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与思想界的关系表现为：涉及多层因素的复杂社会史问题极易 被化约为一个文化性质的问题，比如类似"商人伦理""家族意识""心理结构"等等偏于文化心 理分析的主题词均是史家频繁光顾的概念。与之相应，和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进化与心理分析学派相关的西方著作的大量译介更为此现象的流行推波助澜，所以八十年代的" 社会史"研究往往呈现出的是"文化史"的单一面相，而文化史的研究又大都偏向于社会文化心 理的分析，而地区研究、权力分析、性别研究等社会理论方法都还无缘进入社会史的范围，即使进入也会造成误读，只是这些误读和选择并非有意为之，而可能恰恰是与八十年代以来的思 想界状况和其所秉承的时代主题，以及这些主题与传统之间的脉络传承因缘有关。

　　三，"国家--社会"的对峙框架与"地方史"研究的兴起：

　　在中国史学界，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导入直接与西方中国学界对一些传统命题与模式 的反思和修正密切相关。比如柯文(Paul A。Cohen)的"中国中心观"，就是直接针对费正清的"冲 击--回应"架构而提出了"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局部精细研究和"移情"(empathy)的直 观经验法来对抗传统中国学的总体性叙事。(53)经过多年反思和研究经验的积累，西方中国学研究者已普遍达成了以下共识，即把中国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不兼容性当成一种研究前提是 错误的。一位法国学者声称这种错误有可能导致："我们所认为与近代化密不可分的，如机构制 度、社会准则、精神面貌及物质生活方式等方面，在远东或在其他地方，历史上曾试图转移，甚至有时完全替换传统的组成部分的种种尝试被视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在我们眼前进 行并且起点很容易找到的过程，主要是由外来的原因而引起的。"(54)

　　这些西方研究者发现，中华帝国早于西方建立起了一套经济安全和社会保障制度时，近 代欧洲各国还远未着手建立起类似的制度。换言之，中国的古代制度结构中早已包涵着近代化设计所需的要素，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或在广义上理解现代化，也许我们应该既不牵涉近代 化与西方化在时间上的对应，亦不牵涉到它们之间理论上的对应，即使从某一时期开始，西方化应该算是中国近代化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5)细酌这一表述，我们会发现它既想急于否 认近代化与西方化在历史上造成的偶合现象具有一种必然性，从而撇清近代化与西方社会的天然历史亲缘性。同时又难以摆脱以现代性建构中的西方历史经验作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 的普世性标准，只不过认为东西方进入普世阶段的时间表现得有早有晚而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路径仍受"韦伯式问题"的强烈影响，即仍是想方设法地论证中国历史可以和西方社会分享现代性因素发生和建构的历史方式，从而反向证明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这一总 体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心理主义"流派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新教伦理的发生学比较，实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如果说真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区别的话， 那就是这一导向引发了对中国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组织运作非整体化式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具体策略就是，通过运用地方史分析的方法，展开对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移植与修正。

　　平心而论，除了个别的模仿之作外，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尚没有出现真 正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的成功作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析架构，"国 家--社会"的模式首先在社会学界作为替代极权主义、革命动员与现代化理论的工具而流行开来。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往往从整体论出发，强调民间社会与封建极权国家的对抗 关系，并以阶级分层与利益纠葛之间的互动来界定这种关系，从而为革命动力的发生提供合理性的背景解释。这一策略表述由于服从于整体的目的论目标，所以在落实于具体的研究时，其 粗糙的利益分层的阶级分析模式，往往美化或歪曲了农民阶层在历史上所处的实际位置和作用，比如对"农民战争"的分析就常摇摆于"进步"和"反动"的二分结论之间。而社会学界采取的 政治经济学式的切入方式，则首先假定官府与民间的场域区分是建基于权利分化与平衡关系的表述上的，这种表达需要假定各自作为权利自主实体的存在，并构成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 而对双方对峙、互动、谈判和冲突中权利边界的设定、交换与变迁，以及相应造成社会秩序中法则变化的分析，成为国家--社会模式的焦点性论域。(56)如果把这一模式应用于社会史研究，它与以往整体论框架的区别在于，它不表现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目的论叙事，而特别关 注相当微观的社会权力边界的勘定与检视，及各种社会势力在争夺这些权力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历史形态。这一取向直接拓展出了"地方史"研究的新境界，以往不被整体史注意的城市史、社区史、宗教礼仪、基层组织、士绅构成等历史面相，通过不同的叙述方式纷纷进入 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并分割出了各自的研究空间。

　　"国家--社会"框架的基本主旨是建构在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 事实基础上的，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自主空间如"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构成分析， 使得这一框架的使用在西方社会学界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效与阶段性内涵，这点已被哈贝马斯所反复申说。(57)当这个概念系统被从西方语境中抽取出来并挪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时， 一些论者也是强调社会空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在界定地方精英的能动作用时，往往强调其与国家相制衡的冲突一面，从而与传统"士绅阶层论"注重士绅对传统国家机构的功能补充作用有所区别。(58)但是这种"冲突论"成立的理论前提是，士绅必须具有独立于国家控制 的权利意识与权威结构，而且其权利的自主性边界完全可以在地方与国家的分立格局中清晰地勾画出来，这类边界的确立也能为地方精英标示出与国家进行互动的谈判场域。可是如果根 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情况可能会恰恰相反，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念揭示出中 国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相互重叠的历史状态，而更为重要的是，地方精英本身可能就缺乏类似西方那样的明晰可辨的"权利"观念，故而根本就无从谈起其如何在实质意义上与国家构成对立的谈判关系。(59)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看到，西方中国学界应用"国家--社会"框架开辟的地方史分析路径， 仍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受。这一框架的运用对于中国思想界与社会史研究 的意义，并不在于应深究其是否符合某个社会理论原创者用之梳理西方历史时所持的原意，而在于其具体的移植是否能真正改变我们提问历史问题的方式。国家--社会关系被设计成一种 在空间对立状态下的相互自主的结构形式，即使这一假设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基层社会复杂的文化内涵与秩序特征，也可帮助我们超越目的论式的逻辑论证和整体认知传统，以及伴随其中 的意识形态限制，更能克服心理主义分析传统忽略制度变迁分析的缺憾。

　　国家--社会的框架虽然没有在中国社会史界正式形成以方法论相号召的局面，但其切入 角度却已开始广泛影响社会史个案研究的选题角度，近几年国内社会史选题倾向于风俗史、城市史及宗教社会史，可以说多少与此架构的传人有关。同时，思想界对此框架的质疑与批评 也开始出现，一些批评者认为：所谓国家--社会模式的使用，渊源于自由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秩序的描述，比如哈耶克就通过知识的个人性质，知识的分立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必 然的无知"，来论证市场模型和社会自治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合理性。这个判断其实根 本无法解释出自由与计划的界分根源，我们只有在社会史的意义上，把市场社会看作一个历史 的构造过程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自晚清以来，中国市场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改革政策实施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接受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制度 的规范。在任何意义上，中国市场社会都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由国家创构的过程。政府活动与市场活动的相对分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实质是把国家转化成为一种内在于市 场调节的因素。(60)

　　把市场社会的形成看作是由国家创制的一种过程其实并非新论，作为社会学家的哈贝 马斯就曾经从历史的角度描述过公共领域的发生过程，以及在受到国家干预之后的崩溃过程。从发生学上说，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由于"社会"是 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 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物。因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物，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61)

　　关于"公共领域"的崩溃过程，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时期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来的社团，或者从公共领域中成长起来的政党，这些机制与国家机器一起，从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 均衡。(62)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同样，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对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也被动摇了。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斗争侵入公共 领域。(63)结果，各种组织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结社法的限制，它们公开要求把许多个人的私人利益变成一种共同的公共利益，把各种组织的特殊利益表现和证明为普遍利益。(64)哈 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哈贝 马斯已把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视为国家创构的对象，但他与以上中国学者批评国家-- 社会框架有所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把国家对社会的创构视为一个单方面进行的过程，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到了社会层面对这种创构的反应，进而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是外部支配与内部 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学者则由于过分强调从十九世纪以来才渐渐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创构能力，并把它推向了极端的地位，因而极有可能忽略国家之外的民间场域在中国近代化 过程中所起的真实作用，因为既然所有的现代空间都是由国家创构的，那么任何民间场域的界定，就都可能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和虚构，可以完全不予考虑。

　　国内批评国家--社会框架的学者如汪晖可能受到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全球资 本主义空间秩序研究的影响，特别强调要反对把市场/计划、社会/国家等二元论结构完全建 立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之上，而是要把市场社会关系的扩展视为一个全球事件，否则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的重大的，从内部来看几乎是偶然的转变。(65)必须承认，对 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予以突出强调，有可能辨明以往被有意回避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全球背景下趋同的运转机制，也有利于揭示市场/计划模式在经济学解释之外的政治社会涵 义。并使我们敏锐感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创构力量之间拥有什么样的 衔接关系。同时，强调外部力量的干预性也可以避免传统解释人类学把地方文化当作一种共时 性的原始隔绝形态予以把玩的"东方学"心态。这种观念把外部力量表述为地方文化单位的内在组成部分，即使我们划分出一片具有原始形态的文化区域作为研究标本时，外部力量也必须 作为过程作用的要素被考虑在内。(66)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分析把市场/计划，国家/社会的 二分模式视之为科学主义解释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把"科学主义"的解释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产 物，而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认知的方法，其批判的锋芒极有可能超越中西文化比较所一贯采取的抽象认识框架，而把思想状态和认识方法还原为一种社会行为。但这里面也蕴藏着一个危险， 即由于过于强调科学认知方法作为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却忽略了这种社会关系在局部社会建构与制度变迁中的具体变化形式，特别是其以传统形态体现出的与外部压力相对抗的表现 方式，我们往往就会误把仅仅作为外部控制因素而起作用的力量，当作改变或决定中国社会本质的力量来加以看待，最终可能重新回到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宏大叙事"的老路上去。

　　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不把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创构社会的影响放在中国具 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辨析，甚至无视中国"传统社会"(包括民间制度、理念、仪式、组织)对 这种创制所作出的反应和自身的展现形式，而仅仅突出全球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家超越性的 塑造功能，我们显然也无法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走向。在我看来，对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整合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视角，只能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外部背景和参照系统予以揭示，而 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对中国社会内部具体运转过程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晚清以来，"国家"的必要性不是从社会内部的关系中加以论证的，而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提出的。人们普遍地相信，只有通过国家把民族组织成为一种 法人团体或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才能够有效地保障社会内部的安全。(67)这种观点把晚清 以来的思想变化完全归结为对"国家"创制能力的认同，显然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因为对国家创 构能力的乐观性认识，并不是始终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条线索。从历史上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最初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对民族--国家的建设能力和上层政治的改造普 遍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这可以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号召国民效忠于民族--国家建构目 标的激情论证中清晰地加以感受。(68)

　　但是到了"五四"前后，知识阶层的这种乐观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变化的起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起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正面作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撰写 的《偶像破坏论》就直接把现代国家作为偶像之一纳入应被打倒之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创构功能的质疑，恰恰是与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以强劲之势席卷全球而同步发生的，而且这种席卷态势发生得越猛烈，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能力的质疑也就越强烈， 两者基本上处于反向互动的状态。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题并不是要在民族--国家的旗号下 整合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入侵，而恰恰是通过分解整体性的"国家"观 念，来重构一种"社会"性的空间，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入侵所构成的社会不平等状态，这在无政府主义发表的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69)后来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 响。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当十月革命发生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数把它理解为"社 会革命"而不是一种摆脱资本主义体系控制的"国家革命"。我们不要忘了，处于在野位置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绝不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国家机构创制的参与者，相反却是当时国家利益的批判者。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 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切入进行的，其构思过程当然也与他们的在野身份相符，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社会"层面的控制。(70)当然，当共产党人从在野的形象转向正统地位以后，对国家功能作用的认识又有新的变化。但以上形成的初衷并没 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一变化，而是把晚清以来的社会变迁完全归结为国家理念控制和主导下的被动过程，或者把种种变化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发生学式的外部 影响，那么显然就有可能简化了近代中国变动的各种多元制约因素发生作用的复杂图景。

　　那么我们如何在方法论上处理好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呢？哈贝马斯 认为可以通过把"生活空间"分离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方式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在 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工具主义"倾向之后，建议把"社会"同时作为体系(系统)和"生活世 界"来分别加以构思。(71)尽管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体系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加地方化。在一个 区分化的社会体系中，生活世界萎缩为一个下属体系。而且"体系"与生活世界脱节，在现代生 活世界之内，首先反映为物化。(72)但是哈氏仍强调，"生活世界"作为自主性范畴被予以研究的 重要性，同时，这种研究虽以外来力量的控制为前提，但也需关注"生活世界"在交往中的自主 理念。哈贝马斯这样说道："社会系统在这里被看作是用符号构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社会 系统是从下述观点加以考虑的：它们能够通过控制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来保持自己的界限和继续存在。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73)

　　哈贝马斯实际在告诉我们怎样区别已被国家控制所污染的"社会"及尚能多少保持自主 空间的"生活世界"的区别。按照现代化理性的"去魅"逻辑，现代因素越是深入到非西方的社会 结构中，传统"生活世界"的空间就越趋于萎缩，直至最后消失。可是用这个过程检验中国的

　　历史与现状却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因为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被排斥在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渗透的范围之外，在中国国家力量的强力整合之下，属于所谓"封建迷信"的各种宗教和 宗族活动一度被整肃的销声匿迹，尽管国家打着科学的旗号实施取缔行动，但采取的却是相当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所以真正西方化的思想无法进入农村地区。而当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走出 封闭体系之后，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可以毫无阻碍地在内陆农村传播时，宗教活动却如水银泄地般地蔓延开来，这种悖论现象的发生肯定不是国家创构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外缘因素所能单独 予以解释的，因为传统复兴不是国家塑造和推广的结果，而恰恰是国家压抑后的反弹现象，我们只有投入更多的力量从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其变化的轨迹，才能使解释增加自身的说服力。因此，从国家创制的角度研究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未必能取代人类学意义上 的"地方史"研究取向。对于人类学等视角而言，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因时间(历史)、空间、 对象、概念等多维度的差异而时常呈现为错综复杂的面相，人类学家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或数 个社区或个案的微观研究作出整体性的推论。然而小型单位的地方和个案分析完全可以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事实上是不可替代的角度，因为籍此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和民众 的视角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74)也即是说，社会史研究应转向长期为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和小进程(micro--structures，micro--processes)的研究，这就是国家--社会框架尚有借 鉴意义之所在。(75)当然，对研究工具的反思仍是需要时时进行的过程，比如人类学界力图把" 文化批评"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尝试，就多少克服了"世界体系"论过多强调外力作用和解释人 类学过度钟情于原始社区形态的弊端，很值得中国社会史界加以借鉴，因为当我们自信地宣称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资格研究中国历史时，其实我们自己可能早已更深地陷 入了西方设置的现代化论陷井，所以我们的中国社会史界同样需要一场"文化批评"式的自我 检视运动。

　　四，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问题：

　　"后现代"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伊始，就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一些现代化论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追求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试图尽快融入世界进步潮流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理论 阐释的命题不但与此潮流正相悖逆而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似乎总让人联想到其理论取向仿佛 与形形色色的复古思潮若合符节。"后现代"(主要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思想界(主要是文学 界)曾一度形成了局部争论的热点，但所谓中国式"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指向只是试图一般性地 揭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话语压迫对中国民族生存状态的影响，其话题对第一、第三世界二元对抗结构的设定，完全忽略了现代性在中国本土的具体表现方式，包括与官方意识形态具体 权力运作机制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76)因此，从来就不具有真正学术积累式的方法论意义，而仅仅是变相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星炒作式的表演，这场争论不但未能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深化中国思想学术界构设原创问题的能力，而且遮蔽了"后现代"(包括"后殖民")理论的思想穿 透力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真正警醒意义。

　　国内思想界往往把"后现代"理论解构现代化叙事的激进策略，与中国学人本应采取的政治立场及借助现代化浪潮达致民族振兴的态度勾连起来加以考虑，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持这 一观点的学者并没有注意到，"后现代"理论构架并非仅仅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拙劣政治表态，而 且其理论内部包涵着对现代化权力结构形成过程与霸权作用极为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因为中国一旦重新打开国门，它就必然会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网络秩序之中，在这一网络的包围 与控制之下，中国显然不但要被迫适应和服从其权力支配格局之下的新趋势，而且更重要的是须尽力寻找出维护自身自主空间的有效途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以强制性的手段希图重 新建构中国本土文化和习惯，并极力把它纳入同质性的表达系统中时，"后现代"理论恰恰洞悉 入微地审读了这种知识/权力运作的可怕机制。

　　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 境化。比如艾尔曼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叙事与今文学派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史学界总是把早期常州今文经学所面临的问题纳入晚清学术圈的改革情境之中，这样受现代化框架影响的直线 发展解释将历史叙事安排成清楚的阶段，从康有为一直回溯到魏源和龚自珍，正好预示了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关键议题与重要人物有一些未经反省的假定，更重要的是，这一假定有可能正 好遮蔽了十八世纪今文经学派在当时历史情境下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所以必须通过寻究常州今文学派的家族渊源和地方关系，把思想史命题转化为一个地方空间的问题，以复 原今文经学出现的地方史氛围。(77)很显然，这种叙述方式并不代表作者持有带明确意识形态色彩的反现代化立场，而是具体复原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的方法论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后现代"理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诠释资源。(78)

　　 "后现代"理论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具体结合方式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在西方主流中国学界也属于边缘讨论的范围，最近在美国获奖的著作《怀柔远人》颇遭非议即可为证明。但 是就中国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角度而言，对"后现代"方法的审慎使用，既可以避免本世纪初社 会史的整体论传统见林不见木式的目的论架构和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又可削弱国家--社会及 心理主义分析路径所共同拥有的，以西方现代性衡量历史演进价值的知识论预设。

　　"后现代"理论与我们发生关联，是因为其基本出发点是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置于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和扩张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正如杜赞奇所言，民族--国家和其意识形态工具塑造了我们的理解和对历史的分类形式。(79)民族--国家的历史教育学潜移默化地把我们的生活变为学习有关对国家的热爱、赞许，或对国家疏离或背叛的羞愧和愤恨等等态度的培养，而 不明白能够问出这些问题的语法规则为何物，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任务被变为掌握某种认同框架的教育技术。历史方法论的统治还为更古老的知识科学的模式所支配，对历史事实的证明不 仅是最重要的历史工作，而且他们的积累被假定能够产生出复原过去的故事。科学规则作为构造和组织知识的方式进入历史，寻求客观规律是其中心任务，似乎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构造出国 家历史的时空序列和我们自身的认同边界。"我"与"历史"被当作自然科学那样作了主客体的区分。这使我们很难承认历史对象的内容也会构成我们主体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对此现象不满，持"后现代"观点的历史学家才受到"反思社会学"理念的启发， 鼓励批判性的自我反思(a critical self-reflexivity)，(80)他们认为传统的现代历史概念都是作为权力的工具形态而出现的，如果我们不思考时空如何在历史中被构造和生产出来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会被动地成为控制这些范畴解说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代言人，最终，这些范畴就会塑造我们的意识。照"后现代"历史学家看来，理论分析之所以有用，不是因为它烛亮了历史背后蕴藏着的所谓"真实"，而是激发了历史学家作为主体的存在意识。除了线性历史的判断之外，历史可以供我们追寻人类对短暂性感觉的反应，也能拓展我们的自我理解。(81)

　　这个思想贯穿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就具体表现为对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疏离和 质疑，比如何伟亚(James L。Hevia)的著作《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在研究马戛尔尼使华的过程中，就认为以往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明显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即想象性地要求乾隆也必须 按照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与准则安排对外事物和厘定自己对外交往的准则。在何伟亚看来，马戛尔尼使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发生冲撞的意外结果，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格局"(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82)今日流行于世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交往关系的形成，正是16世纪以来欧洲进行全球扩张的产物，并随 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所谓"自然 化"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往来这一准则已内化为世界各国接受的常识性理念。然而按历史的现 场观念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应介入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网络，本应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范围幅度乃至自主的权利，可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边界的推移，本来拥有这种选择自由的传统国家越 来越受"主权平等"这种话语原则的支配，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所谓国际法交往准则约束自 己的外交行动。用后发型的国际秩序准则去评判古代"朝贡体系"所构造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念，并由深层的文化原因予以揭示，是费正清一代中国学家的推导思路，何伟亚认为这一思路已经预设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的优先地位。(83)如罗志田就发现，何伟亚特别强调看待 清朝的《宾礼》不应在西方"近代理性"的有色眼镜之下去审视，而应恢复在历史现场的观察效果。因为马戛尔尼对《宾礼》的解读实际上依据的是马戛尔尼所属伦敦"文学俱乐部"中柏 克、亚当·斯密等知识贵族探索真理的近代方法，马戛尔尼对"中国"的书写方式直接加入了 西方理性观塑造中国形象的队伍，而马戛尔尼张扬西方外交准则，以迫使"非理性"的中国就范 的姿态，成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接踵而来的各种侵华战争的重要思想武器。(84)

　　何伟亚的目的是要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习以为常的推导关系，特别是以18 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欧洲外交理论与实践，如各种(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