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脆弱，这是由于日本对台湾不可遏制的野心和其拥有技术优势的海上力量。台湾关乎中国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退让的底线。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台湾的国家，都先取黄海；反之，获得黄海制海权的国家，也必得台湾。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是始于甲午黄海海战，1950年中国台海两岸分离始于美国进入黄海并由此启动了朝鲜战争。这两次历史教训留下的经验是，得黄海者必得台湾，得台湾者必得东亚。台湾是东亚变局的关键，当然也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枢纽。

同样，台海两岸分离不仅仅是对中国主权完整性的破坏，而且是对中国海权质量的破坏。如前所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显示其优势。目前中国尽管拥有广阔的海域和相当规模的海洋战略武器，但中国缺少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千米以下深水的港口，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海军战略武器效能及其运用。因此，鉴于台湾东海岸拥有相对于中国大陆东岸更有利于海上战略武器运用的深水港口，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国主权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权及以此为前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问题。

2.海防力量配置及其运用策略

鉴于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因此，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配置的重点应当是台湾南北两翼即黄海和南海方向的战略力量的配置；又鉴于在中国台海统一问题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立场，因此，在日本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之前，黄海则是中国海洋力量配置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黄海的海上力量应当是积极和具有强大攻势的，而在南海的海上力量则应采取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防御政策，其作用仅在于侧应北面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以保证中国台海统一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完成。

但是，近代史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近而资源供给总量几乎无限，因此，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关于此，2010年8月，日本《中文导报》刊出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美国南海动作没那么大威胁》一文说得明白：“美国确实比中国强大，但美国也确实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尤其在中国家门口，更是如此。”[171]据当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将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如果误判形势，制定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将糟糕至极。他说：“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将崛起，我想我们对此必须现实些。”[172]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技术和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173]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的英国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岛链”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来蒙羞而归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74]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以黄海为重心的台湾以北海域的制海权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力量的加强为前提的。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175]，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中国黄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3.推进中俄战略合作，深化中朝传统友谊

东北亚历来都是大国关系重组的发轫之地。1895年中日冲突后，中俄第一次结盟并迫使日本退兵还辽；1950年朝鲜战争使中俄再次结盟并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今天美国又来到黄海发飙，这将强化中俄、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样，中国东北的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良好的东北亚国际合作。其间，中朝友谊是关键。今天的中朝友谊的战略意义已超出中国东北边防的意义，它同样对日本以觊觎中国台湾为目标的军事南下战略造成了极大的牵制，因而它对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突破“第一岛链”对中国的遏制，有着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战略意义。面临美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咄咄逼势，中国和俄国有了更多的共同的利益诉求。“天安舰事件”后作为对美韩在东北亚海上军事演习的反制，俄国和中国分别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这意味着与朝鲜均有传统友谊的中国和俄国在维护东北亚稳定方面的诉求更为接近，而加深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则对中国突破东部海域的“第一岛链”以及对俄国抵御已逼近家门口的北约东扩均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北极航道解冻速度加快及由此导致俄罗斯传统的无北顾之忧安全环境的改变，中俄未来的安全合作空间将大幅提高。[176]

4.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中国海军突破西太海上封锁保驾护航，为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

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5.树立中国安全“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在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带的挑战时，笔者必须提及的是，为配合本国的重大战略行动，利用情报部门在对手国家策划内乱以扰乱对手国家的战略方向，是美国和日本外交的传统手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一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

灾，家中火。在对手家中点火，是国际斗争中最狠的阴招。张国焘曾回忆说，1931年他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177]1905年前后发生在俄国的政治动荡，背后也有日本情报机关的影子。当时日本情报部门明石机关与俄国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都有联系亦提供资助。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178]；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五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179]。随后俄国境内便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读史至此，笔者联想到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事件发生不久，日本外务省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180]据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181]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182]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 “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183] 军事力量调整计划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放弃了自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对达赖分裂势力支持的计划。但苏联解体后，美国逐渐将冷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并再次将藏、疆、台及其他分裂中国的势力豢养起来以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棋子。进入新世纪后，美国提高了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和级别。2010年上半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下半年就在中国东部海区全面开始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与此同时美国日益公开支持分裂中国的各种势力。9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林务局为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山区赫尔营的“西藏自由斗士荣誉纪念碑匾”举行揭幕仪式，以“纪念”从1958年至1964年由中情局培训的“西藏自由斗士”及其美国教官。达赖集团在当地的组织、前中情局特工、曾受训的藏人和少数美国议员、林务局官员等参加了活动。匾牌文字吹捧当年受训者“是最棒和最勇敢的一代”，到场美国会参议员声称“匾牌是美国和西藏人民共同努力的一个象征，同时可以使我们永久的纪念西藏自由斗士和他们的教官”[184]。美国的这些举动使人仿佛又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东亚，那时美国贯用 “声西击东”方式牵制中国战略中心目标的策略。为了减轻某一战略方向的压力而在其相反方向人为制造事件以转移、阻止，至少牵制中国对其战略中心目标的关注和实施。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2010年9月1日一艘中国渔船被韩国货轮撞沉，船员全部失踪；[185]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那国”号船尾附近和在现场海域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船头附近发生碰撞，[186]10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雷尔表示，日美两国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举行美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岛屿防卫演习”。[187]据悉，日美的这次联合军演的重点放在模拟展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作战行动”上，以向国际社会凸显巩固的日美同盟关系，并牵制中国在东海频繁活动。[188]10月6日，韩国国防部称，韩国于13日将在釜山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天的防扩散联合演习。此次演习由韩国军队主导，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也会参加。其中，韩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将参与海上拦截演习。韩军将出动驱逐舰、两艘登陆舰等舰艇。美国宙斯盾驱逐舰、日本4000吨级驱逐舰、澳大利亚P-3C巡逻机等将参演。[189]10月8日，由西方操控的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予中国所谓“异见人士”[190]。如果将这一系列环环紧密相扣的事件与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的发言和随后借“天安舰事件”与韩国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确实使人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五、结语

总之，2010年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开始严峻的年份，同时也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矛盾积重难返，从伊拉克完成撤军后中亚乱局又使美国欲罢不能的年份，这使得由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转向所引起的中美博弈的时间主动权倒向中国一边。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更充分的外交回旋时间。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在寻求与美国进行“零和”式的冲突，中国已留给美国足够的“雅尔塔空间”，中国的目标只限定在恢复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合法权利。但如果美国为了少数财团的利益不顾中俄两国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中向美国发出的“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扞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191]善意而一意孤行，要“埋葬雅尔塔体系”，要不理智地拖着中国“同归于尽”，那中国就得学习早期美国反对欧洲海上封锁的不屈精神，对美国右翼不理智的疯狂，团结一切愿意维护远东亚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国际力量进行最坚决的反击。

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92]2010年，世界历史出现了“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并“以此为前提”的形势，以往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日程表上军事斗争的任务被迫提前推上议程。而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又出乎意外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战略机遇。“至于下一环节”，列宁说“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193]。

殷鉴不远。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民党政权和90年代初的苏联共产党政权都在国家政治最不稳定的时候试图从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并由此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对当代中国而言，今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用社会主义制度紧紧地团结全国人民，只有这样，中国就能在这复杂多变和险象环生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能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