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好，我怎么重申这个问题。为了回答那位教授的问题，实际上最近我一直在南宁。这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学建设过度。中国没必要建2000所四年制本科院校。我倒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职业学校，需要更高水平的老师，而不是把花巨资美化校园的高楼。因此，这方面我可以很直率地说，其实我已经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如果您会中文，可以找到我的文章一读。我曾致信教育部指出这一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他们对改进教育系统公开征询意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些事情发生的良好机会，尽管我认为中国大学过度扩张，而职业学校反倒远远不够，我仍然认为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乐于听取意见。大概在十年前，父母极为渴望他们的孩子接受四年制大学教育，政府也确实尽力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十年后，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起增长了六倍的高校教学人员。因此可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构不尽人意。现在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将一部分大学转型成职业学校的好机会，各类型学校的数量配比要比现在更为优化。

另一个问题……是的，CNN的新闻报道有意歪曲了西藏事件，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公愤。再强调一下，我不是专家，因此我不评论对错，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确实在互联网上起到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来自CNN，并非来自美国或者美国国民。

李成：嗯，我们还有其他四位专门小组成员，四位杰出的演说家，在结束本次谈话时，我要特别感谢您给了我们一个更为乐观的态度。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谈论愤青，担心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但身处其中的人似乎却非常乐观。您是一个对中国未来、中国的领导力、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的快乐的人。我希望您是对的。非常感谢您。

李开复：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3.李开复答问环节）

（4．专题小组演讲环节）

李成：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再进行下一轮对话。

李侃如博士，有请。

李侃如：能在李开复精彩的演讲后表述自己的意见非常开心。我发现自己与他的基本观点（即，对于把中国青年的状态定义为愤怒感到不太舒服）是一致的，这里有点复杂化了，实际上我对今天讨论主题的反应是，有一些讽刺意味包含其中。

你知道，直至150年前或者更早，每一个中国人都期待从老一辈人身上得到智慧、指导、权威和对未来的信心。在最近150年，出于每个人都知道的原因，每一代人都将拯救国家的厚望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不是吗？老一代已经绝望。青年人将决定未来。有趣的是，因为每一代青年人最终都变成下一代绝望的老一辈，那么这个方法论就有待商榷。但如果您阅读在这一时期到访中国的每一位作者的著作，您会发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人，后者被认为是活跃的、理想主义的、才华横溢的、是未来的价值所在。

现在，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境地，首先，这些中国青年在一个发展如此迅猛、变化如此之大的国度成长起来，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主要大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你知道，在那些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看来，家庭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是独生子女。在农村，我估计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不超过两个。自长期执行计划生育以来，很多中国孩子都是在没有叔叔婶婶的家庭里成长。让我们回头想想，对已经为中国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形式已发生改变。

人们的居所同样发生着革命性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伊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有很多种情况是，农村青年由祖父母抚养，他们的父母都去城市打工了，然后，他们也很快地加入到进城务工的浪潮中。因此，他们生长在一个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环境中（正如李开复强调的）接受教育，尤其面临1998年后高等教育的昂贵学费，然后感触到信息，最后再接触到互联网，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中国完全经历了改变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信息革命。这也迅速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人对生活标准和未来的期待。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生存，他们更是为财富、名声、海外旅游机会或者在本国成为精英而拼搏。

现在发生在中国青年身上的事情颇具讽刺意义，因为这在几代人中尚属首次。我有点过度乐观，但允许我强调一下。在几代人中，首次出现了上一辈人获得巨大成功的事例。是他们让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使这个国家不仅对其国内国民、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同，它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成为每个人谈论的焦点，也是大家未来希望的关注点。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动态混合背景下，青年人遇到了什么呢？我猜想，我们既应该看到每隔20年的两代人之间的显著不同，也应该看到相差10岁的两代人的不同。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此之大，对时间框架造成巨大压缩作用。

同时，你还可以在诸如基本价值观、个人精神支柱以及对国家的看法（换句话说，重大问题）方面听到完全不同的各种观点。

今天小组讨论的奇妙之处在于，四位嘉宾都曾针对理解中国青年的态度上进行过严肃细致的研究，不是像一些网站上那些民族主义的笼统口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象背后的问题。每一位嘉宾都用自己的方法和见解来挖掘这一宽泛话题的核心。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复杂画面增添了新的元素。我想说，尽管我们正在谈论的是20年，但其中包括了几代人。

我想给每一位发言者15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强制性地限定时间，并真心希望大家能严格遵守时间，不是想限制各位表述观点，而是要给后面的问答环节尽可能多地留出时间。因为我们将听到大量观点信息，在问答环节我们能真正去思考讨论它们，大家配合一下，好吗？让我们努力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来看看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这是你们真正把握和推动本场讨论的作用所在。

你们手上的宣传小册子里有各位演讲者的名单及简介，我就不在此赘述。我希望演讲者能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发言。所以，还是让我对按照他们的出场顺序对每一位做一句话的介绍。

埃文?奥斯诺斯是《纽约客》北京驻站记者，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比较了解中国国情。曾他获得新闻报道记者奖等奖项。

斯坦利·罗森，我认识他快50年了，具体时间说不太准了，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多年来对与文化有关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成果卓著。

特雷萨·莱特，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能见到您。他是位于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吴教授是做媒体研究的，我没记错的话是沃尔特克朗凯特中心，对吗？这个中心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媒体公共关系系。

他们将按以上我介绍的顺序发言。只有在他们的发言接近15分钟时我才会张口说话。我不得不严格遵守之前的协定，以确保所有发言结束后我们有近一个小时的问答时间。埃文，有请。

（《纽约客》特派驻京记者）

埃文·奥斯诺斯：中国有多少个唐杰？

奥斯诺斯先生：非常感谢。之前，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引言，介绍愤青这个主题，愤青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因此今天我要讲的有些吴不同，还将就“愤青的痛苦挣扎”这一主题进行案例分析。

实际上，我在离开中国四年后重返这片土地时才第一次听说愤青这个词。作为一名记者，我们要刨根问底。我像记者通常所做的那样，给中国朋友打电话，我在第一个电话里问朋友，我该上哪儿去找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愤青呢？然后，她回答，嗯，我就是。这是我首度接触到愤青问题，而且一开始可能我还把定义弄错了。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以去年春天围绕西藏省会拉萨抗议为背景展开的，在座的各位对此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我就不再花时间介绍了。去年三月在拉萨发生了一场社会暴乱。中国政府做出回应，海外指责此事有阴谋。之后不久，奥运火炬开始在全球传递，演变为对于中国领导层的公民公决运动，火炬在巴黎和旧金山及其他城市传递时遭到抗议。海外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学生展开了抵制家乐福运动。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家乐福抗议，拒绝购买家乐福产品，因为他们说法国支持西藏独立等等。

在此期间，4月15号，一则长约六分钟的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风传。片名为“中国，站起来”。视频用各种新闻片段剪辑而成，配以交响乐。激荡人心地描述了新一轮冷战，中国陷入世界其他大国力量的包围之下，无力获得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应有地位。这则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轰动。短短几天之内，视频播放量在新浪网上排名第四。仅比位列第一的视频少了几十次点击量，第一名视频内容是电视主持人在导播时打哈欠什么的。所以，我想有些事情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这确实是一个现象，这个视频平均每秒钟有两次点击。

因此，我要找到视频的制作人，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我再一次给中国的记者朋友打电话，最终他帮助我找到了制作人，27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唐杰。他学的是政治哲学，具体一点说是西方政治哲学，再细一点说是现象论。我不想不懂装懂地说，我知道他所学到底是什么。他对专业很在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狂热崇拜者。他把自己同美国保守派人士哈代?曼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归为一类。他认为是过去留下的光荣传统、经典的尊严建立了中国今天的道德框架。所以，他会像谈论当代中美政治一样，花大量时间讨论列奥?斯特劳斯。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哈代?曼斯菲尔德、托马斯?弗里德曼、老子、《谁动了我的奶酪》等等书籍，涵盖人类方方面面的思想精华。

这样，他显然打破了我对愤青的刻板印象。之前，我想大概会看到一个土匪模样、或难以应付、抑或躲避父母的问题少年。但他完全不是上述类型的任何一种。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个人多年来对西方媒体了如指掌，让我简直不敢相信在中国有这样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当我到他那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为我支付打车费。他穿着印有牛津大学字样的蓝色T恤，卡其裤。看起来，他似乎更应该呆在美国校园里。

这背后说明了什么？我是说这只是他表达自己不相信的事情的方式吗？当然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以下几点。首先，他制作这则视频是因为感到自己被骗了。被西方、特别是被西方媒体骗了。唐杰在杭州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但他又不被局限在杭州小镇，因为因特网把他和外界的西方信息联系起来。他定期阅读《纽约时报》，浏览BBC网站和《明镜周刊》，他会德语和英语。他对西方媒体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他接受我采访的唯一原因是，他知道《纽约客》，也大概能理解我想做什么。

所以，当西藏事件发生后，他去阅读这些西方报道，发现完全扭曲了他所知道的真实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他感到被欺骗。因此，他用让他对西方信息着迷的方式，反击西方媒体。

这个案例另一部分不那么令人愉快。在我看来，他患有货币战争综合症。《货币战争》是他读过的一本书，正风靡中国。这是一本文化水平一般的人把阴谋论和全球金融讨论混杂一谈的书。书中说中国是全球金融体系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美国通过种种努力阻碍中国达成其期望的目标。这是促成他形成自己理解的背景原因之一。

第三点是最近的政治经济事件。他看到这几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欲购买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拒。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与中国公司的构架显然不合，至少美国公司若进入中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这件事发生在去年春天，中国向美国投资，特别是在美国金融服务和美国金融证券领域，他说，中国花了巨资购买黑石集团的股份，遭受巨大亏损。我们受到什么诱惑去做这种投资？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规则是什么？考虑过中国的利益吗？

他的这些想法当然并非完全是个人观点，他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所说的，会在网上与志趣相投的人在社区讨论问题的人。在现实中，他会和五、六个同在复旦念书的研究生同学分享自己的想法观点。他们都是学政治哲学或者政治学，有很好的工作，是体制的获益者。他们有的在银行工作，有的当记者，有初入职场的复旦工作人员。他们是现状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中国整体体制有憧憬，并且不希望推翻现有体制。

当然，另一方面，这些人不是懦夫，不是好好先生，不会对中国体制全盘叫好。事实上，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只针对不公平、羞辱和污蔑。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就会追根溯源，就像在西方人们常常追踪中国信息源一样，等一会儿我会谈到。所以，无论他们对西方理念的把握准确与否，我觉得理解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十分重要。他们对我们了解多少呢？他们真的能跨域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吗？

有一点他们误解了，那就是他们总是想象西方媒体有一种特别策略或政治意图，我们都是有组织的合作，并决定何时我们该写某方面的文章或者不写。如果我们报道西藏暴乱，就是为了表达潜在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意图。我尝试过跟他解释美国新闻编辑部运转异常的真实情况，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但毫无作用。他依然坚信，从《纽约时报》和《卫报》中看到的观点代表着政府观点。因此，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西方媒体非常重要。

第二，他们把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过分夸张了。我是说，他坚信，普通美国人都坐到一起讨论如何牵制中国，以稳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当然，这没有恶意。我是说，实际上，他多少有点儿不太正常。想得太过头了。显然，他不信……我试着跟他讲美国人关心中国，也关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普通美国人没有在那里琢磨着如何排斥中国、阻止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然而，他同时有着非常机敏的观察，这一点我十分佩服。从正面来说，他对西藏问题在中美外交中的特殊角色有着精准的理解。正如他常常问我，为什么你们要关心西藏？这跟美国人有什么关系？我回答，事实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解释。我是说，西藏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具有神秘的信仰意义。对于其他人，则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乎中国是否遵照宪法，允吴在中国法律下的宗教自由。他对这部分饶有兴趣。我想他是对的，去年春天的事件在中美关系上的确十分重要。

那么，中国有多少唐杰，有多少其他类型的愤青呢？我想中国校园里应该没有那么多斯特劳斯迷。他不是常规标准。另一方面，非斯特劳斯迷，那些愤怒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就像李开复提到的易于轻信的人们，难以从复杂微妙的信息中明辨是非。唐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懂得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他知道自己所读过的内容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爆，他掌握中英文，这非常难能可贵。

但广泛地说，他所接触的思想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多数中国人的观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数据显示，九成中国人支持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在美国，只有两成人支持政府。

但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掌握，有多少人坚信他支持和呈现出的这种辛辣风格的爱国主义，有多少冷漠的旁观者？有多少人点击他的网站观看他的视频，又有多少人不认同视频里所呈现的精神，有多少人会说我愿意成为这种交流方式中的一员？这是谜团的重要部分。

唐杰受到了何种影响？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去年春天尤为重要，在奥运会召开前的几个月，中国政府已经失控。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缓和由中国和平崛起引发的海外紧张局势。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喜欢“和平崛起”这个词，更愿意提及“和平发展”。然后，诸如唐杰之类的民粹主义者站出来说，事实上，我们对于今天的国际地位非常自信。

我想换个角度来说，奥运会之后，唐杰和他的朋友们对贪污及滥用公共基金有了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像谴责西方媒体批评奥林匹克一样谴责贪污腐败。所以，唐杰开始给我发送大量电子邮件，因为他是我朋友，我们时常见面，但他依旧常常给我发送邮件，内容讲述成都官员滥用地震公共捐款、中饱私囊的信息。他还发送了在帐篷周围建的漂亮商住综合楼的照片。同时，他还给我看与他同样的人对此展开的谴责举动。然后，他说，我们不单是指责你们，这关乎公平。他的观点是可信的。

因此，正如今天的话题所指，我们不得不思考思考愤青的原因是，他们的愤怒让我们焦虑。但我们不是唯一焦虑的人群。事实是，如果你是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这事儿会让你更加苦恼。因为你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正由一群活跃的中国青年人书写，他们的行为与美国或者西方批评奥林匹克的行为同步发生，这一切也能转换成其他事件，因为唐杰及其同仁并不完全忠诚于共产党，他们只忠诚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光荣的中国历史。正因为此，他们具有多变性，随时可以改变效忠的时间。因此，来自北京的压力远远多于来自海外的压力。非常感谢。

（《纽约客》特派驻京记者埃文·奥斯诺斯：中国有多少个唐杰？）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斯坦利·罗森：中国青年不愿冒公开的政治风险。

罗森博士：嗯，我想我的观点将与前几位演讲者产生极大的共鸣。

最近，我在撰写一篇文章，关于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比如2009年秋天的周年活动）是否会影响到年轻人阵营立场的划分。我想直接谈谈我的简单结论，但在此之前得兜个圈子，先谈谈中国青年。

由这个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李开复和其他人）所描绘的中国青年人形象基本一致。例如，直到2008年，我们很容易从中国媒体上看到，青年人被抨击为“自我的一代”，（我在此引用媒体的话）批评他们，“依赖性强、反叛，愤世嫉俗而势利，以自我为中心，崇尚平等。” 中国媒体还说（我在这里依然引用原话）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大懒虫，沉迷网络游戏，吃连锁快餐，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观众。”

然后突然之间，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爆发。整个中国媒体报道完全转向。那些批评青年的媒体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大写特特写赞扬青年的美德和利他主义行为的文章，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到了无比的激情、仁慈和勇敢”，这里我还是在引述，最后，媒体又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就的受益者。”所以说，当他们与党国对着干时，他们就坏，当他们在党国的关怀下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好的。因此，媒体态度转变巨大，这些完全不同的画面很难协调，他们既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同时也是愤青。(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