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精英,他们有批判政府的权利。如果您在地方大学上学,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送我样本的朋友首先承认他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李侃如:尽管有更多的基本点,但有两种报道。一种是戏说,它的影响更大,被当做最主要的报道。这真是个问题。 而另一种是严肃的科学调查研究。严肃的研究需要设置好样本架构,积累起巨大数量的知识,做好规划。一部分在中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没做好,难以区分。 但是我认为,用可靠的方法调查中国人,划定好想要的样本群体,用可靠的方法准确地进行抽样调查,可以知道抽样是否准确。我的意思是,有大量指导性的文献。 所以这不是根本问题,著名发言人不必讲述所有的报告。幸运的是,至少在中国完成的一部分工作开始得到非常不错的反响。 李侃如:理查德? 理查德·布什:谢谢您。为此次报告谢谢您。 在思考青年人的愤怒是否转化为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时,我想说说恐惧的因素——对专制党国强制权力的恐惧。如果有人把愤怒变为实际行动时,可以以此为根据对危险做出评估。 我会假设上次大镇压所造成的恐惧级别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平息了,经过这十年平息了,这并不令人吃惊。 李侃如:是吗? 赖特:我认为,我们在用恐惧解释部分大学生缺乏政治热情时,必须谨慎,因为还有许多人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参与有争议的政治活动。 李侃如:吴,您呢? 因为恐惧……我记得有个关于XX的纪录片,实际上,制片人将纪录片中的一张图片展示给一些大学生看,而这些学生,不能识别出那张图片。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对信息控制很成功,实际上,他们没有恐惧的理由,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过这些照片、图片以及很多东西。 所以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支撑年轻人情绪的诱因。我认为,他们由衷地相信,中国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发展方面做得很好。 罗森:我能仅对此做一个迅速的总结吗? 对我而言,真正的危险,如果你正在寻找的话……没人回答李侃如刚才关于工人、农民、离校生的问题,以及他们何时将在政治上变得活跃。所以我将暂时保留这个问题。 但真正的危险是因为你有越来越高的期望。1995年进行了一个全国调查(方法的问题还在那里),针对1万人的调查,题目是“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 大体上,评价是非常低的。但他们也问了,“未来的30年会怎样?” 很多人预期中国将会崛起。而如果现在你每年都做调查的话,68-70%的人都会认为政府政绩出色。 危险在于,如果突然地(正如每个人从克兰?布林顿以及其他的关于革命的研究中知道的)爆发革命、或者大动荡发生,当一切都顺利进行时,突然出现下跌。而不是社会处于低谷时期。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合法性是基于政绩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的话。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使中国地位上升,在世界上拥有发言权,这是合法性的两个来源。意识形态早已不存在。 如果这些条件发生问题,那么,我认为对体制而言才是真正的威胁。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层将有可能发生分裂。精英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稳定是绝对必要的。 李侃如:我完全认同您的观点,除了我要加上一点,那就是说:我认为全世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威望十分关注。所以,我觉得您所谈的经济增长、中国地位上升,听上去有点太老生常谈了。中国的崛起,“别搞砸了”的感觉更多一些。 李侃如:所以,即便这种事情有起有落,“我们最终会理清头绪。不会搞砸。”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带来更多的凝聚力和基本稳定,或者用专业术语说,是体系的灵活性、弹性。尽管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要当心精英中出现公开分裂。 赖特:是的。 李侃如:下面请这位先生提问。 提问者:谢谢。我叫特伊?里德,来自国会执行委员中国部。听了前面一位小组成员关于中国愤青的评论,令我很受鼓舞,他富有见地地指出,愤怒情绪背后的动机是不公平,至于其真假,要取决于具体事例。 我受到鼓舞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作出反应,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不公正的现象。 现在我认为,也必须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中国青年某种程度上是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对于西藏、西藏支持(所谓的农奴解放或者其他什么)政策等特定问题非常了解,而对持续数十年的更为残酷的西藏镇压政策不太了解。 因此,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是,能否不仅在政府交流的层面上,也在更重要(比如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层面上做些什么,举行一次关于不公正问题的真诚对话,在中国人、藏人、美国人及其他人之间展开交流? 罗森:好吧,我要说的是,部分问题在于你将西藏问题复杂化了。一旦将西藏问题加进来,一切将会变得非正常,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正常”,而是指探讨公平的“正常”的中美关系。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但是一旦你提到西藏问题,我认为,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你重点想说西藏问题,还是想说不公平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有关不公平的特定话题上,很难很难达到某种一致。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 他们倾注了全部的金钱,中国政府和大部分中国人都这么认为,他们在西藏倾注了大量的金钱,而西藏人并不对此心怀感激。 从美国人的角度,“好吧,你拿走了他们的宗教,破坏了他们所知的文明。”这两点很难统一 。 李侃如:李成,您想要谈论这个,或者…… 李成:好吧,从您精彩的演讲中,我听出很多的愤怒(愤怒的一代,或者愤青)都与中国崛起的现状有关,其中有很多误解和错误认识,是百年屈辱的后遗症。 但随着中国不断崛起,我们看到这种愤怒向民族自大转变的趋势吗? 李侃如:特雷莎? 赖特:我来回复一下,可能将部分解答这个问题,以及此前的问题。 我认为,当我们呼吁更多理解、更多教育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自傲地认为,我们需要他们走过来,告诉我们更多“正在发生的现实”,这样,他们就能够有更为“真实”的现实感。也不要假设他们会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他们获得所有信息,他们理所当然会和我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目标。 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从中国青年身上学点东西。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交流、教育的机会,这样,他们就能像我们一样去思考。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理解,了解他们的诉求,同时……也要尊重他们可能与我们目标不同的现实。 李侃如:那也是我一开始就提到民族问题的原因。因为公正(您几次提到公正)取决于道德规范,对吗?也就是“公正”的定义标准。因此,我看到大家对“公正”问题十分关注,但对公正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 赖特:对。 李侃如:对? 吴:是的。关于傲慢,我认为一直是这种可能,尤其是当您深入其中的话,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中,一部分人相当保守,或者说很克制。但也有另外一群人,坚信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富于攻击性。我觉得,当形势恶化,例如,如果当前的金融危机加深或在未来两三年里恶化,中国无法崛起,并可能成为唯一生存或繁荣的国家,这种情绪就会出现。 我无法规避或者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值得安慰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几乎已经能够控制平衡,或者管理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因为一方面,他们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对吗?尽管他们自称“中国共产党”,但他们更像是“中国资本主义党”,或者“中国儒家党”。你能够在不改变很多东西的情况下,代替“共产党” 这三个字。 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在民族主义进程中保持了一致与和谐,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彼此认同。所以我认为,即便民族自大成为未来的主要形态,他们也能够对政府的态度加以控制,使其保持低调。 李侃如:我们还有时间快速回答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在那里,行吗?先生? 提问者:谢谢。我是来自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校的蒂姆?西恩。 据我观察,中国有两种愤青,一种是自由愤青。如果你说美国或者民主的坏话,他们就会在感情上攻击你。当然,他们对《中国不高兴》这类书籍的评价是很低的。 另一种愤青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您今天也多次谈到了他们。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中能不能有人谈谈这两种愤青的形成背景,他们的态度为何如此不同?谢谢。 李侃如:旭,埃文,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个问题吧。 吴:我认为,谈及团体或者政治团体的思想意识,您总会发现左倾、右倾或者中间派。激进团体,或者所谓的保守团体,或者沉默的大多数。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适用于任何运动的核心意识,或者任何类似的现象。 李侃如:谢谢您。埃文,您有要补充的吗? 奥斯诺斯:是的,很短。 实际上我发现……我的意思是,这些分类的界限非常接近。而且在中文里,他们一方面被称为“精英”,另一方面则被称为“愤青”。我常常发现,这种区别只会使人们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有助于安排措辞,你知道在跟什么人交谈。 但事实是,他们是更为重要而协调的群体的一部分,你可以称之为“自由表达之翼”,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属于他们,不应被剥夺。 我常常想,中国政府能做的最有挑衅性的举动是关闭网络游戏。人们将会在半夜走上街头。我的意思是,这是中国25岁以下年轻人的最大的单一快乐来源。这只是很简要的观点。我想引用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自大的问题了。有趣的是它与脆弱性的巧合。我经常将其视为自大的受害者心理,一方面,“我们感到屈辱”,另一方面,“我们很伟大。”你可以在去年的奥运会上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人的反应背后所代表的深厚感情和激情显示,他们惊奇地发现,海外人士对于他们的进步,不像他们自己那么惊讶。 正如他们说的,“我不敢相信,你们看到我们建造了如此伟大的工程,却想谈谈西藏?”在他们的脆弱与自信之间有一种有趣的距离。 李侃如:最后一个问题,需要简短,因为现在已经快五点了。 提问者:好的,一个简短的问题。 您能评论一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关于台湾、西藏、日本等相关课程的教育,是如何支持民族主义的?并在某些事件发生时触发中国人之间潜在的愤怒? 李侃如:给您的简短的提问。(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