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远东战略力量格局的变化，是由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深入到远东开始的。19世纪中叶英国和俄国从南北两向向中国压来，而只有当它们来到或接近黄海时，才对中国政治造成全局性的震动。1895年，日本在黄海打败中国，中国元气大伤，急速衰落。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从中国移向日本。从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直至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日本基本掌控了远东地区主导地位。日本战败后，美国于1950年又来到黄海并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打赢了这场战争，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逐渐移向中国。1953年迄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美国也急匆匆将其战略力量向亚太转移。沿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路径，拉上韩国再次扬威于黄海。尽管这是演习，但地点选在黄海，这让人嗅到了硝烟味。

　　三、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黑格尔的话和马克思的补充放到“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在黄海的表现比较合适。1999年克林顿总统开打科索沃战争，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今天的克林顿国务卿来到黄海耀武扬威，必以笑剧收场。

　　（一）美国政治形势已进入总体衰落期

　　总体说来，“9?11”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衰落期。其表现如下：

　　第一，美国控制世界资源能力下降。强大的融资能力是今天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基础，而支撑其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并不是美国的实业生产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美国是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的，只要军事强有力，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当代美国霸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军事控制世界资源，世界资源支撑美元，美元支撑美国金融，美国依靠强大的金融吸吮世界财富。只要美国的军事仍能保持着持续胜利的态势，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就会上扬。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的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信心指数并不主要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肯定。一国的融资能力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打赢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挫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撤军，将使美国脱离世界石油中心并由此失去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的潜规则的主导权，这将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这是问题的关键。金融是资源的倒影，国家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决定了金融投资者的信心。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而言，信心确实比黄金更重要。这里说的“信心”，不完全是美国人的自信，还有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的信心。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已失去信心。

　　第二，美国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其国际竞争力严重衰退。实体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而实体利润为金融利润所取代则是国家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据何秉孟先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提供的数据，美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额2006年仅相当于GDP的2.1%。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70%左右。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 000亿美元左右，占全部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不到2%。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产侵蚀美国实体经济，并使其受到重创。首先是IT产业泡沫破灭，“9?11事件”后，飞机制造业遭到打击。2007年，美国房地产因金融泡沫破灭受到打击。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通、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等）为64.4万亿，至2008年底剩下51.5万亿美元，一年多缩水20%，仅2008年第四季度即缩水9%。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还在延续，金融企业大都亏损、缩水。[2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导致美国国家经营债务化。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自1993年开始逐年增加。1993年为10.9，到2007年上升为14.2%。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债务的绝对数额也越来越大：2003～2007年，居民的负债总额为132 079、147 326、164 264、182 848、197 917亿美元，5年债务的绝对数上升到49.8%，其年均增速分别为11.6%%、11.1%、11%、10.2%和6.2%。[22]

　　近几年美国经济负债经营已呈恶性状态，对外负债大幅增加，2003～2008年间，美国对外负债从6 946 289百万美元增长到13 641 807百万美元，5年间负债总额增长到96.4%。对外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仅为63.4%，到2007年却上升到了 97.2%。[23]2002～2007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增加18 245亿美元，年均增速为7.2%。到2007年底，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达到51 223亿美元，约为当年财政收入的2倍。同期，州与地方政府的负债增加了868亿美元，年均增速为9.1%。[24]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小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计划，至此国会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2009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如果再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再把诸如两房债券之类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还是政府的债务等共计20万亿美国统计进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75万亿美元。而按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近两年由于部分资产大幅缩水，美国资产总市值已远在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这就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25]中国学者于2009年底得到的这些结论在一年后又得到美国学者的佐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份发布的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年度综述采用温和措辞，即监管者对美国当局承诺稳定财政的行为表示欢迎，但其需要做出高于预算的巨大调整才可稳定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GDP）的比率。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科特李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2010年8月发布研究报告称，“深入研究该报告后，你将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已经宣布美国破产了。”[26]

　　财政恶化导致美国人民生活状况恶化。2006年美国的家庭数7 850万，以当年不变价格计算，中位数收入为58 407美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为770万，占整个家庭数的9.8%，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6 500 000，占整个人口数的12.3%。[27]2010年9月16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2008年的3980万，占人口总数的13.2%，上升到2009年占人口的14.3%。也就是说，2009年有4 3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2008年增加了近400万。这一数字意味着，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也成为51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28]

　　2010年9月份美国政府裁员的速度超过了私营企业疲弱的招聘增幅，使美国9月份新增失业人数将近10万，失业率维持在9.6%。这是失业率连续第14个月超过9.5%，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尽管白宫和国会的经济专家均预测美国就业情况将有所改善，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内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却表示美国还有好几年的痛苦期，2014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克鲁格曼甚至说：“我们比日本还糟。”[29]

　　经济恶化导致美国国家竞争力严重下降。2010年9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全美民众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结束的电视讲话中披露：“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并没有巩固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战争上的花费超过了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很多都是从外国借来的。” 奥巴马坦言，战争使美国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30]。

　　第三，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联手苏联有意识地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联手苏联利用联合国将英法逐出了中东。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欧洲才是小欧洲；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对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这样，那时是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美国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险些将美国唱衰。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企图再次将美国拖垮。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言。[31]与此相反，布莱尔在当年9月份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32]。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与布莱尔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10年12月13日，就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不到一年的霍尔布鲁克[33]于因病不治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了最后一句话却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34]。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试看今日地图，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35]的回响。

　　第四，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严重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全力回收俄国在雅尔塔体系中的战略利益，用兵于巴尔干后马不停蹄地挥师中东，而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老布什在中东是有限进攻，小布什则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2008年在伊拉克动荡不止的情况下，他恨不得还要打伊朗；果如此，美国国力这个“皮筋”早就拉断了。

　　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的表现是美元兑换与黄金脱钩，那么，21世纪初美国衰落将从美元与资源，尤其是中东资源的脱离开始。对今日的美国而言，失去中东，也就失去了支持世界霸权的金融基础。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必然是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来到亚洲，莫非还要再帮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

　　我们不能说希拉里·克林顿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这是因为目前美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似乎乱了阵脚。今天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尼克松时期的美国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以应对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咄咄攻势。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放下身段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告诉亚洲盟国：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36]

　　这篇讲话的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面对同样的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和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2010年伊始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则雄赳赳地来到亚洲，告诉亚洲盟国，美国要背起昔日尼克松已卸下而今天美国人又背不起的包袱，她不等亚洲国家认可便自封为老大：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37]

　　已是满身创伤，其口气却还如此逼人。麦金莱总统临终前告诫其后继者：“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38]显然，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战略学研究中那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那随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39]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40]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以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包括中国、俄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黄海这一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已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41]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演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的时机。

如果说中、俄、朝三国的强烈反弹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这次美韩海上军演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日本的不满。2005年10月，日本冲绳县那霸市曾举行反对冲绳美军整编的“县民誓师大会”，抗议美军将靠近冲绳的普天间机场转移至美军位于冲绳县名护市的施瓦布兵营，要求美军撤出日本。[42]2009年8月30日，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终结了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军事自卫的权利，同时批判日本现行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2010年5月22日，日美政府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5月25，日本冲绳约有10多万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将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县或迁至国外。28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将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县内的名护市边野谷。由于未能兑现将普天间迁到冲绳县外的承诺，鸠山政权面临瓦解危机并很快倒台。日本出现这了10多万人的大示威，不敢保证这后面没有日本政府默认的成分，但这的确反映了日本民众怨恨美国驻军的真实民意。

现在美国不仅在冲绳没有任何离走的意向，而且还北上直逼日本南大门，并令日本对历史问题向韩国表达“道歉”，这不仅不令韩国人满意，而且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齐声讨伐。[43]更令日本懊恼的是，美国曾在2004年3月宣称“自1972年归还冲绳施政权之后，钓鱼岛就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明确规定，该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领域；因此，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政府于2009年3月确认，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正式见解是如果钓鱼岛“有事”，美国将共同应对。2010年5月27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还在全国知事会议上表示，如果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也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共同应对。[44]可事隔不久，美国政府就在此问题上开始闪烁其词。2010年8月，就在将日本拉上美韩联合军演战车上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决定通报日本政府不再直接使用“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的提法。[45]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日本海上保安厅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就在中日两国外交冲突日渐升级的当口，美国政府于9月14日在重申“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后，却呼吁中日两国就此事展开对话，“平心静气解决问题”，以降低中日两国升级的外交纠纷。[46]这实际上是8月美国将钓鱼岛排除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之外表态的具体兑现。1960年，日本和美国修订了作为两国同盟关系基础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美日任何一国如在日本管辖领土内遭到武力攻击，双方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威胁。2010年11月1日，俄国总统视察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关于北方领土问题，我们确实是支持日本。” 但同时又留有余地地说，美国鼓励日本和俄罗斯为就这一争端以及其他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进行磋商。11月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计划视察南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美国立即后退，克劳利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这些有争议岛屿目前并未在日本管辖之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中有关共同防卫的第五条内容并不适用。[47]

显然，现在奥巴马政府极不情愿为日本背负钓鱼岛及和“北方四岛”的包袱。这使日本大有一种被出卖而又说不出的苦衷。1942年日本人经验过美国人在日本军事攻势面前是如何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曾信誓旦旦要保卫的菲律宾的，1954年日本人也看到就在蒋介石与美国刚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久就被美国出卖的全过程，因而他们也自然明白今天美国对其在钓鱼岛的“承诺”有少多少诚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经济高额剥削和得理不饶人的野蛮掠夺，曾在德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西方的种子。斯大林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48]；若将斯大林这句话用在今天日美关系上，也是合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过度压榨导致德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强力反弹，那么，今天的日本人将会怎样思考自己的明天呢？

美国智库的战略学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于2010年9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专家讨论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科林纳提到美国政府对日本开始使用亚洲同盟国中级别低于韩国的措辞，他曾听有关官员称“这并非发言撰稿人弄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对此他提醒菅直人政府“应该对（美国）忽视日本的做法加以注意”。科林纳预测“日本经济低迷、政治混乱、对美关系紧张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并表示“如果小泽当选党代表情况会更糟糕”。前国防部日本事务主管、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奥尔质疑日本民主党是否有国家安全政策。他还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称只要日本政府的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安全政策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进展”[49]。显然，美国人对日本崛起一直保持着警觉并留有预案。

总之，美韩联合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演习使美国战事未开就已是对手林立，对美国最为致命的是其中两个美国无法战胜的对手即中国和俄国间的战略合作快速推进。2010年8月底金正日访问中国，美国媒体迅速意识到中朝两国似乎“已经重温了双方的共产主义兄弟誓言”[50]。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并肩携手，开拓进取，努力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51]2010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52](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