这个行为模式，事实上我们在各级官员身上也可以看得到，上午有嘉宾发言谈到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中央的政策从一本书到几篇文章，到几句话最后到几个关键词，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在开放，我觉得自主空间不仅仅开放给官员，也开放给民众。而开放之后的社会空间，就不能仅仅用上面的政策去解释了，因为有了多层次的“对策”的参与，又是不成文的，所以很多新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参与和改变非常普遍。民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我在装修的日子里面观察到，其实民众是非常有主体性的，对于现行的流行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他们主体性地进行聪明的选择，而且很少直接进行对抗；可是他们很了解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无法对抗的。他们的行事方式未必能够被体制回收，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有自己的解释。好像法学界把民众之间的这些不成文的约定称作自然法或者习惯法。我觉得对自然法的研究可能会修改我们对中国模式的那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如果修改了标准，那么可能我们对今天看成过渡现象的很多事物的判断会发生变化，它可能是常态，不仅仅是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同时，对于潜在地以西方标准加以衡量的一些事物的评价也会发生颠覆，被视为落后的部分未必真的落后，被正面肯定的未必就是对的和好的。

民众是具体的存在，同时，也是我们进行思想工作时的一个必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内在机理，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观念感觉和价值判断基准，重新打造自己的思想工具。

同时，我还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要否定中国模式或者说反对中国模式。我只是认为，必须要有更深入更精准的中国模式论述，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和姿态的层面，就是说，除了立场和意识形态之外，我们还要生产原理。这个原理不能仅仅在观念世界生产，我们得面对今天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可能我们的一些价值判断必须要重构，包括对于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看上去混乱或者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个过程，我们的评价标准本身要重新讨论和设定。今天这个会议主题提出的两个范畴，实际上是一个范畴，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模式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如果把视野放在民众层面上去思考民众的生活感觉，并把这种视野扩大为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那么可能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价值标准以及分析解释，大概就需要重新讨论。我今天讲的装修这个例子里面体现出来的中国民众对于制度的态度和他们另外一种我愿意说是一种自然法方式的配合关系，如果真的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我认为我们的理论生产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赵璕（香港学者）

从复旦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从完全没有节制的自我反思的状态中走出来，获得了自我意识，然后达到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这让我自己生出很多的希望。当我看到他们试图从文明的高度来回应这个重大的课题，我非常赞同，说得简单一点，中国今天的崛起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事实，而且更有制度、文化上的崛起意义。

如何深化这样的一个自我肯定的文化工程？喜欢讨论政治的人，必然要讨论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健康的方式，才会有方向感。讨论政治如果不讨论历史，完全看不到原因，讨论历史的人如果不讨论政治，则看不到历史过程造成的后果。国民党两次文化战略上的失败对应于我党两次文化战略的成功。国民党的失败表现为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在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普遍化过程中，在一种所谓的普遍的抽象文化的过程中，带来的后果是主体的丧失。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实践确是要召唤民众主体，可以说是用中国革命的方式，用这样实践的方式创造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民众，赢得中国革命最后的成功。我觉得这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部分。

今天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从历史过程去看，不亚于当年的左翼文化对国民党的挑战。如果站在我党的立场上看，我党面临的文化挑战，来自右翼对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这样一种有关合法性的压力，我在外面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太乐观。

 

深入历史机理研究中国模式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有一篇文章是和王丹莉副研究员一起写的，已经发给大家了，这里就不讲论文了，我想谈三点想法。

第一点，想谈一下对中国模式研究的一些看法，记得两年多前和潘维、王绍光教授一起讨论过中国模式。我说一句冒昧的话，我觉得这两年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展不大，深入不够，我觉得就目前国际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求解的要求和迫切性来说，我们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我个人的看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这个模式的发展成熟还要有一个过程，一切都还在急剧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看不清楚，现在看到的正在研究的东西，有一些还要变，还要完善。二是学术界比较浮躁的原因，许多人不肯花大力气、起码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去做深入研究，例如深入研究这个模式背后的因素。大家更多的是局限在当前的这些现象，或者说成就的角度来讲，缺乏历史纵深感和深入的国际比较。总的来讲我觉得很不够，理论明显落后于现实，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

    另外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是在国际比较中才能得出判断，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是否在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式上不同于别的国家。我个人认为是有模式的，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思想层次和意识形态来看，确实有中国模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主观上就认为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也确实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关键是我们怎么能够很好的诠释它，这种解释或说明不仅要和现实相符合，还要有一定的长远性。不能说今天说，明天变了，理论的深度显然不够了。

从这个角度，即第一点看法引申第二点想法，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我觉得有一个着力点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对历史的认真的研究，过去常说一句话，治经必先治史，“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经典性的东西能够长远存在，往往是从历史上深刻总结出来的，所以对中国模式来说，今天如果认为是独特的，和别的国家不同，它的形成不是一天，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一样，经过很漫长的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如果追溯更早的话，应该从近代以来，从1840年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面对西方入侵以后，就开始探索中国怎么样才能独立，怎么解决民族危机，解决富强问题，走到今天，中国吸取了170多年的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应该深入的探讨。这些东西，甚至有一些因素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例如一些文化传统，一些政治遗产，包括一些社会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历史研究也还是不够，缺乏贯通的研究，缺乏对更深层次因素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不是发掘梳理历史细节，就是套用现成的理论和观点。

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东西值得探讨，比如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解决民族危机是大问题，各个阶层都在探索，但是你看共产党成功以前，包括孙中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上哪找变革力量，怎么组织民众，怎么寻找社会力量。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变革革命无从谈起。我就想举个例子，前一段足球打黑事件，大家认为足球太腐败，太坏，但是个人和媒体都无能为力，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等到它自己烂透了为止。清末来看也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是想变革现状的人找不到力量，都没有办法真正将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都是少数人在干，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孙中山的数次北伐，莫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阶级斗争，今天来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确实找到了动员组织民众和清除社会腐败的巨大力量。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有两类，一种是政府组织，一系列的很紧密很庞大的组织体系，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还有一类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这两个组织的功能不太一样。但是如何反封建，怎么样进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这两个组织都失效，都不能够有效的承担起中国解决民族危亡、解决社会危机和走向现代化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今天我们形成的政治制度，我们这种政治制度西方不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和西方道路不一样？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历史选择的道路也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很难去讲清楚，去理直气壮地坚持。

研究历史还有一点，不能“就中国讲中国”，不能“就当代讲当代”，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我发现今天的金砖四国，奋战势头都很好，但是它们在过去都曾经选择过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给他们留下发展的遗产和潜力，对后来的发展是不是有好处，这些很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的贡献，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贡献，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世界性的浪潮？这些都值得从历史上深入研究。

而且，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要以为我今天形成这个模式就是固定的不变的，实际上模式在不断的变化，从中国近代历史看，中国人对模式的选择也是不断的变，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其实都是根本性的。上个世纪三次大的转折，一个是抛弃中国传统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以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中央集权和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发展模式，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到40年代末，又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第三次是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把苏联模式抛弃了，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模式还在动态发展中。我个人比较乐观，中华民族的特点，几千年形成的精神，这种凝聚力，它的选择，还是能够往前走的，还是会越来越好。下午听了一部分发言，我觉得很多同志比较悲观或者很着急，我个人看法，其实中国的文化发展远没有我们现在想的这么悲观，如果你看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历史，是很善于学习的，中华民族这种经世致用的“入世”传统和价值取向，始终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即使是儒家思想，看起来好像是很保守的，但是它在不同的时期都在根据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变化，并且兼容并蓄。从两个层次上看，大家注意没有？一个在上层的统治者那里始终是外儒内法，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是王霸道杂之，什么都用，怎么合适怎么来。在基层也是，儒家、佛教、道教都很盛行。不要以为儒家思想就把老百姓拴的死死的，那些东西束缚很小。所以我说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能力。这种吸收，这种渐变，会有一个突变。如果我们看到第三次变革，即1978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转变和改革开放，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那一代人就变了。邓小平，陈云等都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很容易把苏联的东西丢了，因为它已经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变化能够与时俱进是一个好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即从历史上看，模式在演变，所谓好的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期的。

最后讲一下第三点，从中国模式的研究来说，我觉得现在非常迫切需要我们拿出货真价实的研究成果来。从国际经济发展来说，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二，除了中国自己以外，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一些研究金砖国家的学者认为，在未来得20年到30年，中国将实现总量第一，不光中国总量第一，印度也会进入到第三，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文化格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目前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真研究中国，从思想和理论上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教训，以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为基础来发展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仅对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应用价值，也对于我们向国外介绍中国、消除误解、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影响有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还想讲一句话，我们认真去研究历史，不是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事实的发掘辨伪。当然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发现规律的基础和前提。但是更重要是要上升到历史智慧层次，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点我如果要是做不到，对现在的理论发展，对“资政育人”恐怕都很难发挥作用，历史学的作用大概只是停留在文化消费的层面，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我们在座的学者所愿意看到的。

田制、币制与社制——我国经济制度与政策

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我们提出一些概念，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甚至直截了当地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也不为过。这样一些概念的提出，是不是对我们具体的政治经济实践具有一种演绎逻辑上的指导意义，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提出概念，演绎概念，试图形成一个逻辑统一的体系。这样的追求不可能取得成功。政治论述不能是证明性的，只能是论证性、说服性的。一定要弄成证明性的，只能在概念游戏中打转，不解决实际问题，还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因此，提出和阐释政治概念需要深刻的哲学反省的意识，需要高度的理论智慧和政治成熟。当人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丹麦说建设社会主义，说得通，甚至在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也说得通，新加坡也行，甚至日本也可以。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海地发生联系，这是因为海地那里的社会状况根本不能让人们和一个好的词产生一种观念上的联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而逐步完善的一条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总括性概念。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当今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进行过的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凭道义的力量，而不仅是靠强力和财富。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蕴含的人类普世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当代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因此，在这里我想对于上午强世功教授所讲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多说几句。这是一个比较多余甚至有害的说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否定了一种通过利益博弈的政治模式，竞争性政党竞选来获取国家的政治职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建设党内民主在中国都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这样的政治模式，反对党争（所以党内禁止非组织活动），注重促进政策的审议、凝聚共识（所以党内要有健康的政治生活，鼓励让人发言不怕争论）。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越。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如果是描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是多余的说法；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是不变的。如果含有自外于人民的集团，从“打天下”到“坐天下”变化的意思，则是重蹈中国古代的覆辙，虽有一定见识而理想低下，结果或转向西方体制而有民国初年教训，或者仍逃不过中国历史周期律。

我发言的题目叫做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听这个发言要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穿越到人民共和国建国90年那个时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乃是历经90年其特征乃逐步清晰，所以对未来的展望才能更好地说明。共和国前60年经济体制已经具备其中主要的雏形，我非常同意，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割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乃是对前两个三十年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接下来大致总结重点如下：

田制。建立了地租公平分配、土地合理利用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从根本上消除了私人竞争性获得地租的激励。不要认为以掠取地租为目的攒钱买地、自愿交易就是一件好事。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工业化，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中国历代大儒董仲舒、王莽、张载、海瑞的理想，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得以实现，也可以说建立了一个新的井田制。但是农业生产劳动的特点，导致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效率不高，除非在一些地方集体成员存在高度的觉悟。因此，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后确定村社、农户、农协三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村社或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保留，最低限度它能保证农地地租在村社成员中的均享，农户为经营主体、农户合作协会这种模式促使农业产业链利润落在农户手中、增加农户收入、扩大农业就业，并你的鞥实现最大限度的农地生产率。追逐城市级差地租成为主要的社会激励，完全有害于产业升级及城市化，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实行完善的土地权利税，使得级差地租不会聚集到私人手里。包括不动产交易的利得税，最低是获利的75%，包括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这种情况下，住房是纯粹的消费品，一个制造业的技术工人作为一个中位劳动者，在中等城市获得中等住房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社制。社会组织包括大学、医院、企业、合作协会等等，这些社会组织如此重要，根本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NGO所能够涵盖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乃是政党建设国家，国家建设社会组织，任何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不可被化约为契约，大学、医院占用大量的资源，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离开大学不能获得知识持续性生产和进步。离开持久生命力的企业，仅有赚钱项目或者交易，怎么能够促进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这一点是我观察以前的国有企业和现在的珠三角工厂得出的结论。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农村小伙子上田，在原来的国有企业里，前几年他可能并不为企业创造什么，损耗材料、学徒，等到40、50岁的时候能成为很高级的技术工人，其人力资本的峰值是45岁，珠三角企业呢大概是25岁。只有持久性的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德国、日本有大量这样的企业，中国通过国家创造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成为一种资本社会化的组织。

币制。早在根据地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发现了主权货币的性质，彻底摆脱了“货币拜物教”，认识到任何货币无非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使货币成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手段，而非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工具。原来货币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符号而已，所有的货币都不具有内在价值，都是主体间性。同样，如果我们能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我们认识到社会资本积累——信任、组织创新、政府统治能力，实际上具有对私人货币资本的替代作用。通过自主发行主权货币和通过主权信贷建立资本社会化的市场型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从而彻底拒绝美元资本登陆。这将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升级的基础。

但是还有一条，经济的对外开放问题。中国坚持自主开放、对等开放，不理会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叫嚷。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大国崛起的经验都是竞争优势战略，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幼稚产业需要适当的针对外部的产业保护政策，而在国家内部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中国是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输出工业品，进口原材料和资源。由于中国人民如此勤劳聪明，人多地少，兼之交易前所未有地公平，广大的亚非拉兄弟也感谢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本质不同的，目前的的自由贸易和西方比也非常地不同。

这是我对于可能是30年之后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展望。它总结了我们60年的经验和教训。无需讳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有太多的教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够应对西方经济学从信息和激励两个方面进行的挑战，它是没有生产过剩和金融危机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它是真正以人为本，特别是广大劳动者为本的市场经济。

我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有助于大家理解上面的阐述。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关于专家们的发言和这个主题，我有一些断想。我理解，中国模式是一个有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怎么实现现代化国家？我们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套路，还有后面的想法，还有探寻的模式。但是，我们发现，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国家”的层面。中国现在越来越现代，中国现在都很现代，大家都是说话彬彬有礼，西方的东西我们都在运用，但是，“国家”这个概念却遭遇到一些麻烦。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汉奸盛行。跟很多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有可能中国太大了，很小的比例在量上却很惊人。但是中国的学界精英，知识精英里面国家观念的淡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谈谈国家主义，有一帮人来批国家主义，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我们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现代了但是国家没了，共同体上不去了，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从革命到执政到建设，我们有很大的认识分歧。中国几个30年，前一段时间我们搞革命，反复的革命，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革命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这一些领导人，这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要锻造出一个现代化国家。经过革命的不断洗礼，才可以把极其分散的、四分五裂的封建王朝锻造出一个国家。在前30年建设过程当中，我们进行独立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也搞革命。我们的领导人很清楚，只有在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都不断进行，才能锻造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来。

但是，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却只搞现代化，不谈国家了。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做了什么宣传呢？我们做了理论建设呢？我们除了接轨还是接轨，而且这个接轨我们只接单轨，只接某一些利益集团的轨，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利的人就不接了。我们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国家共同体却越来越麻烦，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在改革开放，我们不仅用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廉价的劳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廉价的主权，给外资、给跨国利益集团超国民待遇，实际上就是一个廉价主权。我们换回来一个一个的现代化，但却以共同体的不断解体为代价。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探讨中国模式，这应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建，一个再造，或者说是历史的螺旋，我们又回到新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使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更加有力量，实现我们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曾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我想先讲一讲儒家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社会主义儒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不救党何以救国，而且从道德上来看，不救党不中；另外一种算自由主义的儒家，他们认为，救不救党无所谓，党没了，救国就行了。

我们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呢？我的理解是，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就是这几年才热起来的，而以前官方的说法一般是谈中国特色。我感觉，这两个说法中，中国特色消极一些；中国模式的一个提法比较积极，更多的是站在30年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来谈的。而这样的成就，可以说不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可能更多的在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论下取得的，一般的学者是接受这样的论调。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在经济上提供某种东西，他们同样在政治上有所诉求。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满意。此外，具有保守色彩的儒家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有接受的成分，有时可能还尽量把他自己的主张带到中国模式去。站在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实际上受到来自自由主义和儒家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课题实际上是有一个考虑，不仅仅是丁耘提到的，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历史从传统思想的角度做一个正当性的辩护，而且还要充实中国模式的内涵，不光从经济的成就上讲中国模式，还要更多的从政治制度、文化方面把中国模式这样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