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竟然甜到整个世界是苦的地步。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自由主义及苏维埃大坟场

　　自由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乃至中国自由主义究为何何物？异同如何？施行之，结果如何？是一个不大不小的 问题。前此我们绍述之俄国信仰，体制，革命简况和观点的时候未能将此课题适为展开。在参考有关书籍后，我们得出的看法，和以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之条件多有吻合——和世界之，也无大异——这个自由主义的要点就是：自由主义是专制体制中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某种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反对派单元，一方 的反对主义和颠覆主义；更多的指向，是对于政府合法性予以认可以后的反对派运动。这个反对派运动之结局无外两种：一种是政府镇压；一种是互动成功。互动成功本身，是政府专制性质导致，而非极权主义一面权力可以成全之。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在政治载体有效或者无效性遮蔽下的有限反对公司之操作，不是无限公 司，更不是革命集团可以为之，证之。这些话，我们前此屡屡提及，却少有人为此“接招”，辩论和否定——当然，也谈不上任何肯定和延续。这就是坊间自由主义妄谈泛滥的结果——这种自由主义，往往成为一般性反对派笼统提出的口号式内容，既无对于（极权）政府采纳自由主义可能性研讨，也无自由主义本身是不是可以 拓展空间的条件反思。我们一度印证日本学者福泽渝吉的说法。他认为，自由主义其实是中世纪自由市权力独立的产物。没有这些权力前提和公民意识，自由主义即无法存身，更谈不上发展之。这个情形和中国儒学存身于皇帝体制一样，是其体制导致的直接产物——取消这个体制，就无儒学存在的任何条件——这是陈寅恪先生 的观点。英国自由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边沁和穆勒们促成的英国实用主义，实力主义和海外殖民地战争的最好注解。所谓英国以其高度文明统治印度低级文明，乃是穆勒的著名观点。幸福成本和最大利益观，建筑在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印度的人权和印度人经济利益之上，就是一个显然不错的证明。 所以，英国代议制政府对内实行大宪章以来之法治和人权——却对印度实行总督统治而罔顾民主（其有一部分自由和法制）——对于中国的统治，则更不在话下。那种因为英、美自由价值观普世而行的提倡者，对于殖民主义只说好，不说坏，和中国式观点，反向而论，都是一种宣传偏执！

　　在 体制内实行自由主义操作，是俄罗斯自由主义最早的原则。有学者对此原则施行了语义解答和历史诠释。他的看法（也许是他所译原文的见地）十分清楚明白；那就是，俄罗斯自由主义不是革命利器，也不是有效社会革命和政治改变的措施，更多一种类似巡神派的文学虚构和教义幻型。这种人物幻型，往往成为国家理念和理想 的追逐目的，却不知他很少提供政治途径和政治阀门，以期通达其理想国（和中国左派文学指向很类似——抑或说，是鲁迅们很类似于俄罗斯文学）。这些理想就是，塑造一种对于自由主义讥讽和嘲弄的对象和角色，寄托对此自由化批判的转化——转化成为宗教中心论甚至忏悔中心论——而这样的宗教自由主义，因其无效， 就被极端革命派放进反驳之的革命宣传文字和口号中。列宁们既要反对沙皇，也要反对司徒卢威和普列汉若夫；却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了所有这些斯塔夫罗金（而鲁迅塑造了所有这些祥林嫂）以后，究竟什么是其政治前途。就像打倒伊朗巴列维，参加霍梅尼革命者言：我们不知道革命以后会这样！他的意思就是，霍 梅尼其实比巴列维更加封闭，野蛮，无耻——但是，“我们”当时只想打倒巴列维，没有想到霍更加封闭，野蛮，无耻。中国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言，何以毛之取代孙之——俄罗斯十月革命，何以取代克伦斯基之二月革命之问题。此前，业有一些说明。所以，俄罗斯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样无外乎两种土壤。一种，是袒护沙 皇统治，袒护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大弥赛亚说，袒护斯托雷平的权贵土地改革；一种，是维持“巡神派”宗教乌托邦“建国”论，要建立地上的基督王国而不可得，从而转向内心忏悔和内心自由，变成梦乡和异国诗童（他们十月革命后悉数流亡国外）。于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经过几百多年的鼓噪、失败和同样不知所云以后，除 去建造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次伟大之俄罗斯音乐，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里法善可陈，价值观念和原创观念，十分稀薄和混乱。以至于直到今天，俄罗斯人对于普京这样的KBG和国际贩毒者，仍然不知其本质，其面目，其野心；皆缘于普京是一个俄罗斯新式弥赛亚(就连索尔仁尼琴，也对此客恭维备至)，一般俄国人更是与 他心气相通，无法识辨之。

　　俄罗斯自由主义确切含义是什么？她首先体现在俄，西贯通的自由主义者“臣服”情结——“在中古英语里，Liberty 代表国王和臣属之间特殊的契约关系，即国王赋予臣属的经济或政治特权（如领地征税权），臣属同时须承担一定义务（如交纳贡税或随王出征）。

　　“自由主义概念之于俄国是典型的舶来品，Liberalism 词汇和自由主义观念进入俄国，有一个较长的与俄国本土文化和语言的交换过程。

　　“Free 与вольный 和Feedom与освобожда 则没有共同词源，只是在意义上基本相近 均属于古斯拉夫语，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已经广泛在俄国社会中使用。尽管其词义中均含‘自由’，但是，从古罗斯语言中的‘自由’到近代俄语的‘自由’，乃至近代政治学和哲学范畴的‘自由主义’（Либерализм ）有一个较复杂和较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直接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认识过程。

　　“‘воль ’意为‘自由’，‘无拘无束’和‘意志’，вольность 意为‘自由’，‘独立自主’，在古斯拉夫语中意为‘特权’和‘优惠’。即或指贵族特权，因此俄国统治者和社会人士最初理解自由，即是‘特权’，是与贵族阶层的特权相关的。其形容词为вольный ， вольный Город意为享有特权的自由市（请注意，这里提到自由市——自立注），вольный Казаки 意为自由的哥萨克”，（俄语）自由港口，等等。

　　引证者张建华先生指出（上同）——

　　“1698年1月至4月，率领俄国使团在英国伦敦访问的彼得一世曾经旁听过英国三级议会的辩论，随后他很不以为然的表示：‘英国式的自由在这里就像豌豆放在墙上一样不是个地方，应该了解人民以及如何管理它。”张说，提出自由主义思想者乃叶卡捷林娜二世；并在参考孟德斯鸠之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概念；西方自由主 义概念在俄国并不存在；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就产生于君主制自身之中”；彼得大帝“把英国式议会民主拒之门外”（中国人同样把英国议会和英国宪章拒之门外——

　　“（于）‘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 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 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

　　“（李家驹说辞同理，谓：法自上裁（参日），是权生法而法不生权（见其摺）。

　　“载泽，汪大燮等人之论谓：英国法制：条理烦赜，不易察晰——是为对于英之宪政不解——不解于英，等于不解法。

　　“美国之：‘纯任民权，与中国不同’。贬斥民权显矣。

　　“法国之：‘比之英吉利，一则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后政府握其纲；一则政府实有总制之规，而后人民贡其议，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大权集一为宜。’——鉴王大燮，载泽等人之考英法美摺。）

　　“3，这个‘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树民牧之的说法，严格说，就是不必言法，回到古制，提倡君治人治，也可。至于说，‘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孟森政论文集》）（刘自立《法意大转变之再启示》） ）

　　综 合议之，中、俄趋同论，还是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宪章，后来亦无；原来没有议会，后来变形而已。于是，无中生有的困难就是异体载入；异体载入，首先面临排异反映；再次就是“开刀”位置，是否可以拿准；最后，开刀也许自惭，自杀，也已经证明。清末宪政手术失败，就是因为选项错误，并未开刀、改变体制——遂导致孙 文革命——这个革命是历史必然，却出现好事多磨之训政主义——这个训政，类似俄罗斯袒护彼得一世和实行斯托雷平领带之改革翻版。于是，欧美耶稣前后几千年之希腊政体和瓦片选举，被东方两国忽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俄罗斯变故之中，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巴契夫主义究竟是把俄国带向移植成功，还是异体犹在，又要 变形，事情在未定之天。从理论上讲，俄罗斯和大清国之历史上政治建制的空虚和脆弱，正好是世界分成东、西方之关键所在。这里的历史决定论虽然狭隘，宗教预定论虽然荒诞，但是，世界理性也非完全理想路径。甚而言之，上帝如何安排东方中国和东西方俄罗斯进入这个希腊化，摩西（律法化）世界，也在未定之先。所 以，当索洛抑或别尔们将摩西法律主义钉牢在政治化范畴之中加以排斥时，政治宗教的分野产生遂悖论于西方后来之权利分立和制衡机制——因为，俄罗斯人说，摩西化本身，就是亵渎上帝意志的人权/神权歪曲——于是，事情在俄，在华，确实非常不一样于欧美政治学见解。这个分野，现在演变成为中美俄三角对峙，此俱深层次政、教根据，或者无根据之根据，亦不为怪。

　　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即便提及自由主义，也往往是和他们抨击的革命者，社 会主义者，涅恰耶夫和魔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精神领袖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为什么俄罗斯人有着一直以来的文学梦想而无政治梦想，抑或，此等梦想很为单薄和脆弱呢？笔者认为，全部缘于其绝对主义。我们曾经这样看待这个课题。如果二战时期德累斯顿轰炸对于美军和盟国而言，政治上不可厚非，那 么，对于文学中人——任何一个德国妇女和孩子之死亡，这个轰炸绝对是罪恶的——现在，很多这样的作品出版。德国铁达尼克号的故事，德国女人被苏联红军胁迫的故事，波兰卡廷惨案等，都在说明一个政治定律不能揭示的文学和宗教议题：个人位格，个体和个人主义，在整个西方文化和宗教中重要的，不可疏忽，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一个人的死，无关于整个战争，国家，主义和道德取向。所以，俄罗斯人的文学情结，正好是在解释这样一种文学的，非政治道德情怀的是非功过。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绝对主义在绝对道德，绝对是非和绝对文化上没有错——他们错在，如果“绝对”绝对不能操作，绝对不能解释反对斯大林，是否意 味肯定重生之“新的希特勒”（斯大林）的时候，只有政治可以操作之——热战，冷战，苏联解体，俄罗斯继续逐梦，拥护普京，等等——于是，在这个操作的间隙，回到俄国的索尔们，其依旧抱残守缺地，非常杰出地，绝对不一般地继续批判苏联，批判俄罗斯，批判美国。因为文学家诸公的天然职责就是批判——就连我们 也认同民主可恶，也要批判——因为民主至少有一半不好（丘吉尔主义）——但是，人类除去民主，就更坏；难道不是吗！所以，俄罗斯文学伟大和俄罗斯政治渺小，似乎业成定局。

　　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幽雅的“虚构”，都是一种奢谈——也许我们过于凶猛地采用了这个词藻——因为，在 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意外发现了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暴政和纳粹暴政治勾结的史料（见影片——《苏维埃的故事》）——于是，自由主义的任何讨论在苏联政权面前，都显得牛头不对马嘴。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层面，是建筑在人类生存基础上的。如果任何一种历史和国家以屠杀千万人而试图解释其自由，这就不是哲学 辩正，而是魔鬼论道了。我们所见的苏维埃的故事，正是建筑在这样一片骷髅和尸体之上——那也是这部2008年出版的新电影的招贴画。影片分成几个内涵。这 里简单绍述如下——

　　纳纳粹和苏维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影片指出，在列宁死掉一年有余，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有人撰文 指出，希特勒的爸爸正好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协会的主席；他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社主义，并无很多不同；他们都是劳动和自由的捍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戈培尔本人。

　　二，一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阶级斗争来实行人类戕害，不是用种族主义；不，影片指 出，马克思在当时的新莱茵报上撰文指出，在所谓大革命时期，有一些民族过于软弱而应该被消灭掉。这个提示，和他们以后用所谓无产阶级消灭异己阶级——再用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无产者和农民，殊途同归——但是，首先发明种族消灭者马克思，却是希特勒种族灭绝的前辈魔鬼，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和说明。

　　影片揭示，斯大林为了对应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对其进行掠夺粮食的政策，致使那里七百万人饿死。这一年，该地出口西方的粮食高于任何年份。影片画面出现了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埋葬枯骨的惨烈画面。成千上万体若干柴的男人和女人，被推入遍布整个苏联的森林和原野之万人坑——那苏联地图上标记的黑点，几乎覆盖了整 个红色面积的绝大部分。影片说，西方人，对此默不作声·（在另外一部影片中，作者揭露了美国人是如何任用二战时期里昂屠夫的故事。那个里昂屠夫是：克劳斯巴比——

　　“纪录片《敌人的敌人》：克劳斯·巴比于1913年出生于波恩附近，是二战期间盖世太保驻法国里昂地区的负责人。 1942年至1944年，克劳斯·巴比在任法国里昂地区盖世太保司令期间，参与杀害、拷打和虐待法国抵抗战士与和平居民，把数万名法国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被称为‘里昂屠夫’。二战结束后，为了将巴比发展成‘反共工具’、‘冷战勇士’，美国中情局向法国当局说情，让他逃脱了死刑的惩罚。 1951年3月，巴比出逃玻利维亚隐藏起来，并取得该国国籍，更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资料）而正是这个巴比，和艾西曼等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生活在拉美，过着上层人物的生活。他们受到西方的庇护。巴比，则是因为贩毒嚣张，最后不为美国容忍，被迫引渡法国受审，获判无期徒刑。）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勾结方面，影片罗列了很多雄辩的文件和史料，说明39年以前苏德勾结的事实；莫洛托夫亲往柏林和希特勒政权制定共同瓜分世界的计划；苏联和德国共同出兵侵略波兰——在很早以前，马克思认为：波兰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必要存在——而后来发生的卡廷惨案，现在也已众人皆知。（需要指出，那时， 波兰人无法辨认苏德之间士兵的国别，因为苏联人和德国人所穿制服完全一样。）

　　此外，苏德默契使得苏联大局侵略芬兰，轰炸和屠戮那里的百姓，妇女和孩子。

　　对于集中营问题，苏联比较德国更早，也更晚。因为在奥斯维辛建造以前，苏联就有了这样的人间改造“天堂”；以后，纳粹覆灭，苏联坚持这种古拉格。而苏联人的罪恶是，他们把千万逃往苏联的犹太人，悉数交还给德国人——影片再现了这种体面交还的欢喜场景；那些妇女和孩子眼巴巴看自身的命运和性命，被苏维埃士兵们 葬送了。

　　很多苏，德秘密签署的文件，被影片披露，那是双双加盖苏联KGB印章和德国盖世太保印章的绝密文件。

　　故此，如果人们把眼光转到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指望奢谈自由主义的雅兴就会烟消云散；也就是说，他们的阿赫玛托娃除去写作集中营外，绝对不会再去探讨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互动或者如何隔绝——她要探讨的，恐怕是人在苏联，何以为人，抑或为鬼之问题——自由，这个人类很是昂贵的东西，只能建立在基本人性的商 榷，而不是建立在人性和兽性较逐的酷刑柱上。那些被苏联特务拴在人类和动物实验室中的人们，难道还会谈论自由吗！我们之所以说有一种是是非非的俄罗斯思想，意味着我们并未奢谈“苏联思想”的可能。这一点是极其明确的。苏联，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是一个生命和生命被活埋在广阔而不能“自由呼吸”（像苏联一首 老歌唱的那样）之古拉格和苏式奥斯维辛之问题。于是，如果一定要谈及这里的“哲学”，那末，我们最后指出——正像影片痛切叱责的那样——是谁在为整个苏联体制和纳粹体制造势言明？就像阿伦特对于犹太人有过指责那样——最早提出让人死于毒气而无痛苦者，不是别人，正是萧伯纳。影片录制了萧翁对此毒气消灭一部 分不该存在者，有着现身说法的镜头——这不能不再次让人想起他们要“烧掉稗子”和“不能存在”的人的说法——谁先，谁后讲出这个“无痛死亡法”的呢！仅仅是萧伯纳吗？还有那个说过“一见到文化，我就要拔出手枪”者，难道不是这类毒气转换者吗？所有批判专制，引来虚无的前后极权主义者，难道不都是毒气发明者 之类吗？影片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殊途同归；他们赞扬“新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试问，俄罗斯新人，究竟是谁，最先创造和提倡过新人，呢！人们还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吗？还记得莱蒙托夫“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口号吗？历史是一个戏谑的魔鬼，虽然，他往往是穿戴上帝的装束登场做戏的。

《路标》和十月

　　一 个常见的提法是，改革导致了革命——斯托雷平的官场私有化改革，使得类似国产邓改革的局面（注意，斯拖累平时期是专制，有空间；邓是利用批判文革，进而转换成为再极权——其无政党政治，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更无议会操作；甚至无维特和维堡宣言；等等）：经改反政改之局面，适时出现，虽很快转化成为布尔什 维克革命——故言革命不好，或者很不好。“不可轻信革命”。（见金雁文章《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第二，激进主义之所以可以登山政治舞台，是因为改革本生革命——这是旧制度含大革命之关系论。第三，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袒护官方，远避批判，不讲公正，成为现在人们所言之精英苟同政权化，是使得革 命和改革出现大众化和民粹化，继而完成共产党化之忤逆过程；是一个官方和知识分子双肩责任与罪过之大悲剧。最后，列宁们正好运用了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缝隙，遂使得苏维埃变成孟什维克，孟变成布（尔什维克）。所有这些逻辑似是而非，极需确之，榷之。这里，首先应该区隔“两种革命”。我们前此言说之别尔嘉耶 夫们，之所以枉顾和忽略了民主国家模式，就是因为他们一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二避民主模式——也就是，前此所谓自由宗教模式而非自由世俗政权模式之规避。其俄罗斯主义之深层认知和哲学，使得他们概论革命而否之。这是一种革命反向论导致革命正向论——其实，是反革命论的过程。

　　我 们从金雁先生揭示的1918年列宁镇压议会、宪政，可以言之。所以，问题的提法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一个岔路口。就像英、法革命同样产生许多类似岔路口一样。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无法一统局面而使得革命完结抑或完结不能的时候，随之出现了拿破仑的双向复辟——导致王统、独裁兼顾议会，民主，宗教和法典之改制 ——叫做“我在帝王面前是人民，我在人民面前是帝王”——这样一种革命加反革命复辟主义秩序。这个秩序会杀戮安关公爵，也会释放夏多布里昂这样的自由主义乃至容忍斯达尔夫人反对派。于是，复辟成为革命首选。就像基督教极权没有颠覆文化一样（见T.S艾略特语）拿破仑拯救了法制和天主教。于是，法国革命本生的革命涵义并不是十月革命的预演。十月革命之所以颠覆了文化本身，主要就是我们前此所言之俄罗斯人没有看到世俗民主政权的价值所在。他们热衷于一个宗教神 权政体、立宪君主制而不可得。邃让列宁得志，得之也。

　　二是，斯托雷平改革呈现的议会和反对党政治，本来可以走向民主多 元。因为俄国知识界是一些宗教乌托邦主义者，巡神不等于巡民主，故而失算。他们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实践派。在实践和观念上，他们让位于负面革命者，而丧失类似英、法革命的观念主导和实践探试。也就是说，百多个政党和几届杜马的召开，本身就是专制－民主交错所在——本来可以引向自由革命，也就是英、法正面 革命。但是，俄罗斯学者的宗教高尚论和世俗卑微论，造就了所谓言语巨人和行动侏儒。于是，行动巨人和语言胡说八道者，占有了思维的主要领地。所言改革本生革命的良机，在二月革命之后混乱而自由的局面中，被列，托火中取栗，造成比较沙俄坏一百0一倍的极权政体。其中，不是俄罗斯人的智慧有问题，而是他们聪敏过度的绝对化，妨害了他们起来主导正面革命。

　　三是，他们没有利用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缝隙和空间，即利用这种专制主义之 民主可能性——他们将民主可能性和民粹现实性，拱手交给列、托，而使得专制稍稍自由之良性空间，变成了多元较逐而邪恶取胜的博弈场。这个教训就是，一，如中国清末那样，革命改革之遗嘱施行者慈禧，成为革命最后对象，是因为康梁不是冯自由和章太炎而放弃革命——遂有辛亥产生。但是，和俄国革命不同，孙文革命 继承了欧美政治价值论，而非儒学孔孟之“宗教价值论”——这些价值论，在中国辛亥时期，业已退居后卫，不是先锋和时髦——乃至五四甚至要颠覆之——于是，中国人世俗主义传统也许在此层面帮助了孙中山革命。我们说，俄国立宪和清末立宪，都是王室努力之结果；但是，如果立宪释放的空间被宪政派加革命派利用，就 是拿破仑主义；俾斯麦主义和迪斯累里主义；也就是孙文主义——被列宁和毛利用，就是宪政之死。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由改革走向革命，而是走向什么革命，何种革命。如果否定任何一种革命，除非你可以保住皇权，实行革命加传统兼顾，否则就是无法无天，暴殄天物。

　　四是， 否定革命观，现在盛行一时。说明金雁先生刊文于官报，乃是官方允许之限。这是一个很大的蹊跷。说明，反革命，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言论。我们倡言俄罗斯革命失败，乃是因为他的十月成功——这个悖反之问是，柒拾年，你再成功，内涵还是失败了——因为你不是正面革命；所以，他的最初胜利，导致最终解体。这是一个并 不奇特的逻辑。奇特的逻辑是，中国人枉顾革命一般性意义，而要倡导一种无前提改革（改革主导权问题——邓，不是斯托雷平）。这些话我们言及多次。你要政改，主体是谁？这就是一个未定之先：异议者不可议，不可与；主导者是政改的对象。这个荒诞是不是“以头撞墙”？再说，俄罗斯革命还是触发于专制留下革命资 源之体制，不是消灭一切资源之体制；消灭一切资源之体制，也许，也消灭了革命？这个疑问很大，很多，很严重——以至于当我们言及于兹，如遇山洪猛兽，而不得规避。这里要说明的是，十月革命也好，英、法革命也罢，不可能产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相反的环境里——这个相反的环境，就是中国改革后六四时期， 改革成为革命和改革之反的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环境。

　　在此无条件，无资源，无襄助（德国皇帝给钱于列宁）之下，并不 是我们一言放弃，一言不轻信和绝决暴力，就可以完成“不革命”前途的——这是一种根本无前途之不革命论——几乎和列宁革命一样一塌糊涂。于是，俄罗斯政治宗教课题的提出，完全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抑或反革命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给出的信息十分充分，但是，没有适合中国特色革命和改革的对应之物。完全是因 为俄罗斯政教合一的主要特征和中国无宗教、无神论，无寄托，无载体之政治和体制使然。一面，是以宗教思维代替政治进行；一面，是以枉顾一切宗教和文化，造就比起宗教化虚无来得空洞百一0倍的犬儒和苟且。于是，我们依托革命和改革的背景和养分十分稀疏。并不是一句，“不要轻言革命”，可以搪塞得了的。我们的参考背景，也许可以转向俄罗斯“路标”们指出的方向和点到的要领——我们很望阅读像《红色车轮》这样悉述二月革命之典籍——惜缘于俄语之碍而不可得。所 以，聊胜于无之下，只好回到一百年前，路标们所言所向。一份官方文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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