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是——

 “ 人类为最终走上神人的道路，显然应该彻底经历抽象人道主义的诱惑，试图站在历史过程的顶峰，在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安排好，恢复元气，从而否定自己存在的一切根源。随着imperium romanun，虚假神权政治、教政合一和政教合一的诱惑而来的是人道主义。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从前人们把人——教皇和人——帝王崇拜如神，并以此改变了上帝，后来又崇拜所有的人、人类、民意，为相同的人类政权（该解读为“不同”——自立注）——人民政权而改变上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使面包问题和政权问题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把非宗教意识引向末世论的预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新历史的极限阶段、人类的最后诱惑（资本主义，更是最后的诱惑——自立注），它们因外表与负有彻底解决面包和政权使命（没有解决——自立注）和新神权政治种种形式的相似而感到非常可怕。……现代人越加尖锐地 感到，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

请注意这最后一段话中最后一句；这是精彩中的精彩——“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关于这个论调，其阐述了非常深刻的悖论：人权主义诉求的基础是神道论和上帝道德律令；而法国革命取消了神权论，改为人权论。于是，人权，人文和人 道，成为神权普世道德的转向和规避——这是一个关键时期（见阿伦特）——于是，人人可以解释的人权成为人权和道德世世代代自有说法的人权之反；就是因为上帝道德律的瓦解。这个悖论的最好解释是：人权状况迄今只是非政府组织宣扬的的道德虚置而非政府权力的真正代表和实施。这个现状表现为真实是，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以作为人权退却的借口，而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这就是奥巴马主义的要素。

我们再次援引阿伦特的说法，以期引起有兴趣读者的关注——

 “在分析和解构西方人权虚妄说的时候，她尖锐指出柏克的人权两分法之荒诞，从而揭示了西方政治、历史之人权罔顾，人权虚伪说——而这又牵涉到种族和阶级分野的历史背景。

 “她说——

埃 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一些著名论点。这些论点支撑着他的结论，即人权是‘抽象’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种对权利‘限定继承’，像生命一样转交给子孙；他还宣称，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人权，而应该具体地说到例如‘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根据伯克的观点，我们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于‘ 国家内部’，所以法律的依据不必是自然法则、神的旨意、任何关于人类的概念，例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人类’、‘世俗的尊严’等等。这一概念和人权去上帝观化有关，而于普世价值说无关。（伯克坚持之民族、种族和阶级偏见和盘托出——加上现在一些笔者呵护其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文字，其实，正是他们不谙伯克和迪 斯雷利主义之所在。）

 “因为正是这类看法牵涉到以下更加荒诞的说法——

阿伦特对于人权历史和西方人权观念一阵痛批；‘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

 “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 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 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人是自己之 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

 ‘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

 “ 所以，阿伦特总结说，人权假定可以脱离政府，于是政府外行为，形同虚置。无国籍者并无政府，更无人权。‘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刘自立《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就是人权论和神权论互相较逐和博弈的所谓对立统一吧。也就是，在这个神权丧失的年代里，别尔们所言的人权附属于神权，有他一定的道理——并且在绝对意义上，就是这样——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绝对的，可以操作的其他资源；于是，愿景和现实，产生背离，出现困境。但是，人类不可能轻言放弃国家人权行为并对 此完全做出妥协，转移给上帝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人类存在的“存在主义”之意义吧；也许，可以叫做新一轮“巡神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二者得兼。

这 样，就像一切俄罗斯人所认定的那样，其间，民主模式的国家和专制模式的国家，在其是非优劣之选项上，都倾向于跳过这一过程，忽视甚至否定具备西方价值的世俗民主政权之建立，抑或企望建立之观念，之历史——即便在苏联解体以后，索尔仁尼琴还是非常怀念这种、他没有明确言及的宗教王国，而对美国式或者西欧式建 制，斥之以鼻。人们在较真了究竟俄罗斯人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之问题后发现，他们的学者，从来认为基督教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却很少言及或者较真美、欧政治（世俗）体制，是不是具备普世价值之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别尔嘉耶夫式的“必然”。因为从学理上说，自由，如果失却了争取之的全民运动，那么， 个人心灵的解脱，如何造就政治民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和每个人面对圣、凡之不同态度有关——因为，宗教国家的真正神权体制，在历史上并无“必然导致自由”之路径可言。于是，别尔和其他很多俄罗斯学人一样，不是缺少了宗教自由，而是缺少了政治自由。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必然”之问题乎？根据这个逻辑，神 恩既然不能体现，抑或在可见事务中，在可见将来中，不能实现，于是，就有既取代神，也取代人（之自由）者，登高一呼，完成了不是以暴力主张基督主义，而是将圣经彻底抛弃的无神论革命。他们开始重新诠释所谓“从必然到自由”（见恩格斯）的路径倚靠。这种自由——必然论，取代了俄罗斯人蔑视西方的独立思索，变 成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屠杀教士行动，不一而二，接二连三地发生，发展甚至壮大起来，从1848年革 命到十月革命，从闽采尔起义到普加乔夫起义，莫不如此；革命不会因为神恩和基督的约束而丝毫减弱。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上帝悟觉论（反智论），除了制造出伟大的文学人格以外（“死魂灵”和“群魔”），直接变为布尔什维克的愚民和洗脑。心灵的挣扎，变成心灵的扭曲和心灵的取消；人人，变成千人一面，他们具有统一 的“纳粹表情”；甚至就连服饰，也会成为蓝蚂蚁或者绿蚂蚁。别尔所言奴隶不该进教会的道理，变成只有顺民才有资格“信仰”（共产主义）。唯意志论，昨天的 “撞墙论”、“鸡蛋论”和“巡神论”，今天，变成“墙大”/强大论和禁锢论。布尔什维克的“国有思想”，取代了别尔们的基督；理性立国的忤逆和信仰解构，超越和消灭了“逻各斯”和本体。这个挑战的证伪，就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这个几几没有枪声的革命，成为心灵不受考验而大众趋炎附势之举；当苏维埃制度一举 功成的时候，他们宣告了“他们”的地上和天上的“国家联合体”苏维埃；既而再将苏维埃尽数消灭（见阿伦特），只剩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见托洛茨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天上，社会主义在地上——未来，也是天地联合体；几乎所有反省和心灵，都业已归0。人心，现在不是因为不设上帝，不进教堂而亵渎了神明，而是你不进布尔什维克，就进不了“天堂”，只能下到古拉格。到了像柏林纳粹和北京文革时期，人民被希特勒、毛驱使，心灵和道德连同其内心位格和 外在形制，一起总完蛋。良知、良心就道革命，暴力横行天下，人心岂止不古，传统早已阉割。这时候，人间之中，东、西方一样，无人提及“上帝之城”；他们说毛主席就是“人类的灯塔”（法国人语）。这个悲剧，既嘲弄了别尔嘉耶夫，也同时嘲弄了俄罗斯民族。一个最为显赫的哲理（而不是圣条）提示，人类在不能完成 天国之城建立以前，难道就不能企图建立一个世俗自由国家吗？不；完全不是。欧、美国家，虽然远非公正(索尔仁尼琴说，欧、美的罪恶，和我们一样多)，甚至 恶贯满盈，但是，他们还是解决了一个所谓中间状态——自由，必然兼备的国家之建立问题——其建立的不是基督王国，而是民主国家——按照别尔之说法，也许，以后，他们再建立天地合一之国，也未可知。这就是我们不能舍弃世俗选择的理由；没有这个世俗选择，你的神圣选择，也就等于0。于是自由选择问题，至少现在，只能跳出基督，走向世俗化。

荒诞和认知

荒 诞和认知这一对悖论，在绝对意义上讲，没有意义——其含义是，按照科学的和形式逻辑的意味所涉及的“真理”论，在实证论和绝对论意义上，不能成立。比如，形势逻辑的判断式，如，“天鹅是白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前者在澳洲被证伪；在两极被否认——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都有一种反智主义（在西方 是反理性主义，在中国是禅宗，佛道）“证明”过这个解构的“意义”。于是，认知主义从其一开始就具备了他的反面。俄国反智主义被解读为反对哲学范畴和理性可知/不可知论的无知主义；也就是别尔嘉耶夫等人反对的客观主义和认知（走向上帝）说。其学界巨擘如托尔斯泰等人，皆是如此说法。托翁说——

 “我反思那些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知识/教育所得的知识，它们没有给生活意义。

 “这种缺乏理性的知识正是我一向排斥的。我无法理解人们对上帝/对三位一体/对上帝创造了魔鬼和天使的信仰。这些信仰与理性相悖。因此我开始想到：也许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没有道理，而看起来没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如今，我明白科学知识不能给我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开始理解：虽然信仰看起来是个非理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它们至少都和有限无限的个性有关。

 “ 什么是信仰？它不仅相信上帝和看不见的东西，而且是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它是生活的力量。我开始理解人类智慧最深的源头，只有信仰才能回答我们源头在哪里，我没有权力拒绝它们，只有它们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托尔斯泰《我的忏悔》）但是，生活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生活里人们的交流起码在私领域和一部分公共领域 里，语言，知识，（一般性）判断，是不会较真意义绝对性的：这就是形式逻辑辩论于实证逻辑而导致维也纳学派式微的深刻原因。比如，逻辑式（形式逻辑）制造的语式和判断不能说出“真理”，也和“客观”无涉——如上述提问；但是，人们总是可以区分意义之一部分，从而使得交流信息得以存在，可以接受：我们说，这 就是实证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之原因。因为，我们的交流，实在是在相对意义上完成的。比如，我问你，今晚是不是看了电视——你不会问，你问我看索尼/还是 东芝——也不会说，我今晚“拒绝洗脑”——更不会说，如果“建国大业”上演，人们会联系到隋之“大业”和王莽之“建国”——虽然，提出这个看法者，非常天才。这就是意义相对性所在，不是意义绝对性所在；一味追逐意义绝对性，不是加入生活而是毁弃之。

其实，认知，知觉和理 解过程本身，也是无知和有知的结合。一向所说佛陀坐悟，禅宗顿悟，耶稣直觉（他的判断很直接，很武断），都是一种非理性认知。但是，这样的认知在圣经解读中，在安瑟论的诠释中，不能以荒诞取之，读之，解之。因为，用荒诞，不能解释荒诞（我们十年前即有此论）。文学，哲学，诗歌，绘画和音乐，不能解除创造者 的媒介物之运用——即便埃舍尔，可以最大限度对于这些媒介，笔触，字迹，图形，格式塔和中心论，实行质疑和解构，但是，他只能在结构的基础上解构，而非相反。悟觉的反向操作（像八大山人和梵高），也只能是变形再早的元素，而非完全排除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智若愚，也是“愚”起才智，而非虚无之故。当 然，认知和科学过度操作带来的白璧德主义反对论，同样，提示了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培根和卢梭的科学技术论和浪漫主义，如果吞没了信仰和直觉，政治领域的操作，就会变成一种文学化杀戮——这是托克维尔的担忧所在——于是，大智所在，还是要回到政治理性和宗教信仰各司其职的智慧而非愚昧之中。于是，俄罗斯 绝对化反理性主义，一旦陷入政治漩涡，就不能自拔，是因为它们这个民族的相对意识不能生长和成熟之故。于是，凡是理性和科学一旦被“巡神主义”占领，他们就把民主这个相对主义操作，让位给或是沙皇，或是列宁。这是荒诞主义哲学导致的直接结果。舍斯托夫即为此类中人。他和尼采殊途同归。因为尼采，可以反对建 立过上帝逻辑的西方——而俄罗斯没有这个原创，即要解构之于无结构之时——这是关键不同。再是，尼采超人的意味，在于人人变成价值颠覆者，而俄罗斯沙皇统治中，颠覆了个人和体制主义，也就颠覆了人人——于是，梅列日柯夫斯基们只好用批判加尔文主义来提倡个人解放。但是，强大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则完全继承了 加尔文，而不是路德。因为路德对于个人和集体和上帝的关系，一度引经据典，给与说明。这是路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姑且看他原话。

据梅列绍述，路德看法如下——

 “ 是的，罗马教会正在衰败。路德不知道，也不希望出现这一情况，却挽救了罗马教会；或者，他至少挽救了罗马教会尚可挽救的一切。为了理解他是如何挽救的，应该看看他宗教经验的主要的和深刻的根源。把人的位格和基督的神性位格统一起来的，已遭破坏或已干枯的联系在这一经验中即使没有得到恢复，至少也活跃了起 来。外在物重新变为内在，多重变为单一，一般性变成教会性，变成个体。‘他（耶稣）和我之间的一切不是他和一切人之间的一切，而仅仅是在他这独一者和我之间的一切，这一切也是独特的，通过他，在他之中：这就是焦点，天上之太阳——罗马教会的基督之分散的，已经冷却的光芒之汇焦点。”

 “ 人能够保持人的外在形体，同时却丧失了内在的形象，却还是像一个人，但不再是人：这是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人在保持，增加人类精神内在力量，滞留在现代人所谓的’文化’‘文明’水平上，又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奇迹之同时，却可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动物或者毒虫式的面目，或者甚至没有面目，以一种空虚的面具取代 面目，”如果成为某种存在物，就是成为一个人，个体的终点就是人性的终点。人可能得到拯救吗？信徒知道可以；救世主降临不是徒劳的。他们还知道，人不可能在荒野中，而是只能在家园中，在那不可分者之中得到拯救；不是在国家中，而是在教会中。（这是俄罗斯反对建制的最早说 法吗？——自立注）。“

梅列记述了路德派对于歌德派关于个人是耶稣大树之枝杈之反驳。歌德援引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立马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15）“

梅列说，“歌德在把人的位格从存在之唯一根据——上帝的位格切割开来的时候，正好忘记了这一点：他一向认为也可以对人的位格说，‘只要你’。

只要你就是你自己对一切损失就不必恐惧“

 “ 因为位格的量度是质量，而我们量度数量。位格的特点是独特性，特殊性；然而，我们的特征是无限重复。我们首先要求的是与世人相似，有甚于蚂蚁像蚂蚁，一片叶子像一片叶子，因为这些东西还有互不相似之处；我们要彼此相像，如一滴水像一滴水一样。我们不想成为完整的整体，而是成为部分不想成为一个单位，而成为 片断；首先成为人体，人群，部落有机的单元，然后成为在我们看来构成世界的物质团块的物理舍斯托夫如何辩正非理性主义？他说，“‘在这里，不把知识看作是人的最终目的，知识不证明存在，其自身却应从存在中得到证明。’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真理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舍斯托夫摆在读者面前的问题无比尖 锐他要人们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雅典还是要耶路撒冷？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就是希腊哲学与《圣经》的对立，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就是思辨与启示的对立。”这是一个纲领。姑且无论对错。“以头撞墙”，是舍斯托夫的名言；荒诞，是其神、人感悟方式；对抗，是其思维方式（这个方式和禅宗之悟，有的一比）； 存在和选择，是其目的和手段；逻辑和哲学之虚无，是其核心。他的意思，就是上述描述：耶路撒冷主张信仰，雅典主张理智——邃产生俄国人应该摒弃认知主义而换信反智主义之舍氏局面。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却深函对于信仰的若干解读；这个解读就是索洛之理想神权说及其变种。在此一点上，舍， 索大同小异。这个观感，和俄国历史之走向直接有关；也就是我们所言，耶路撒冷主义直接导致俄国对于西方政治发展观的阙如和曲解。其中，他们还是忽略了民主模式，对于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的以偏代全。其间，历史的恩怨曲直和人事的是是非非，在所难免。但是，理解耶路撒冷的非理性主义，是不是一个确 解？当然疑问重重。其一是，犹太人之旧约和罗马人之新约之间的龃龉和冲突。俄罗斯人采信弥赛亚而非耶稣之偏向，说明了这个选择的取向。

其 二，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是在俄罗斯没有自由选择的时期提出——他和存在主义之西方的自由选择，有异时异地之隔，于是，成为本质不同（他们要解构没有出现的房子）。其三，存在主义是在西方获得人权以后的不满，却以希特勒的选择，代替过民主和专制的“无选择”，而走向极权；可惜，海德格尔之辈正好这样定位， 使得人文主义走向宗教虚无——虚无，刚好是纳粹的起点。民主和自由中人，则在完成了人人并不反对人人的时候——在完成了、据说早于康德十七个世纪提出的：人不可为手段之原则时(罗马哲学家塞内嘉提出)——尝试了国家建制，法律体系和“集体”制度（结社自由），且在此前提下，提出个人自由问题和选择问题（对于民主模式不满之表达或言：永恒批判）——但是，出于专制中人，如果不分条件和状况炮制这种存在主义，则首先遭遇前提枉顾的荒谬。理由是，选择，是自由的 结果，不是未果——这是基本状况，不是偶然之举——所以，反对理性和知识（函政治知识）之结果，得出不要政治，不要知识，只要荒诞和上帝的舍斯托夫主义，正是剜掉政治自由和民主操作核心的虚妄之举——虽然，他和信仰（非理性）好像吻合，却有天壤之别；因为上帝之信，是一种心灵的体悟，而反逻辑操作，往往就 道政治，排除了心灵解放。

索洛曾经和斯拉夫派进行论战。他重申了政治操作，有可能兼顾神权的某种说法（主要言及彼得改革），还是比较通达的观点。延伸观察，尼采观点和自由主义观点，实在是某种知识主义的反拨和变种，其前提就是知识和理性（他们要解构造好的房子，不是未造 之）——但是，尼采也好，马克思、列宁也罢，其实是在自由主义制度中，享受了此制允许批判的一种权力，而绝非苏联制度使然；苏联，中国之制度，无法产生列宁和马克思；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自由制度，取消了这个政治前提，书籍一旦烧毁，认知/人之选择，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落得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之野蛮主义；在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泛滥以后，选择的存在主义，变为不可选择的理据——他们在取消意义（这几乎是）唯一一点上，批判宗教意义，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构 造其伪真理——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不谈政治，甚感兴趣，大规模在VOA这类媒体胡言乱语——殊不知，政治意义的基本确立，才是人权和神权顾及的深层人伦和 神伦意义的前提——启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出发的——说，你是一个奴隶，不可议人之存在，那么，你的存在主义选择，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启示可言呢！按照理想主义教权，教皇和一个普通基督徒，在传授福音上是平等的；教皇没有传教的特权。这就是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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