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成文宪法：党章乃是中国宪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答“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质上是理顺党章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而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之所以含混不清，根本原因在于当我们使用“宪法”这个概念时，往往都将宪法理解为国家正式程序通过的、以“宪法”名义公布的成文宪法文本。这种“成文宪法观”秉承了“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忽略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角度。

事实上，真正规范国家政治生活甚至约束主权权力的并不一定是名之为《宪法》的那个宪法文本，也可以是无宪法之名但行宪法之实的“实效宪法”，不仅包括成文宪法文本，而且其他一系列宪法性质的规范文件，甚至包括宪法惯例、权威宪法学说等。以“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观之，这些宪法性规范共同构成的国家宪法体系就是所谓“不成文宪法”。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典型，法律规范体系中并没有一部称作《宪法》的法律文本，宪法秩序的规范基础是《大宪章》、《权利法案》等一系列宪法性质的规范文件，以及复杂多样的宪法惯例等。尽管美国是成文宪法国家，但在其宪法秩序中真正发挥宪法效果的，与其说是宪法文本，不如说是联邦法院大法官在宪法判决中对宪法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解和解释形成相对独立的宪法教义和学说，构成了与宪法文本不同的“活的宪法”。

如果我们对国家宪法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名之为宪法的文本，那就不难发现，和1982年《宪法》一样，《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党的规范，香港、澳门基本法等宪法性文件，国家领导体制采取“三位一体”和代际更替的宪法惯例，“两个积极性”、“民主集中制”一类的宪法学说和宪法原则等等，都是构成中国宪政秩序的规范性渊源。由此，我们理解的中国宪法绝不是一个成文宪法文本，而是包含在了这种法律多元主义规范要素的宪法体系中，其中党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高级法：党章在中国宪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法治的权威在于“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实现了从 “价值规范”或政治原则向“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过渡。作为这个中介环节，宪法以“序言”上承作为国家立国根本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追求，以“正文”规定具体的宪法制度与宪法规则，下接其他国家法律规范。在我国宪法序言中，载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建立人民共和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而之所以制定宪法，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并(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