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像从世界大部分地区对世俗性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失望中所确认的那样，在中国，根据对中国传统复兴的观察，我们或可得出一个判断：中国人的信仰热情将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政教关系相互支持的地方，诸如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政治异议会成为一种宗教上的原罪。在这种语境下，政治反对派通常借助与宗教异端的联合或结盟来寻求正当性，成为所谓异端叛乱。而唯一的其他选择，是通过否定宗教的正当性，从而否认国家的神圣基础。这一极端的方案首度出现于法国大革命，随后融入马克思主义，并在五四运动后渗透进中国的知识圈，最终在1949年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一方案中，激进政治运动尝试摧毁宗教，并用关于未来的承诺替换宗教许诺的非现世报偿，为实现这一有关现世报偿的承诺，就需要可与最极端宗教派别相比拟的一种献身、一种热情、一种苦行的自我否定。

然而，革命并未消除所有的不平等和苦难，人们继续有着未受满足的欲望和希望。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始为数亿人带来盼望已久的物质繁荣。但是繁荣的实现并没有消解革命激情的幻灭，金钱、电视、空调、装饰一新的住宅以及私人轿车、无节制的盛宴以及卡拉OK，都不能提供只有宗教才能承诺的最终意义和永恒生命。一旦人们不再相信所有欲望都能够在此世得到满足，富人和穷人都变得同样乐于接受由宗教所承诺的普遍的、非现世的利益；而当乌托邦激情已不在，失望、犬儒主义、冷漠、腐化等情绪弥漫时，相比之下，由宗教提供的道德引导、社区纽带以及意义感和目的感等现世社会利益，将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中间地带：中国宗教的三种图景

若假设中国未来将兴起普遍的宗教信仰，基于中国社会中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可为其演化趋势勾勒出三幅可能的图景——尽管每一种都似乎遵循导向不同结果的不同逻辑，但实际上，这三幅图景是同时展开的，并在彼此互动中塑造出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形。这三副图景都假定，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家宗教政策，将为精神和宗教的追求和表达开放更多的空间，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于是，问题就不在于中国人是否将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笃信宗教，或中国人想去信教是否会更容易，而毋宁在于，这一增长中的宗教信仰的社会和制度结构将会如何演化。

第一幅图景是为大多数西方观察者敦促和焦急期待的——宗教自由的扩张，以及宗教团体自治空间的增大。中国将遵循香港和台湾的道路，走向一种西方模式下的世俗国家，伴随一种对宗教派别总体上持自由放任态度的进路。

而且，无可否认，中国大陆的发展趋向似乎渐渐处于该方向上——五大宗教之外，也有许多社区宗教被允许存在；未经注册的家庭教会和寺庙开始“正规化”，逐渐得到政府承认，并且没有出现特别的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公开倡导更大规模的宗教自由化，认为宗教团体的发展也该遵循“市场”原则：正如商业已经被允许在一个公平的规制框架内自由地经营和竞争，国家也应该停止管理、限制或补助宗教团体，而应纯粹令其自行其是，只有在它们违反法律或威胁社会时才利用司法体系进行干涉。但国家并不会简单地放弃自1950年代开始的宗教管理模式，依然会在各个层面上继续管理，并坚守职责，并在任何适当的时机进行介入。让成千上万的宗教团体无限制的增殖，这种做法风险太大，某些宗教团体很有可能激化不同族群或宗教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更倾向于容忍地方性的宗教实践，而无须为宗教拓展法律上的空间，如此，国家就能够保留对宗教团体进行管理的自由。于是，在第一幅图景中，可能将出现宗教团体、寺庙和教堂的非正式合法性逐渐增长的一片中间地带，这些团体、寺庙和教堂可以壮大和存在，但既不能被整合进国家制度中，也不能被赋予法律地位。

第二幅图景将中国视作正在回归类似清朝模式的构造上来，在该模式中，国家扮演宗教正统的最终仲裁人。通过和宗教团体与地方经纪之间的双向合作和渗透的过程，国家将能有所区别地偏好乃至提升某些宗教符号和传统。借助寺庙和地方政府的联系，这一过程在农村地区尤其普遍。而到中央层面，则是借助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或神灵的“封圣”。

国家支持对孔子、黄帝以及其他有教化之功的英雄和祖先的崇拜，就带有这种逻辑，此外还有在不同程度上对佛教、儒教、道教甚至某些民间信仰的潜在或正式的鼓励。宗教同国家的双向合作的通常理由，总是宗教之外的一些东西：诸如经济发展、旅游业、文化遗产、民族主义、社会稳定、医疗健康以及其他——但这对国家严格限定宗教类型的愿望也会有所阻碍。第二幅图景，也将导致一片逐渐增长的宗教活动的中间地带，在各种产业的名目下，宗教自身也将被这些非宗教因素的逻辑所改变或曲解，二者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模糊。

在第三幅图景中，中国正在复兴其教化使命，并以一种类似于其他国家“公民”或“政治”宗教的方式，采纳宗教的某些功能性特征，这也是一个在封建帝制、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权中都存在的倾向。

借用强大而又完善的宣传工具，以及与电影导演张艺谋等顶尖文化领袖的合作，在不同的情况下，国家要么去描绘古代中国文明，尤其是儒教；要么去描绘革命，以培育和教化爱国公民，并将软实力投射到世界舞台。在教化公民的过程中，国家常会考虑让宗教来协助实现这一目的。国家依赖于传统中国文明的文化资源，希望借此训练道德的公民，这就为在宗教中发现其资源的道德性、精神性以及传统等观念开创了一个话语空间。结果将再度是一片逐渐增长的有关精神性、道德性、传统和宗教的中间地带，人们可从宗教资源中寻找材料，但不会严肃地正视其内核中的神学和宇宙观。

这三幅同时展开的图景，都在未对宗教团体的完全承认和自治的条件下，昭示出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的更大空间和影响。国家的教化使命同宗教具有竞争关系，所以，三幅图景中的任何一幅都不会完全实现。在一种与国家规范和制度的不明确和模糊的关系中，它们会通向非制度化的团体、实践和话语的一片中间地带。

目前的状况是，大众宗教激增，不仅超出了控制的范围，而且超出了当前社会宗教机制的正常范围。目前中国的社会宗教机制，早已高度地方化，并且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彻底摧毁和改革开放后的部分复兴后，其本身并没有壮大和扩张的空间，并且，对大众的宗教生活也几乎没有影响。其次，中国社会宗教机制既不与国家世俗意识形态完全符合，也仅仅提供一种“半吊子”的宗教信仰，相较于更充满活力的、更少制度化的团体，它们对信徒明显缺乏吸引力，这些团体提供与传统更为紧密的联系、更完整的精神训导，对现代生活的挑战给出更为革新的回应，所以也扩张得更快，更符合大众的需求。

于是，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宗教实验室，在其中，各种精神性和宗教信仰——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旧的和创新的、本土的和进口的，以及它们的所有结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熔炉，一个处于直接的制度控制之外的、扩张中的中间地带。

从反对传统到走向世界：中国宗教问题的不同面向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场彻底的转变已经开始。激进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承诺比以前更加淡化了，且伴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增长的权力、繁荣以及自信，对中国传统遗产、宗教习惯和伦理的自我诋毁和反对已经减少，以至出现了对其更为积极的认同。单纯对经济增长的着迷正在让位于对生活的精神质量，无限制的物质主义引发了对其道德后果的关注，这引发了中国精英对逐渐增长且形式多样的宗教信仰的真诚思考，不论这种宗教是来自中国还是海外。

针对宗教信仰的历次意识形态斗争已持续了一个世纪，也曾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支持，如今这一斗争正在平息。而且在一个世纪的幸存、抵抗、适应、改造和复兴后，现存于当代中国的、多种形式的宗教力量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同她自身、同世界以及同宗教的关系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曾有无数我们熟悉的有关现代化、世俗化的论述与回应，但随着新世纪的发展，这种论述的效应只会越来越小。虽然我们还无法指出，下一种论述将是什么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宗教问题可被分解为五个不同的问题，这五个问题其实自十九世纪末就已出现，并依然如一个世纪前一样尖锐。

第一个问题事关宗教、现代性和世俗化——一个欧洲人在启蒙时代就开始询问自己的问题：如何相应缩减宗教对文化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以便解放人类心智，并开启现代化的长征。在二十世纪早期，该问题似乎已经在西方得到解决——宗教的作用被限制在家庭和个人主体性等私人领域，以及通过传教和参与教育、慈善来达成老弱病残、殖民地居民等弱势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宗教、科学和迷信的范畴如何划分，以至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和学科基础，都根植于此问题及现代化和世俗化与之相应的设想方案。宇宙观、神学、知识、教育、仪式、道德、自我教养、具有神性的时间和地点、政治正当性、健康、慈善……这些社会生活各要素的权威，已由逐渐分化的政府、宗教和科学制度各自主导。

这同样是中国改革者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的问题及其范畴，这些改革者追问道，中国如何才能够遵循现代化的路线，打破中国传统和迷信的枷锁？但是，他们接下来则要面临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图景，其组织形式极不同于欧洲，但现代性观念却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切割了现实，而且，它的强加已被证明是个棘手问题：被排除出宗教领域的概念和实践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迅速而出人意料地转变成救赎团体、政治乌托邦主义、气功运动等形式。作为在传统、西方意识形态、既有社会结构间不断协调的历史产物，中国社会的现代政治体制——不论是民国的、殖民地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建立了对文化生活各要素的诸制度性分配。且由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各种不匹配总是不断出现，第一个“世俗化”问题也就难以解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第三个，而且是更为尖锐的问题出现了。宗教制度往往具有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社会结构，不论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对非现世目标的关注。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在宗教仍将继续存在的过渡阶段，如何创造出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一致的宗教制度？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信仰的衰落，反而，它正在快速发展。世俗化这一原初问题重新展开了；伴随着民间宗教、气功、儒教运动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健康、科学、教育、慈善或文化遗产等领域的再度利用，第二个关乎中国传统的问题再度出现；而第三个问题——宗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问题——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消失；此外，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快速步伐，中国的宗教团体逐渐与国际网络接轨，并开创了跨国的空间。

中国已被连接到一个充满尖锐宗教冲突的世界中。“宗教问题”现在不独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且是个全球问题，这一全球维度正是中国面临的第四个宗教问题。

在一个后现代世界中，宗教和现代化的问题不再能够清晰地解决——世俗化理论受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增长且自信的宗教虔诚的挑战。宗教领域的问题同样已在西方出现，与此伴随的则是国定教会的衰落、非制度化的宗教信仰的增长，以及对非西方历史和经验的逐渐增长的感知。伴随跨国宗教网络和组织逐渐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扮演重要角色，且这些网络或组织并非简单地与国家甚或文化边界相符，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假设已被削弱，宗教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问题已无处不在。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提给一个变幻不定的社会情境中的、有关宗教的个人、团体和制度的：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全球喧哗之后，社会整合的原初基础已不再是宗教，而已是世俗化的政治、官僚体制和经济结构。那么，在文化、休闲、健康和心理疗法的市场上，宗教是否将成为待售的、商品化的典藏品？它是否会让自己被借用为事关地方的、族群的或者全国的认同建构计划的符号和仪式的来源？它是否将在国家提供社会服务时扮演一个辅助角色，或力求重构公共领域？它是否将提议对世俗价值的激烈批判，进而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它是否将建构社会关系的替代性形式，这一新形式将根植于市场和国家的逻辑，但依然与此有所区别？甚或在世俗权威软弱的地方，它是否会企图在一个神圣基础上重建社会？

中国的宗教问题已不再纯粹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也不是变革的制度结构内宗教的地位问题，而其实是在一个紧密联系但却极不稳固的全球社会的社会建构和制度整合中，宗教自身的角色问题。现在，中国的宗教问题将展现在全球社会面前，中国正在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不断崛起的角色。由于它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扩张中的经济影响以及正在出现的文化影响，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社会的宗教结构中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现在我们还仅能向世界确切展示它本身尚未解决的宗教问题。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节选自《现代中国的宗教问题》（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Vincent Goossaert, David A. Palmer，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本文中文版权属《文化纵横》杂志社，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