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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3)
时间:2014-01-14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赵汀阳、王俊秀等 被查看:
11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Embodiment Intelligent)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Black-Sholes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Shannon)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2004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网络世界的政治哲学

 

周濂(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我来之前跟超群说,我是互联网行业的围观者,所以今天的点评注定是外行爱热闹式的。段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我自觉需要做更多的消化,否则很难把握其精要,我就针对赵汀阳老师和王俊秀老师的发言简单说几句。

 

赵老师和王老师的思路与观点初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天马行空式的演绎推理,一个是贴地飞行式的经验归纳,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未来的、由网络技术导致的新专制,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过去的、由网络技术去终结的旧专制,如果说赵老师的结论是悲观的,那么王老师的结论则是乐观的,总之,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取向。但是虽然有如此大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进行对话,事实上他们有许多的论点都构成了潜在的对话与交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相信赵老师不会认同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几十年来如一日的方法论就是“无立场的批判”,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客观的预测,无所谓悲观或是乐观。

 

赵老师的这个“客观的预测”是基于类似于演绎法的强大逻辑推论得出的,其中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他谈到德国式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autonomy)在互联网时代终将被自立(independency)所取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我最近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相关论著,关于这对概念,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多少都有些了解,简单说,自由民主制的支持者会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立法者、解释者与服从者是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具有正当性,而自由民主制的反对者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想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有在投票选举议员的那一刻是自由的,投票结束之后他们就再次成为了奴隶,公民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宪法与法律的制定者,立法者只可能是一小撮精英或者智者,所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理想在政治领域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问题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赵老师很好地把这个问题移植到了互联网当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那么王老师的分析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和赵老师构成了对话呢?刚才王老师谈到淘宝有129条规则,其中绝大多数是网友自己通过长时间的磨合制定出来的。这个现象引发我的思考,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供应商,似乎没有彻底垄断网络世界的法律,普通网民依然可以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解释者而不仅仅是服从者参与到游戏。虽然到目前为止,淘宝129条规则还不是网络世界的普遍现象,也远没有给我们建立一个立法者、解释者和服从者三位一体的模式,但它至少对赵老师的逻辑推论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

 

另外,赵老师在文章中说,网络的根本精神是free,也就是“自由”与“免费”,但它们都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对于这一点,王老师刚才谈到说现在有很多网络服务都实现了免费共享的基本特征。我个人觉得,在赵老师和王老师取向非常不同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交锋。对赵老师而言,也许需要要弯下身来应对来自网络现实的数据和观察。当然,另一方面,赵老师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也是有助于进一步地整合和抽象经验数据的。

 

王俊秀老师告诉我们互联网将给我们带来一个适当社会,这个判断非常鼓舞人心,但是细查他的概念和推论,多少存在一些跳跃,给人以立场先行的感觉。反过来,当赵老师说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新专制时,我对他的推论过程也抱有一定的怀疑。比方说,他把自由定义为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极端状态,一旦不存在无限可能选择,则自由不复存在,这种论述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衡量人类历史,那么结论就是,人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由,我们一直处在不同形态的专制之中。这个论述逻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真实的选项。

 

说到从democracypublicracy的变形,赵老师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强大的概念创造力。之所以会出现publicracy,按照赵老师的意思,是因为在网络时代必然会出现民意煽动者,这些人的意见会成为主导性的意见,导致表面上的民主不复存在。对此我也深表怀疑,首先,虽然无论在BBS时代还是微博时代在公共场域中总会出现所谓的意见领袖或者民意煽动者,但是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格局显然是加深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次,所谓的意见领袖和民意煽动者无论在古希腊的agora还是网络时代的agora都是存在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这是专属于publicracy的独特特征,就此而言,publicracy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也是可疑的。

 

    回到赵老师所说的网络时代会让自由概念从“自主性”转变成“自立性”,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察。传统的政治哲学如何把自己的论域从现实的民族国家置换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旧有的概念图式在面对暂新的四海皆是否还有解释力和成长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谁提供云服务,谁就将掌握权力

 

吴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这个谈不上评议,自己有一些想法,跟诸位一起探讨。

 

现在的互联网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大家都在谈大数据和云存储,意味着什么?我们过去几年都关注互联网政治走向的问题,它对世界生态到底改变什么方向?从这个问题出发谈一下过去几百年来政治形态的演变以及未来到底是极权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还是是无政府主义?什么程度?

 

如果从数据储存、知识储存的角度,从羊皮书时代到现在经历了几个发展时代。羊皮书时代,知识垄断在经院中。随着贵族收藏家的出现,开始进入到一个启蒙时代。比如霍布斯,在瑞士收藏家里发现几万本羊皮书,大读特读,然后写出了利维坦。而15世纪活字印刷的出现,开启纸制印刷书的时代,打破了专制。专制是建立在对储存载体高成本垄断的基础上,而启蒙也就是储存介质的民主化、平民化。

 

工业时代,相对于更早的启蒙时代的纸质书,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体出现,知识或者数据的储存与传播的改变使得大众政治参与成为可能工业革命时代的后期还出现了唱片和胶片。这是工业革命和民主的发展,储存介质更为平民化,更适合大众传播的时代。

(责编: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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