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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2)
时间:2011-02-22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刘自立 被查看:
 

  “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 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茲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 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

 

  “ 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资料)那么,路标派究为何物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新人和革命传统究竟要把俄罗斯带往何处?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们,是不是一向所言之“反动派“呢?俄罗斯自由,究竟是和那些势力纠缠与契 阔?此类问题,都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但我们缘于缺少资料,只能苟剪述之。有学者曾经撰文,对总持《路标文集》者司徒卢威(有人认为主要组织撰写者是格尔申宗)的观点描述之——

 

  “斯徒卢威认为:‘法制国家是国家体制发展的最高形式,法律具有普遍性的基质。法制国家的理 想是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定位标,然而,这种理想与俄国的现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 ‘国家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政权和管理在人们之间确定了超理性的联系,政权不只是是整顿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调整社会生活合理规则的工具,政权首 先是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国家期望强大,也应该强大,每一个繁荣的国家过去是、将来仍将是这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注重对国家外部实力的关注,而自由主义注重在国家内部关系中对公平的关注,有些国家内这两种思想在国家政策中充分结合,而在个别国家内部渗透了国家强盛思想的帝国主义战胜了传统理性 的自由主义。’

 

  “斯徒卢威强调: ‘我不知道,是否斯托雷平指出了‘伟大俄罗斯’这个说法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对我们而言,这个说法并非意味着拥护旧制度,而是对新的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呼吁。这种国家体制试图依赖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有爱国主义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建立新的俄国国家体制。”(张建华 《斯徒卢威: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段话的自由主义表达很为确切;原因是,国家专制主义是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唯一隙罅;相对比照的、就是极权主义无比对性之自由主义丧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多次言及的沙俄抑或满族非极权,有专制隙罅之自由主义空间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出现斯托雷平政治空间:反对党(多大上百),议会政治,批判可能性,等等自由主义要素所在——这些要素和西方约翰.穆勒等人互动于政府之自由主义稍 许有同——也就是,民主的多少问题,不是民主的有无问题——民主的有无问题,本生自自由主义绝迹。同时,斯托雷平“领带”赫然存在。沙皇和他解散了头两届立宪议会。米留克夫们无奈处之。这是自由主义的两面币和政府同之之局面。对比之,中国极权政府不给自由主义空间,也没有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可能。所以,主 张国家论,强大论甚至自由论,在俄国皇朝专制主义治下并非没有可能;其可能性丧失,乃是因为俄皇之民主性-专制性,使得民主空间时大,时小,时有,时无。这是造成自由主义式微,而民粹主义坐大的一个原因。但是,自由主义式微的更加重要的原因,皆是我们多言其操作性的阙如和观念的空想性质。(比如,胡适之和 蒋介石之间自由主义互动,就没有毛之颠覆论,人民论和劫掠论,更具煽动性。)2是,俄国自由主义分子袒护斯托雷平改革之不公正性,遂使得他们丧失了人民的 信任和支持;3,更不要说他们的基督王国比较列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时显费解和空洞了。4,这一点俄,中雷同。5,不雷同的是,强大俄罗斯,到底还是出现 了一个柒拾年。

 

  这个有效性的出现——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的强大——证实了部分改革派遗嘱和愿景的实现(——而中 国强大论,现在业成“中,美国”论之新双头鹰象征,耐人深思)。故此,司徒卢威在涉及沙皇强大论上,并非背离国家主义加自由主义原则。只是这样的期望,成为自由主义并不兑现世俗事务和人民期待的证据,遂使他失落于俄罗斯,并且为列宁取代。所以,自由主义“路标派”的正确性,在历史考证面前,败阵于暴力革 命。这是一个必然吗?缘于这个强大性,十月以后,1918年,前“路标”派中人再度出版了激烈抨击十月革命的文集《来自深处》,表达了和《路标》以前所版 《唯心主义》势成“巡神派三部曲”的观点。其特征是,《唯心》表达了司徒卢威等人转向绝决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式批判,《路标》表达了规避马克思主义的、对于 1905年革命的反思;《深处》则对于浮上台面,实行具体杀戮和诛心的布尔什维克全面进行否定和痛斥。这个过程的正面阐释,却依旧是规避民主革命和宪政革命,仍旧对君主立宪还抱幻觉和理想。其在《深处》表达的观念和《路标》如出一辙,继续以精神论和道德论,批判列宁主义,而枉顾建设民主社会的欧美建制和国家。继续认为外在形式的实现(民主国家)不能化解俄罗斯政治危机,只有回到巡神主义之路,复归内心,才能重建罗斯帝国。别尔嘉耶夫对于前,后革命的总结 就是——

 

  “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许多思想家那里,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最终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态度。将政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构——从技术观点看,它事实上就是这样。……因此有限的手段变成了无限内涵的目标。”(《路标》)

 

  “ 经济唯物主义与科学实证主义一样,它在俄国本土上也未得以正确接受。……在俄国,经济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特殊的‘阶级的主观主义’,甚至变成了无产阶级的 ‘神秘主义’。”他强调,“在俄国,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运动与国家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并且没有能够鼓 舞人的思想。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秘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也恰恰是那种使人觉得像乌托邦的东西在俄罗斯则最现实。”(《深处》——这和他繁复强调的俄罗斯宗教精神完全风马牛——自立注)

 

  其他批判(在《深处》)还有司徒卢威——

 

  “俄国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她已落入无底黑洞。许多人开始认为,统一的大俄罗斯只是一个幻影”。(言中了。)

 

  司徒认为俄国人在十月中只是继承着其古代以来之“道德恶习”。

 

  弗兰克认为——

 

  社会主义是外在胜利而非“内在胜利”,俄国社会主义是“暴徒式的社会主义”。(和列宁的鞑靼人背景考证联系起来。)

 

  《深处》前言说——

 

  “要促使社会生活的良好开端在宗教意识的深处生根,而现在两者的根本联系的脱节,则是不幸的和罪过的。正是这样的脱节,才酿成大错,道德和政治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头上。”等等。

 

  司徒卢威说——也许堪称总结——

 

  “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因此也未曾出现基督教道德世俗化,未曾把基督教变为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制度,如同西方国家那样。俄罗斯有宗教和宗教精神,但是宗教未能作为必须遵守的原则渗入日常生活中。”所以,无政治的宗教和无宗教的政治,双向落空。于是,我们想到中国……

 

  另 外,他们在十月期间,强调反对以暴易暴对待布尔什维克之新原则——这个原则的操作,除去流网海外,文字批判,别无他途——不像列宁,可以实际上卷土重来。于是,反对05年革命和反对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主义,在丧失具体行动能力上败阵于前沙皇和后苏维埃政治。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自由主义不提供面包和实惠——是其失败因素——中国自由主义亦同——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革命和资本

 

  革 命,是不是和资本完全冲突呢?从理论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 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 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 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 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

 

  但是,他谈到的西方欧、 美支持布尔什维克之主张,却是他睁亮他的老人之眸而神态强调与明确言之之含。于是,我们从这个提示察拣到关乎于此的大量材料,证明索尔所言非虚,实是铁证凿凿,不容否认;却百多年来被人完全遗忘或者视而不见。这类材料主要解释彼得博格集团一个世纪的所作所为。试看如下史料——

 

在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一节该书印证如兹,恩人卡内基。“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 元。”(见关于彼得博格集团材料——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21295.shtml

恩人洛克菲勒。“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

 

 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克伦斯基政府——自立注)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

 

恩 人英国政府。“比如,辛普森、撒切尔和巴特莱特律师事务所——该所擅长重组与并购是一家坚决站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体之后的美国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萨顿写道,“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迹象之一就是,合伙人托马斯撒切尔写了一份报告,在获得英国内阁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份备忘 录不仅仅就俄罗斯政策(支持亲布尔什维克的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当时的大通银行,现在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执行董事)作出了明确建议,甚至还声称,“应该给予苏联全面的支持,帮助其组建志愿者革命军。”

 

恩人摩根、莫罗。“另外一个和布尔什维克有牵连的华尔街公司是JP摩根。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摩根的合伙人德怀特.莫罗(查尔斯林登伯格的岳父)的自传中揭发说:

 

莫 罗对俄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七年。那时,他的法律合伙人,托马斯D撒切尔已经是革命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了。他和亚力克斯﹒甘博格(他作为所有俄国 纺织行业辛迪加的代表来到纽约)的友谊又强化了这一兴趣。“我觉得”,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写道,“必须为俄国做点事的时候到了。”他个人对于俄国特使和国务院的进一步官方联系很积极。他为利特维诺夫给日内瓦的亚瑟萨尔特爵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这还不是全部。在巴黎时,他在Foyott(译注:当 时法国参议员们常去的酒店)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了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其他苏联代表。”

 

恩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另外一 个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大型组织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控制着五家纽约主要银行。在《与俄国的未知战争》中,罗伯特﹒马多克斯一九七七年说过,“威廉﹒劳伦斯﹒萨内尔(兰德英格索尔公司总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写信给威尔逊总统,‘我同情现在的苏联政府,觉得它最适合苏联人民。 ’乔治福斯特皮博迪(一九一四年之后一直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主席,著名慈善家;他为洛克菲勒组建了‘普通教育委员会’)声称,他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垄断 政府。”

 

一想到这三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高层(萨内尔、皮博迪、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公开支持布尔什维克,我们脑子就晕了。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让一切都清楚了。华尔街银行家们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叛乱失败就开始做出支援反应了。他们为列宁安排了去瑞士的安全通道,让他免于受害。”

 

于 是,十月革命首先由德国政府支助列宁千万马克(见鄙文《胡政治看世界》——《新世纪》网转载);再由欧美财团和政府支持掌权者列宁,整体呈现一个革命和资本勾结之话题,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左派和右派中人抑或反对革命,抑或反对资本,却很少有既反对革命又反对资本者——但是,这却是不能删除的证据:革命,有 时候就是资本——虽然涅恰耶夫没有想到这一层,列宁和毛却想到了。毛70年代勾结美国,邓访问之,再见哈默于列宁近百年之后,业已说明这个革命和资本重新 开始勾结之第二次出发。人们回避这个话题,好像这里的皇帝是衣着整备,不是光腚者;他们错了。不管他们如何看重资本和美欧体制,却不能说明资本无孔不入,无原无则的本性。马克思也许在其批判中点击了资本网站的虚弱和虚伪,这一点也许有0.1的正确性。因为他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一起,资本就完蛋了。他又错了。资本可以和革命联姻,把革命转变成为反革命。俄国和中国的事情业已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其实老托也不 全对——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百分之一——是苏维埃强奸了整个俄罗斯;业有欧美大亨配合其举,为共谋同犯之所在也。所以,革命者幻觉的水至清之状况,实在是一种枉谈。革命了,就不要革命,要反革命了。这就是结论。

 

但是,索尔什尼琴说到一种历史的事实(真相——他最愿意提出的看法——自立注)和逻辑的关系。他说,他们支持过布尔什维克;但是冷战爆发,关系对峙;他们又战胜了(苏联)。这个逻辑解释,又当如何呢?事 情就是这样。欧美实用主义在东方大势已去的情形下,是不会主次颠倒的;在此之前,他们是无所不用极其,见利忘义的。这就是中苏“低人权经济”和“无人权经济”举办时期,南橘北枳之效应——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何理解?一是内因二是外局;三是勾结;缺一不可。不能缺掉主谋之害,也不能 缺掉外在转内之嫌。难道不是非常简单而可悲之结局吗?同理,支持低人权经济的美、欧,才不会顾及于此而撒手这个廉价劳力和暴利资本——相反而言,高人权经济如何使得暴利获取,这不是简单算术问题吗!故此,当苏联威胁美国(养痈遗患之逻辑),业成犄角之势,美国大资本当然不会枉顾本国利益而继续前此之道。而 在另外一面,资本和制度的张力,在莫斯科和北京全部忘却和枉顾索尔所谓道德品质和宗教关怀的时候,美国和西欧的道德法则就可以救亡俄罗斯和中国的道德沦丧吗?这个问题从百年前白璧德批判西方道德沦丧可见一斑。道德何时未为沦丧呢?东、西方,何种时代有其不丧之局面呢?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战争?和平?专 制?民主时期?还是人文时期?道德何时没有沦丧!人们只是痛斥共产党和“私产党”道德沦丧。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他道德沦丧呢?——资本;欧、美资本。这就是革命和资本的关系——补充之,极权主义是资本大行其道而无法无天之市场,伪市场,真官场,如此而已。

 

改革和覆灭

 

斯 拉夫派和西方派除去在宗教和理论可以上打笔战,在实际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又你我渗透,异同皆备。前述革命问题,直接指向俄国革命改革道路之走向,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言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跨越论的主要涵义是,俄国有一种村社制度,在此制度中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而阙如私有土地的形制,从而可以使 得俄国不必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而直接走向所谓社会主义。列宁就是继承马克思这个后期观点之实践者和成功者。但是,胜利者在理论上的错误并不会因为暂时的窃国之举而被历史恒久肯定。苏联的解体,也许不是一种自由的完结,至少是其开始。其中,强调村社制度之俄国特色者,其实,不仅仅是后来所言知之马克思,赫 尔岑等人,即发首论于此,且跟随之不乏其人。形成此一俄国特色者,指出的俄国未来走向,也并不一致,但是,主张村社制度的实际结果,无疑倡导了俄国颠覆世俗和一般性私有制体制而迈向社会主义。这个教训的内涵,同样包含了中国革命中,是不是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说——这样一个陈独秀主义和后来毛主义之争辩焦点 ——争辩的结果,也是错误方胜利而正确方失败。一个继承所谓专制负面之毛统,代替了专制中国千年正面历史,传统和时间,在中国卡夫丁里,全面疯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比较理性和信仰,知觉和荒诞一类课题,更加严重。因为,他导致参与国家命运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出路之问题,之选择。卡 夫丁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简述之,是如下情形——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 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马 克思还说,“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 之上。

 

 “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 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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