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固然，罗马教廷的体制是一种官阶和官僚制——其为俄罗斯学者诟病——但是，我们不能为此就连孩子也给倒掉。（路德，就是这样一个既反对教廷，又拥护罗马的“两面人”；这是他的难点。）而思辨和启示的对立，本来就是一种大自由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类思辨，也就没有这种“人神”权利的存身。绝对分开于之，就 会产生既无启示、也无思辨的结果——历史就是这样发展和认定的——“以头撞墙”，可以是鸡蛋和墙的关系，也可以是革命和体制的关系；并不一维而论；有时候，鸡蛋胜利，是正面革命胜利，强者下台；有时候，是更坏的革命（反革命），代替之，成为强者——并无鸡蛋和头和墙之间绝对化的关系转换。所以，当存在主 义者一般性提倡“撞墙”的时候，鸡蛋，也许非常强大，但是，其实，鸡蛋一旦强大到可以垮墙，未必总是好事。列宁这个鸡蛋，就很糟糕；比起克伦斯基之墙，糟糕一百0一倍。

第三，自由主义鸡蛋总会要垮墙的。这很好；但是，墙体如果并不腐朽，垮墙的理据也就并不充足。如此等等。第四，罗马是墙，拜占庭和（第三罗马）莫斯科（加第四罗马）彼得堡，是不是鸡蛋之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拜占庭和俄罗斯是不是有一种被边缘化，而罗 马是不是有“拉丁化”之嫌，大而言之，也是鸡蛋和墙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人最为关注的议题。这个东西的解读应该是，西方教会被全世界世俗权力、国家政权取代的时候（所谓教会失败，俗权胜利），其中，官方－国家之人权因素致胜，乃是不可轻视的要素——世俗政权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权，人道和神道的毁弃，刚好相 反；也就是说，雅典和耶路撒冷乃及莫斯科，彼得堡之人权，往往是在政治变革中做到的，不是在神权张扬下做到的——而反对神权的革命乃至人文主义，其实并未取消神权而是将他放到适当的地位或者被克己复礼（复制度）。

关乎于此，索洛和其他俄国学者都有很好的论述：即，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关系说，等等。他们在此一方面的论述与西方同。最后，精神自由是在集体自由这个前提下被呵护的；不是个人自由、忏悔和反省导 致自由，而是（正面）政治制度导致自由——没有反向成功的例子；一个也没有。所以，俄罗斯作家关于农奴解放如果可以只寄托于其“心”之解放，就无须农奴解放之观点；论述十分精彩。于是，关于哲学范畴和宗教范畴之意义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论述：自由，是从人类追寻制度解放开始的，而不是解放自由心灵，抑或只是 解放心灵——人类只有制定了这种允许自由的制度，追求上帝的议题，才开始变得有意义（整个西方的民主，其实早于耶稣，是在希腊多神教时代即已出现）——而非相反；在取消自由的前提下，实行荒诞论，实行无逻辑之“以头撞墙”，以获取自由和人权，实在是本末倒置。沙皇和列宁都不会完全找到宗教意义上的“意义” 和“异议”，且由卡夫卡认领其中，得到保护，等等。这也是一种历史证明，不单是历史上的名实之争如此，后来的实证主义和解构哲学还是无法逃出常识的范畴。所以，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都会为无法实证上帝倍感焦虑。而在政治上搭建了讨论平台以后，人类却可以在未完成之巴别塔上，讨论意义的终极之问；这个讨 论，不是在平台搭建之前，先行将异议人士烧死，然后一致举手，全部通过——这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讨论“法则”——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被允许讨论的时候，方才出现意义/异议问题；绝对不是相反。

于是，俄罗斯人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后 面，大谈存在主义，实在是，他们错置了前提。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列宁“以头撞墙”之成功。鸡蛋坚硬起来，墙，化为齑粉；这个辩证法，不好玩！墙化为齑粉以后，难道耶路撒冷就可以存在乎？耶路撒冷的存在，是因为耶和华、耶稣要搭建自由之“棚”，之“墙”，之“殿”——这些所谓犹太教“宗教唯物主义”，正 附和政治涵义的存身前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讨论意义和人权问题，可以涉及宗教，但是，一般而言，宗教不提供政治实现的手段；政治目的是由政治目的实现的；宗教，往往是在复辟时期采纳的制度建设中中兴起来的——就像希腊实行政治，犹太追寻耶和华，罗马落实基督化（有彼得圣座——墓穴——和道统） 一样，拜占庭和彼得堡宗教自由，实在是要政治议题代为开道，筚路蓝缕而后实行之；不可以稍许相反。也许，世俗政治和神权政治的奥秘皆出于此；有点不可思议乎？反之，正是因为宗教终极意义的存在，一切政治议题方才由此产生——因为，时间由此开始，空间由此拓展；一个人的神义的开始，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神 人”之意义，就在于此“神人”也是人；人，不可须臾没有政治预设和（正面的）政治制度赖为栖身。

理性和信仰

俄 罗斯理性和信仰是区隔西方普世价值的一种重要参证。其中其理性的摒除和信仰的异化，是其伟大思想家百多年来艰苦探讨和争辩的结果；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主要争执焦点，就是如何采信罗马天主教中心论抑或反对之；而信仰派教旨和非理性派观点，在摒除理性主义和采纳直觉、反智和意志论上，又有异化而同归之特点。于 是，百多年来，俄罗斯思想的特点，在劣币驱除良币的道路上坎坷行进，大致走上了一条准东方和准西方的政治路径，而遗留了绝大的政治疑问——乃至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良知人物，最后，也在评定斯大林问题上产生匪夷所思的错误——他们（普京等）重新竖起捷尔仁斯基雕像，出版百万字吹捧斯大林的书籍，导致俄罗斯思 想继续在涅恰耶夫式的泥沼中滚动。中国人百年前以俄为师的辨正和借鉴，今天，成为重新思考和批判的起点。所有关于十二月党人，巴库宁和涅恰耶夫的思路，在比照中国政治课题时，更加相近于之，而非和法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那样疏远离奇。

因为，趋同性的中、俄思维倾向，莫过于他们错误了解了西方的基督和民主——俄罗斯思维的关键所在是，从理性批判的原教旨主义之俄罗斯信仰论，走向尼采式的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导致对于理性立 论之国家主义了解的错误——也就是，他们没有看到操纵恺撒和上帝的可能性（他们说，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而精神统治肉体，等等）——而中国政治，则在既缺少理性、也缺少信仰的负面双重性上，直接滑向否定理性，操作“实践”和毁弃信仰的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偏偏缺少马基雅维力主义中政治理性的张 扬。所以，回顾百年来俄罗斯主义的政治错误论或者革命错误论，导致的、几乎是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像中国政治传统一样，既无理性发扬的历史，也无信仰滥觞之元创——而中国革命，也在同样缺乏上述两点中，跌跌撞撞，熙熙攘攘，破坏和牺牲惨重。于是，当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提出神权政治国家之极端理想的时候， 他却在看重彼得大帝政治改革的层面，一反其神权主义原则而肯定彼得政治操作和彼得政治思维。这个启示非常重要，因为，索洛看到，他的神权政治操作的虚妄和历史不可能性（虽然他本人不会认可这个定论）——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何以彼得的政治改革，导向的不是英美政治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治——其间，提问的轨迹依旧可以回到俄国不是西方（虽然他们相反强调之；强调就是因为阙如）而是东方这个 老调子上——彼得的西化和清末中国的西化，没有像日本之“化西”那样成功，还因为“日本无革命”而俄国是负面革命的首作俑者。所言涅恰耶夫之“革命教义问答”，就在既反对理性，又打倒信仰（采信伪基督加伪信仰）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列宁主义，就是一要反对正确的理性，二要启用伪基督助伪信 仰——这和毛主义采纳中国特色革命和实践，如出一辙。而关键的问题还是，西方有民主和耶稣，俄国半有之，中国没有。于是，革命正面性，回到传统，回到民主，回到希腊和基督之，就是我们所言之革命“回归论”。在俄国和中国本来就没有，或者半有之状况中，走向伪基督和（实质上之）反革命，也就“顺理成章” 了。

乌托邦主义之涅恰耶夫说，劳动及其分配是未来主义政治建设之核心，劳动与否成为衡量生存与“人权”的尺度——人们难道没有想到，在奥斯维新集中营的门楣上也写着：“劳动使人自由”之话语吗？一个卑鄙的，被写入“鬼”世界的堕入泥 潭之“猪”首（变易拿破仑——见奥维尔），革命大牧首，前列宁分子，难道可以用劳动来消解千年人类不仅仅是劳动之世界史吗？——这和马克思所言之劳动决定论如出一辙；而当马克思制定和预言未来的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生活，与其说是人们的生活，不如说是世间的漫画。于是，在西方人摒弃乌托邦和马克思的时候—— 其主义直接转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议会道路——俄国和中国却采信了革命教条——在1965年苏联人完成了“普通法西斯主义”反省后，66年之中国“火炬游行 ”（红海样）重新出发——鸡被拧断脖子一百次，也不会实行归纳法——这就是世界悲剧的原地主义原型。

人们看到，在诸多 细节上，俄国反革命论和保皇论的基调看起来很像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论和无神论，但是，保皇主义的非理性信仰和非政治操作，比对涅恰耶夫的手段即是目的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之唯革命论（从其暴动和暗杀到列宁的组党政治和人民革命），显得力不从心和顾此失彼而最终引来失败；俄国信仰派的非理 性主义见之涅恰耶夫革命论，如小巫之赌大巫，必输无疑；而其信仰主义，则因为批判政治干预教廷和“教皇主义”，使得普世价值式微，罗马正统被否定。于是，深行鬼祟、野蛮和无道的涅恰耶夫主义和列宁主义，便以对于所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否定为正确论，登上了俄国政治舞台——也就是，以其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 政治操作，取代了索洛维耶夫一向以来坚决反对之“宗教政治化”——列宁的信仰政治化（伪宗教），比起罗马和拜占庭宗教政治化，利害一百0一倍。所以，非理 性、反智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直接走向俄国革命论之列宁主义伪理性和“人民选择”。十月革命鼓吹的（无产）阶级优先，工人制宪和苏维埃掌权的“信仰”，取代了俄罗斯前辈哲学家所有的政治预设和无预设。于是，转了一个圈子，俄国人回到专制甚至极权，而并未因为这些争执，获得稍许进步；从而移步西方罗马教廷之“ 普世主义”。大致上，这个俄罗斯思维就是如此。于是，我们阅读无论是舍斯托夫，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克夫，陀斯妥耶夫甚至托尔斯泰，看到了白银时代俄哲们的睿智和勇气，看到了其思维的混乱和清晰，看到了整个俄国因为艰难西化或者化西的尝试、失败和失败之伟大，确有眼戒摘除，却视线依旧模糊之感。

俄 国宗教哲学的概念和逻辑大体上是这样，他们辩护于东正教之拜占庭主义，却很少涉及希腊民主之先验、后验的理性和政治——他们采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反对罗马之拉丁化和希腊化，主张宗教和教廷要重视民族主义，却很少看到他们言及基督教最后政教分离的普世作为——他们强调一种罗马化的缺陷和拜占庭化的正统， 却很少启用欧美革命中圆融革命和宗教的复辟主义，拿破仑主义，俾斯麦主义和迪斯累里主义——更少涉及如何直接或者间接操作正教分离。因为他们缺少回归希腊化的民主主义和雅典模式（民主和专政）；俄罗斯陌生化于希腊民主，而希腊民主却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索洛维耶夫们争取的 俄罗斯中心论，很像中国主义，中心主义，实在是勉为其难，苟且布道，甚至是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武器，没有取得武器的批判——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心之国的改革工具论，西学体用论等等论调的成就武器不批判性。加上俄罗斯民族性是以弥赛亚救世说为基准，以陀斯妥耶夫俄罗斯中心主义为原则，以列宁“新民主”（见 汤因比）为手段，以俄罗斯双头罗马鹰为象征，时至今日，这个俄罗斯主义论调并未完全确立其民族国家之一的应有地位；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仍然是要遵循这个弥赛亚精神，而苦苦求索一种区隔于西方的俄罗斯价值论——这个追求和中国特色的使用殊途同归，光谱各现，乃至在基本批判层面（以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批判东 西方极权主义），左右摇摆，瞻前顾后，甚至负面选择之——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从古拉格回归斯大林的终级原因。

这是俄罗斯 人汲取，批判和反思西方精神，却在最后定位上举错不纠，一路下滑。所以，辨正俄罗斯精神和思想之任务，现在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了；要重新开始。一般而言之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主张村社社会主义之赫尔岑乃至主张“新人说”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专制之反，还是极权之源，历来的文字总是以偏代全，语 焉不详？严酷的逻辑其实是，赫尔岑主义不是导向民主而是导向列宁；而老陀主义也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革命；而列宁－斯大林统治最后归于赫鲁晓夫主义到普京主义这个变种，究竟是民主转型还是俄国老思维的重复，人们尚待辨正；这个过程的孰是孰非，还在未定之天。——于是，俄国思想观对于宗教和政治分析而言， 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世界革命的异化和亵渎，是反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恶果——我们说，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的起因，是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革命反对论和上帝（沙皇）维护论的反拨和讽刺——而老陀的反革命论和对于专制的袒护，几乎直接跨入涅恰耶夫杀死沙皇全家的鼓动和策划——而列宁最终 完成了对于尼姑拉二世全家的杀戮。逻辑上的爬梳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人们并不是历史明鉴的对照者；镜往往是反向出现的，变型出现和黑暗出现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所有的人认为，他们就是光明，他们就是天堂。

之所以说俄国采纳和采信了宗教政治化，是因为其哲人和文学家几乎皆看到西方的宗教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路德和加尔文主义开始的，如何“在地上建立天国”这个改宗派观点，在西方历史上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强调个人信仰自由 的位格说，肯定了来自圣经和保罗的个人融合集体论；这个集体论的特色就是，以个人服从加尔文的严酷原则为唯一标准，他是实行类似教皇排异运动之排异运动之魁首，主持对此间反对派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和魔鬼之道——“在旧约的神政之后，在这里，在日内瓦，重新出现的不是一个神圣的人，而是神圣的人民；国家和 教会的目标不再是个体的神圣性，而是集体的神圣性”（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个（卡尔文）教廷杀戮论，导致类似德意志民族的反拨，产生个别民族和罗马教廷之间的龃龉和背离——而反对教皇的路德派则成为不自觉农民起义意志的旗帜；于是，路德和加尔文开始与政权一道镇压农民起义，杀死闵采尔，实行政教合一的教 廷和皇帝双向统治——这个农民起义的指向则为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到奠基作用。

这个逻辑的延伸就是，宗教的罗马中心一旦式微，道统和政统发生分崩离析的革命效应；不但出现闵采尔而且出现尼采——俄国的尼采就是舍斯托夫，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坚持上帝的无理性认知；而尼采干 脆将基督钉死在他所谓千年疯人院之耻辱柱上——随后，列宁的无神论革命将舍斯托夫和尼采并用无二，产生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无理性和超人——极权克力司马之伪基督杀戮。这个杀戮，在西方人看来似乎违背了人权的基本底线；但是，这个不服从者即为“稗子”和“不存在人类”（见保罗言论），即可烧死之宗教道德论和死 亡论，却并非始于那个列宁或者其他魔鬼，而是直接肇始于西方宗教改革。俄罗斯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就在其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名著里，有所记述和分析。他所援引的加尔文迫害异端的“文革”和“纳粹”手法令人汗颜，却是事实——这个历史，就是后来毛和希特勒先烧书，后烧人的历史悲剧。其中，人们不可不记得的被烧 之人的名字之一，就是塞尔维特。塞尔维特成为十月革命前和后来一切宗教覆灭之革命的、也许是第一个最重要受难者——他的主要罪责，就是因他指责了改宗派加尔文。我们引证梅列日科夫斯基如下——

“断头台上的大锄刀是在塞尔维特火刑柴堆上锻造出来的。”

 “‘稗子’，‘魔鬼的儿子们’，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人要像火中麦草那样焚烧；他们焚烧之时，‘上帝的儿子们’，都将得救。”（保罗的话——自立注）

梅列说，“加尔文把国家和教会联合了起来，或者可以说他想要把他们联合起来。但是，他是否知道，这二者是不能联合的呢？国家在教会中消解，正如冰在火中你要；教会会在国家中熄灭，正如火在水中那样。……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的任何尝试在历史上都一定不可能的。”

 “这时候刽子手到来，拉住塞尔维特的手，把他引向火刑柴堆。底下是冷杉和松木干柴，上面放了还有绿叶的橡树树枝。雨已经停了，但是湿淋淋的树枝不能很快烧起来。……‘不要折磨我太长时间吧，’塞尔维特对刽子手说。

 “那刽子手把他拉上柴堆，让他站在小木凳上，用铁链把他捆在柱子上，又用绳子在他脖子上缠了四五圈；那刽子手在他头上放置了一个撒满硫磺的橡树树枝，把《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塞著）绑在他胸膛上，又把他论三位一体的著作当作引火柴挂在他脖子上，准备用它来引火。

 “下面的柴薪点燃，但是放在上面的湿树枝发出的烟雾压灭了火焰。看到这种情况，民众中有些人就拾起捆捆干柴投到火里，以求缩短塞尔维特的痛苦。”

接受类似死刑的受难者很多——

日内瓦（加尔文统治的教区）成了悲哀之城；但丁笔下的地狱。“密探们从加尔文布道的讲坛上站起来，观察听众听讲的动态。有两个人被捕，是因为看到一个人打瞌睡从凳子上摔下来时咧嘴笑了一下；另外两个人是因为吸鼻烟。”

很对人因言治罪。一个说了不该把教会挂在加尔文裤腰上；一个说了原罪不是魔鬼是人自己的。

一个差点被处死的老妇，“因为她过度地盯着望了一眼加尔文。

一个不愿意再祷告的人被流放。

 “ 有两个儿童，因为在教堂前院吃了两个佛罗林的蛋糕而遭受荆条抽打，还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打了他妈妈一拳，险些被斩首。有些人因为吃的东西超过法律规定的两盘（一盘肉和一盘蔬菜）而被捕。人们被捕入狱，还因为阅读《阿玛迪斯》，因为穿流行样式的鞋和短袖衫，因为扎上了上帝‘十分厌恶’的‘发辫’，因为斜眼瞥了 一下一个法国流亡者（加尔文是法国人——自立注），因为跳过舞，或者观看过别人跳舞。有一个农夫被捕，是因为他说自己的几头牛懒，‘有犄角’，也就是说，是‘魔鬼’，却不知道加尔文曾经十分权威地声明过‘人比畜生还坏’。”

 “跟魔鬼一起进地狱也比跟加尔文一起进天堂好！”这就是日内瓦人当时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发展就是：人们上天堂的欲望，将人带入地狱——阿克顿这样总结。（极须注意的是，当这个圣徒和魔鬼死亡的时 候，人们顶礼膜拜之，下葬之，歌颂之；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人绑架了他们，又释放出使之得救的大救星信息——在所有极权混蛋死亡的时候，都出现类似的状况。人们到了日内瓦（含笔者），都要观摩和瞻仰日内瓦大学区（加尔文创建）且对这个妄人的塑像，久久凝望。这就是：斯得哥尔摩综合症……）

注： 所引书籍含，托尔斯泰《我的忏悔》，陀斯妥耶夫斯基《鬼》，梅列日科夫斯基《路德与卡尔文》，索洛维耶夫《俄罗斯与欧洲》，舍斯托夫《以头撞墙》，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董晓 《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金雁文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圣经－新、旧约全书》，影片《苏维埃故事》，影片《敌人的敌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