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序言中使用了“确认”和“规定”两个不同的概念。“确认”意味着确认的内容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是对国家宪法的“先定约束”，是连国家宪法都不能更改的内容。中国制宪不是为了建国，而是用宪法的方式来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连宪法都不能改变的内容。而“规定”意味着用法律的方式创建新的内容，这是宪法所创立的，也是宪法可以修改的。由此，在宪法序言中，不仅确认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而且确认并规定了政治协商这种政治运作模式，而且确认并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要理解宪法的政治哲学和价值原则，就必须在党章以及由此产生的党的理论中探寻。如果说宪法作为中介要打通自然法或“高级法”与“实定法”，那么宪法所遵循的自然法或高级法的原则就体现在党章以及由此产生的党所秉持的政治哲学中。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党章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诉求乃是中国宪法体系真正的生命，是整个多元主义宪法规范体系的关键，甚至是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的核心。无论政协章程中规定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成文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论香港、澳门基本法，还是未来实现台湾统一的宪制安排，无论三位一体、代际更替的领导体制，还是两个积极性的学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的不同规范方式，这一切都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展开，围绕党章确立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高级规范展开。由此，总结建国以来的宪政经验，伴随着党章中对党领导国家方式的修改，宪法总是在不断地修改，由此建国短短六十多年来，就形成了从《共同纲领》到四部宪法的反复探索，其他不成文宪法规范，包括宪法惯例等也在不断地修改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调整带动的党章修改，不仅伴随着对宪法序言及宪法“总纲”内容的修改，也同样伴随着在国家宪法之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和法律修改运动。而目前我们的宪法之所以相对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章以及党的政治哲学相对保持稳定。

（四）党章与宪法的互动：人民内部的辩证关系

宪法序言中确认了党的领导。党章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党带领人民最终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长远目标显然无法写在国家宪法之中，因为从党的最高理想看，国家和宪法都是历史性的临时存在。因此，党章和宪法一样，最终都是人民意志、也都是主权意志的体现，二者都体现了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理想的妥协，体现了当下人民的利益与未来人民利益之间的妥协，体现了人民中积极公民的道德追求与消极公民的利益追求之间的妥协。正是宪法作为法律追求稳定不变，而党章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时刻准备因势而变，党章与宪法之间就形成了现在与未来、不变与变化之间的辩证法。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党章的变化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不断推动宪法的变化，因为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宪法的变化引入了推动力量，防止国家法治陷入官僚化、程序化的因循守旧而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但党章中又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意味着要将党的日常权力“关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里”，从而为党的行动以及党在运动中推动的政策变化提供了法律上的约束和反思机制，使党推动的变化能够稳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渠道上，防止党着眼于未来理想而推动的变化因为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最终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当下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意志。因此，正是在总结中国宪政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党明确提出了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恰恰是保证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从而在理想与现实、未来的人民与现在的人民之间达成妥协的重要机制。

因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地位不仅需要在宪法文本中自我宣示，更重要的是来自党章的保障落实，来自党对领导国家在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之间形成有机互动和妥协的理性认识。因此，国家宪法的权威地位特别需要由党章的权威地位来保障。只有党“从严治党”，服从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从而自觉地按照党章的要求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起来。如果没有党章的权威，如果党的领导不受到党章这个根本大法的约束，那么要求党的领导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也不现实，宪法的权威也就不可能树立起来。

四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对于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强调党必须服从党章和党规党法，这对于实现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可见，要落实“四个全面”，实现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就必须同时树立党章和宪法这两个根本大法的权威性，特别是要从建构国家宪政体制的高度来看待党章的权威地位，只有执政党率先接受党章和党规党法的约束，树立党章的权威，从而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最终完成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