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实反映出近年来各种事件的持续影响，一些中国评论家将这些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者归结为“受到平民毒瘤感染的网上红卫兵。” 所以，所有形象已经面目全非。这种相互矛盾的影响塑造了今天中国青年的态度和价值观，特别是在沿海富裕地区。他们的观念受到国际潮流的强烈冲击。同时，他们又很务实、重视享乐，更在乎好的生活质量和赚钱。你能发现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和物质主义影响非常深远。但你又能看到第三种冲击，常被称作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这代表着更广泛的推动力，对我来说，这不仅包含着中国对于外部侵略的反抗，同时还包含爱国情绪，以及许多地震志愿服务人员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我认为中国青年人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甚至在相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这有一个例子，关于前面李开复提到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我们采访了很多人，一些人认为参与短暂的抵制活动是爱国表现，但他们都在5月1号抵制活动开始前把超市的优惠券用完，将自己所需物品提前买齐，然后开始抵制家乐福。你看，在这个例子里，国际主义、物质主义、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同时表现出来。

现在，公众观念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非常看重钱的作用，对中国青年人的生活来说，物质条件十分重要，但同时对我来说（正如李侃如博士刚才说过，这正是我做此事的目的所在），我也不清楚，也吴五六十年后，青年一代会因为极其坚信某事是正义的，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当类似四川地震的事件发生时，它为理想主义提供了表现的途径。我要说，这种理想主义古已有之。当我为研究文化大革命而采访红卫兵时，我发现毛泽东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它就在那儿。现在每一代年青人差异很大，信念系统差别很大。但理想主义还是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游走中国，那时候国际主义远远强于爱国主义，那时候常常与我讨论的的一些保守派朋友给当时的学生态度贴上了逆向种族歧视的标签，他用的是“逆向种族歧视”一词。

那时候我在中国旅行与大学生聊天，我发现很多学生丢弃了中国文化，令我十分震惊。而很多政府政策力推西方模式，几乎完全相信来自BBC、VOA等西方媒体的报道，萨特、尼采和弗洛依德等西方哲学家备受推崇。这在我看来十分幼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越阻碍西方进入中国，就会有越多的学生认为政府对其所作所为遮遮掩掩，正如欺骗西方一样。这也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晓东出于爱国主义发起抵制电影《色戒》行动的原因。

现在，我们讨论一些埃文和其他人的谈论内容，如今，80年代末那种毫不畏惧、不加批判的国际主义，已被威斯康星州一位教授呼吁的新解释框架所取代，将追求国家利益视为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国家利益，西方媒体源所发出的任何信息普遍受到质疑，受过良好教育、消息灵通的年轻中国人假定，这样的报道一定是为了推动亲西方思潮。正如我们追求国家利益，所有西方国家也追求国家利益。从西方得来的东西（无论是人权问题，或其他被假定促进西方利益的事物）必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现在，年龄群体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非常常见，正如李开复在年代问题上再次谈及的，我想利用剩下的时间，谈谈最受人关注的所谓80后，也就是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这大约有2亿人。他们一直被中国媒体无休止地谈论着。我有四页讲义落在外面。我怀疑很多人拾到了。其中有大量调查数据，在讲义的第二页提及了60后和70后（也就是60-69年出生的人，以及70-79年出生的人）对80后的看法，他们如何看到自身，以及几代人的差别。显而易见，早几代人认为80后更肤浅、更自我为中心、更加物质化。这比80后自己的看法尤甚。

这种情况在其他调查中也很常见。

在讲义的第三页，有一幅关于80后和90青年的漫画，与肯谈到的一些内容相似，展示出这几代人身上的迅速变化。如果你看过80后和90后的博客，你会发现他们在相互攻击。

这些要么在证实一句众所周知的中国话：“一代不如一代”，更可能的情况是，每一代人都非常渴望将上一代人从舞台中心推下，这看起来相当普遍。

因此，从代间批评的角度看，我觉得，认为上一代青年更加糟糕的想法并不奇怪，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还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时期的红卫兵，下一代人都没有得到上一代的支持，上一代认为下一代如果没有更多缺点的话，至少是愚蠢的。

现在，我想我已经做完了我的报告，约9分钟。因此，在余下的时间里，我想谈一些调查数据，涉及到政治参与的问题、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对比。因为我认为结果令人吃惊，而且我因此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李侃如教授所说，它也显示出青年的态度和行为具有复杂性。

在我讲义的最后一页上有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或限制外传的调查，调查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在33所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中进行。其中提出了21个问题，在我落在外面的表格中，我公布了三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一个是关于信仰系统，调查发现约73%的人选择“个人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另外10%表示，不知道自己的信仰体系。而约17%的人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超过94%的人承认，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使超过82%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影视产品传播了西方的政治观念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只有不到12%表示愿意否定此类产品。

超过50%的人认同美国文化概念，只有17%的人不认同它们。

甚至在类似“自由主义”的问题上，61%的人认同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尽管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基础与西方资本主义紧密相关。

36%的人赞同三权分立的概念。而且，只有较小比例的人，低于50%的人不赞同。

还有一个调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很多朋友在中国做的调查，其中有许多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未被发表。但我在邮件中只收到朋友寄来的一份调查，很长，是他在北京五个最优秀大学调查的初步结果。他的工作是培养政治工作者，所以他对结果很是惊讶。

结果显示，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支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支持。例如，大约75%的受测试者喜欢或比较喜欢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约4.2%的人比较不喜欢它。受调查的505个学生中没有一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他的调查中谈到了埃文所涉及的问题，对他来说，很显然学生们认为美国模式在打击官员腐败的斗争中是必要的，至少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还讨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局限性。

在政治参与方面，我本来想谈谈共产党以及入党动机，但现在我要略过去。 我要展示一个参与性调查，因为我认为它很能说明问题。

北京市共青团的年度调查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05/2006年，他们发现约75%的青年表示愿意参与政治。而在前几年，愿意参与政治的人数不到50%。因此，他们非常兴奋。

但是当你更仔细地研究他们的数据，并分析结果，你会发现，实际上大约只有10%的人对参与政治抱有热情。当你了解了“参与”的实际含义时，结果更有说服力。当被问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参与时，72.5%的人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尽管他们在态度上愿意参与，他们却没有去做。行动是另一码事。

11%的人说：“当我参与政治的时候，它意味着我向家人或朋友表达我的意见。”大约6%的人说：“我通过在互联网讨论中表达意见来参与政治。”而只有约0.5%的人表示，他们会联络党或共青团组织来发表意见。

因此，这些类型的调查清楚地向我显示，共产党的国家机器确实已经从大多数青年的日常生活中退出。

好吧，我的最后一点，也是我的最后一分钟。所以我的结论是，尽管2009年是所有重大事件的纪念日，但是，中国青年看来不大可能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他们采用务实的、以成功为导向的方法。这些80后一代已确信公共服务将为他们的私人野心服务。因此，政治参与实际上是通过朋友、家人、匿名互联网活动的私人参与。入党仅仅是获得好工作、过上舒适生活的投资。

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一代人将冒任何公开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领导层仍保持统一之时。

现在已经15分钟了。如果我还有5分钟，我将验证我所说的论点，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理由，包括埃文最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领导人面临何种危险。但我没有时间这样做。

（鼓掌）

莱特（长滩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特雷萨·莱特：中国青年对民主的态度。

莱特博士：嗨，大家好。我要感谢大家的光临，并再次感谢李博士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

我今天的演讲，我想稍微退后一步思考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中国青年，他们的愤怒和我们的焦虑，而且更广泛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些讨论将帮助我们审视我们对于中国发展做出的假设。更广泛的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一些假设。

在美国决策者及学者中间存在着很普遍的猜测,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与统治阵营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如果有时间，我会在此引述西方领导人说过的所有支持此观点的话。要是我们仅仅继续任由资本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要是我们鼓励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中国人民呼吁最终成功实现自由民主改革是迟早的事。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大学生的情况，对于验证这种很常见的假设是非常有用的研究个案。

事实上，看看上世纪80年代，或者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大学生，这种假设似乎很合理。在这段时间，中国学生（也就是大学生）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日渐疏远，事实上，那时出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学生集体抗议活动，有时候甚至是与执政当局公开对峙。

因此，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我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中国大学生看似完全扮演起民主先锋的角色。

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大学生的角色已经完全不同，政治态度与行为已非彼时所见。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大学生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愈加强烈，对加入共产党兴趣更浓。现在的中国大学生经常争论，而不再走上街头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从很多的例子中可以窥见一斑，大学生看似支持共产党。西方某些人或许还会把中国学生看做是执政共产党的维护者。

因此，自从90年代初以来的这种发展趋势自然让很多西方人大失所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今日中国青年而感到担忧的根源。现实并未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发展，尤其是过去20年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改革在中国持续发展，这不是我们希望中国发展的方向。

今天我所要做的，就是从某些方面解释我们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与“后毛泽东时代晚期”（或者您也可以说，89年以前的大学生人群与89年之后的大学生人群）之间所看到的这种变化。不过，与此同时，回到前几位发言人所讲到的许多观点，我也要强调的是，太过夸张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别不完全正确，不太合适。而且，事实上，我们要重新评价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是何种程度上的自由民主先锋。同时，我们还要仔细思考，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大学生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好，我们先简单谈下“后毛泽东时代早期”（比如89年以前）与“后毛泽东时代晚期”之间，中国大学生间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差别。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学生对中共党员的兴趣日渐减少，入党积极性也不高。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真正与执政党有关的集体政治大讨论的著名例子。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6年与1987年秋冬之际发生的那一次。当时，人民渴望实现自主选举地方人大代表，学生受到这一期望的鼓舞，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最早发端于安徽科技大学，但是很快就在各大高校得到回应，迅速蔓延至全国。

学生除了要求更多参与地方选举之外,还对生活条件恶劣等琐事充满怨言,其中包括食堂伙食质量差这样的具体问题。但是，他们还抱怨社会上的所谓“精英”地位与毕业以后相对较低的工资间的差别。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已经开始放宽限制，在许多国营企业之外，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越来越富，这种分化更加令他们不安。

但是，同时我觉得，即使在1986年与1987年，学生也没有挑战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呼吁多党选举或大众政治选举权，缺少明确的自由民主需求。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此处略去...）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1990年后的大学生人群。要是仅从更表层来看，所见将完全不同。

首先，入党的兴趣高涨。这一点，罗森博士与其他人都已详细谈到。然而您可以看到，这些示威并不是抗议或反对共产党，而是意欲捍卫中国，或者为共产党辩护，反对所谓对中国或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

所以……埃文?奥斯诺斯已经谈到了去年春天西藏暴乱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再细说。这是我所谈论的抗议中的一个实例。大家也可以回顾1998年美军轰炸了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时间，当时也引起了类似集体行动，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美国。2005年，人们认为日本修改教科书，抹杀日本二战中对中国的侵略行为。那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因此，总得来说，您所看到的“89年前”与“89年后”大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明显不同。

接下去，我试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变化。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学生（大学生）是为数很少的社会精英阶层。整个80年代，事实上一直到现在，进入大学都是由学生参加全国高考的成绩决定的。只有4%（这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最终只有4%被高校录取。

其结果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大学生只占中国公民的千分之一。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人群占人口比例小之又小。当时毕业大学生只占总人口的1%。因此，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构成了非常精英化的社会阶层。

其次，“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实际上一毕业就肯定有一份好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家基本上仍旧给所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现在，随着经济自由化，私营企业形成，大学生（此时仍旧是公民中小之又小的精英）在国有企业之外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增多。

再次，从70年代到80年代，党内领导层有明显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围绕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与范围。

其结果就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政策明显摇摆不定。从某些程度上来说，让学生抱有希望，觉得之后的政治会更加民主化，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希望破灭。因此，政策上也就更加反复无常。

此外，有一些党内高层至少某种程度上明确支持深化民主政治。这些相对倾向于政治民主化的党内高层精英的存在，为大学生们带来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让他们以为在党内获得了支持者与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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