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是磁带作为储存介质出现，人类发明了计算机，电视机和录音机等改变了知识的储存与传播，磁带作为储存介质的大规模应用，标志着一个动荡的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的到来，对既有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产生了挑战。

197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随机储存介质开始出现了，就是硬盘和光盘。但是，相比此前，这些储存介质的寿命，非常有限，甚至光盘机作为大规模储存应用的时间比磁带机还要短得多。传统的纸张是含酸的，几十年后就会开始脆化，可是现在的硬盘、光盘储存方式寿命更短。到了今天，进入到云储存，仍然没有找到新的介质，还是建立在硬盘机、光盘机为主的储存介质。但是我们的储存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方面储存介质越来越脆弱，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人际关系和大脑，因为云储存的出现都发生了变化。原来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关系纽带是共同事物的回忆，但是云存储出现，哪怕这样的一种关系都被云端化了。夫妻之间，过去一段事情，或者说下周开一个家庭宴会，夫妻关系同通常会分担记忆，一方记请谁，另一方记着买什么食物，通过这样的记忆分摊维持夫妻关系的纽带。延伸出去，比如说一个社群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怎么分摊和维系？现代通过报纸、书本的方式对应一个共同的事件，作为集体记忆的分摊。书本包括传记和回忆，以及阐释、理论，对一个比如广场事件进行集体建构。我们的记忆纽带是在书本、和录像带、照片上的记忆，如果这些数据逐渐消失、介质毁坏了，开始变到云端，假设都是百分之百能保持的云端，那么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记忆、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都被云端化了。从家庭关系、社会伦理的最基本单位到朋友、共同体，到大社会和全人类，迟早都面临着所有的数据都会云端化。

重庆模式中薄熙来当时很重视一个项目，在重庆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云存储基地，他们为什么有对云储存有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要在重庆设立云存储基地？重庆那边有巨大的冷力资源吗？再比如，当亚马逊作为云存储公司，整个文明关系改变了。权力这时候集中在一个云存储公司，而不是掌握在某一个政权、世俗的政府手中。谁提供云服务，谁就掌握权力，显然薄熙来意识到了这点。云存储意味着，吸收一切数据，一方面割裂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云存储的掌握者可能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审查、过滤、检查、和删除；同时，当我们的大脑主动放弃记忆功能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包括海马体，就开始萎缩，退行、退化。

重要的是，当人类记忆开始被集中的储存到一些国家、公司手里，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可以被随时抹掉。抹煞记忆是政权维持的基础。特别是专制，就是依赖清除记忆。它的一切暴力或者统治方式都是为了清除记忆。但是云存储彻底统治之后，每个个体在主动放弃自己的记忆功能，而且这个记忆储存被少数的政府或者少数的公司，或者少数的供应商所能够抹煞掉，垄断掉、过滤掉。未来就是一个很悲观的图景，就是丧失抵抗的社会，是高度专制的社会。

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这个存储器的寿命或者它的分布。即使每个人仍然拥有U盘、硬盘、MD，可是这些介质的寿命非常短，难以对抗云存储以及云存储的自我复制。

当然，社会的对抗相应的也是是以建立集体记忆的方式和路径进行。如果社会运动就是重建分布式的记忆，社会运动就会变成储存介质的争夺，某一种跟云相对抗的介质。比如说书本，或者发明另外一种新的储存方式，新的介质发明和出现，也许能够打破这种垄断的云存储。

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往往过于片面

何威（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

我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我自己更愿意定位为媒介社会学。今天参加这种跨学科讨论，对我启发非常大。不敢说评议，下面说一些针对诸位观点的个人想法。

听过赵汀阳教授和王俊秀老师发言之后，最初的感觉是两人的观点，包括此前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两篇文章，有方向性的差异。似乎一个是“实然”，从目前局面推导出的未来最可能的走向，这是赵汀阳教授的文章；而另一个是“应然”，就像王俊秀老师的文章和发言描述的，是一个愿景，希望走向一个恰当社会。因此前者看起来悲观一点，后者显得乐观一点。

赵教授的发言带来特别多的启发，非常具有想象力。我想做三点回应。

第一，您提到，在当今近未来社会更多的是技术和系统的支配或曰垄断，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接受优良服务，在被事先安排的多种选项中作出选择，因为这样的服务和选择的方式可能是很舒服的，很便利的。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之前写的《网众传播》这本书里，也提到相似的观点。比方说，政府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网络实名制，但效果不太明显，还常常遭到批评和反抗；但是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事实上的网络实名制其实已经比五年、十年前明显得多了，促成它的与其说是“威逼”不如说是“利诱”。比如网站间的联盟与数据开放共享渐渐成为潮流，各个社交平台相互打通，一个新浪微博帐号，可以登陆各家不同网络的服务。这确实方便了，但也意味着让渡了你的一部分隐私权利给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知道了你的某个帐号，而且把它跟你在网上的行为联系起来，你的浏览、关注、收藏、分享、评论、好友关系等等。包括你在电子商务公司购物的时候，你过去的选择、你的好友情况等会决定网站给你推荐的结果，你会喜欢这样的推荐服务。说起来，这些现象也不是全新的东西，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在新技术时代的新体现：不是强制的灌输，不是暴力机器的压迫，而是依赖被支配者的赞同和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第二，今天不少老师从哲学层面说互联网的事。但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精细化、专门化，在一些具体讨论中，很多时候用过于宏观化的视角进行判断，或者做宏大的论述，分析未必精准。

比如说，赵汀阳教授提到互联网是典型的言论广场。我们知道，像广场这种形态，它可能更接近于目前我们对微博一类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状况。如果回顾之前的论坛或者BBS，或者是之后崛起的微信等新兴移动社交APP，它们跟微博从内容的组织方式、信息的传播模式、到用户的行为习惯、权力的架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把这些互联网产品、平台或社群，都想象成广场的构型就未必合适了。博客大约像个人展示的花园或阳台，BBS可能更像公共咖啡馆式的沙龙，微信则是私人社交式的沙龙。那么里面发生的言论观点传播、碰撞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时宏观化视角也容易导致绝对化。赵老师提到未来的自由可能被定义为从服务的多种选项中选择，而这实际仍是种专制。我想问，到底是给我们一百万选择的局面更好，还是原来一万种选择的局面更自由？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抽象的自由在那等着我们去追求？这有点类似谈传播与媒体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带来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意见的多元化受到了威胁。但是，难道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比现在更多吗？相对来说，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空间扩展和意见多元化，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对于存在的威胁要警惕，但是也要避免将某种概念绝对化到非此即彼的地步，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比较分析。

第三，我们论述问题的时候会用很多比喻，比如赵老师提到的“江湖”的想象，并提出了公民社会可能有江湖化的危险等。关于“江湖”的想象，赵老师当然会有自己未说明的预设，比如人治而非法治、讲“侠以武犯禁”、恩仇报应、有一套独特的善恶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等。然而，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他们可能会对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预设。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微博上关心严肃公共话题多一些，可能产生错觉，认为大家都会通过微博去关心类似话题。但“90后”甚至“00后”中间，更多的人还是在关注喜欢的明星，追捧《小时代》，玩魔兽世界、英雄联盟。老一辈人常常把互联网与线下生活的关系比喻成虚拟和现实的空间，以屏幕相间隔；但是新生代人是所谓的“数字原生代”，从出生起就很熟悉数字生活，因此并不把网上的行为看的多么虚拟，也愿意为头像、化身服饰、游戏装备等“虚拟物品”付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赛博空间”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例如，有一款流行动作游戏《鬼泣》，主角拥有天使和恶魔的双重血统，而恶魔试图把他不断拖进由邪恶组成的能反射和影响现实的平行世界Limbo中去杀死他。对于《鬼泣》玩家来说，是不是很自然地会把互联网想象为Limbo这样既影响线下生活又有一些不同规则和逻辑的平行世界呢？我的意思是说，新生代会有全新的文化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想象与比喻，这又会影响到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还是说回“群体极化”现象，人们加入一个小圈子，其成员意见很相近，因而在讨论中观点会趋于偏激，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觉得周围的人都赞同自己。但是也存在改变的契机。因为基于社会化媒体产生的社会网络，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一个孤岛，而是一个立体空间中，相互交织和重叠的圈子与网络。因此，也许某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韩寒的粉丝，在另一个圈子是宠物爱好者，还有一个圈子是回龙观居民。因为我们同时身处多个圈子，而所有的活动和交流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一些“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如果我们仅仅把网络中的关系想象成现实中的构型，可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结果。

王老师提出的关于适当社会愿景确实很美好，能看到其中希望通过互联网赋权的力量，改变当下集权或是社会僵化断裂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体论述中缺少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就像赵老师提到的，一定要警惕资本力量或者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王老师的文章里提到了对应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层面的“意义世界”，但目前来讲让我比较困惑的，就是如何保证互联网会在这三个层面上，天然地、自发地就推动我们走向适当社会？而不是按照“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反乌托邦的套路去演进？

举几个例子：

从描述来看，“适当社会”应该是与消费社会、丰裕社会有不同的进路，大家有节制，适可而止的消费，不是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但是就以互联网身后的ICT产业为代表来说吧，在座诸位，我们所读的书籍杂志跟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但是各位用的电脑都不太可能是五年前的，手机甚至都不会是两三年前的，整个ICT行业都热衷更快速、更强劲的计算能力、更大带宽、更大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概念都需要你去颠覆摩尔定律，从电子计算机发展到量子计算机。这一点跟当年的工业时代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没有区别。

另外，从各大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中，洋溢着对消费主义的崇尚，对财富和资本的崇拜，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赞扬与追求。这些趋势本身看不到一个让人们可以遏制欲望、追求所谓“恰当”、“节制”的可能性。这种希望是无法寄托在资本、科技乃至互联网本身的。

以及，文中也提到了用户生产，免费地、义务地生产内容，惠及大众。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比如维基百科；但这样的例子确实也不算太多，不算主流。用户生产往往会被各个平台拿来作为自己利润的直接或间接来源，要么直接出售用户生产的内容，要么向广告商出售UGC带来的其他用户资源。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为了更好地生产内容，而支付更多的费用。比如写博客要成为VIP，要用专业模板和更大的图片存储空间；写微博要交费成为“达人”，等等。还有，各大网站会通过法律方式来绑定用户生产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资产，比如许多门户网站都有用户协议，上面写明了你在上面创造的所有内容，版权使用归网站所有，但用户一般都不会留意，留意的也没法细究，因为你不点确认就没法注册了。

所以，这些例子都说明，简单的把适当型社会和技术进步、互联网发展联系起来，这中间还缺席的是，人作为“行动者”的存在，和主体性的作用。

特别喜欢段永朝老师提的多重空间和多重主体，其中也提出互联网帮助人们回归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当下关于意识上载的讨论，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国外已经有大亨出资，和科学家一起在研究如何实现，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时间表。这是不是重新颠覆了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像凯文•凯利等人鼓吹的，互联网终将产生一个“超智能”等观点，是否说明肉体也可能再次回归到不那么重要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互联网是当代社会的精神象征物

余盛峰（《文化纵横》杂志执行副主编）

我的发言谈不上评论，主要是读了文章之后，结合自己的思考谈一点感想。赵汀阳和王俊秀老师在文章中给我最大的启发，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对互联网的讨论。互联网其实是作为当代世界秩序演变，作为世界秩序潜在革命性变化的精神象征物，凸显其重要性。正像牛顿时代和霍布斯时代以机器为时代象征物，互联网是当代社会演变的精神象征物。对这种象征物的理解和分析，用工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理念概念进行分析的话，可能会出现许多错误。

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急迫需要更新传统的一整套概念。我这几年研读比较多的是德国的一个社会理论家尼古拉斯·卢曼，他提出一整套自创生系统的理论概念。对于这样一种自创生秩序的认识已经不是停留在科幻式的想象，而是有一整套严谨社会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需要解构的概念就是主体和个人。我们当代社会基本的秩序单元已经不是个人或者主体，不是肉体和精神性的个体。可以用一个概念也就是“沟通”来替代，“沟通”是当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单元。香农对信息做了界定，即可分解为信息、接受和理解。由这三个过程结合而成的沟通过程，通过每个社会系统的特定化，比如说法律系统有它自己一整套的信息沟通语言，经济系统有它独特的沟通语言，政治系统也有它自身沟通的语言。在我们当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用一个比较炫的词，就是各个不同的匿名魔阵，匿名母体，匿名的MATRIX，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秩序单元。

在这个社会过程中，个人和主体仅仅是作为系统的环境存在，系统不会直接考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只是偶尔被系统的代码运作考虑。如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多的不是资本家的贪婪，不是华尔街阴谋造成的危机爆发。目前的对策分析，多是主张通过制度设计控制个人贪婪，事前进行法规规制，事后进行法律惩罚。但是，这些规制手段后来都被证明失败，因为现代规制理论研究已表明，所有法律都有漏洞，因此任何事先设计，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规避。欧洲思想界现在提的一个方案“纯货币改革”，就是希望通过金融系统本身的运作逻辑来处理金融系统本身的风险，要处理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贪婪和个人的道德，而是“系统的成瘾”这样一种系统化现象。

也就是说，面对当代秩序的特殊动力机制，面对当代各大不同功能系统自身的封闭性运作，我们需要不同的思考方式来应对。这也涉及到我们对传统政治、宪法、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理解，也需要重新定义。

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判断，还是试图用民主国家和民主政治，通过一个固定领土国家之内的议会政治、民主政治、党派政治，通过政治系统的集中输出，来解决各大系统出现的不同问题。经济也想管一下，教育也想管一下，法律也想管一下。事实证明，这些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逻辑，政治宪法和政治权力的渗透，事实证明，大多是不管用的。(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