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时代的思想转型：契机与可能的方向

所谓新的思想转型，指的是大家关心的根本性问题发生转移，整个思想界会围绕新的核心问题展开争辩，实现派别分化。思想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并不是某种思想获得了胜利，或者某个根本性问题得到了理论上、观念上解决，大家取得了共识，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在朝前探索，这种类似学术研究的观念演进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事实是，前一个阶段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变迁，以及代际更替，原来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新的问题覆盖取代了此前的问题，这种模式更符合事实。

从文革开始，实际上是毛思想的内部分歧，在那个时代超越毛思想的人物非常少见，实际上我们今天赞扬的很多反抗者，张志新、遇罗克、乃至民主墙一代都并没有超出毛的思想笼罩。从观念之争，到社会战争，并没有分出胜负。关于改革的争论取代了关于毛的争论，这30年主要是围绕改革还是保守来展开，市场还是计划，个人还是集体，自由还是党的领导，民主还是集中、中国还是西方等等，虽然最近的十年，双方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左派从市场改革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国模式的拥护者，右派改革的拥护者变成了维权的动员者，从自由的呼吁者变成了公平的倡导者，但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说接下来思想范式会发生大的转变，基本问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思想转型的背景与机制

如果我们从外部来看，这种变化是非常鲜明的。

首先，我们看大的时代背景。改革终结了，利益时代来临。改革是有仲裁者，有共同目标的，而1992年之后既不存在仲裁者，也没有共同目标，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用自己手头所有的力量获取最大的利益。没有人关心普遍的权利，如果有谁关心，还会被嗤笑。从反对派的遭遇可以非常鲜明的看出这种变化。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主流的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各自调整。从2008年开始，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还用改革这个词汇，但实际内容已经大大不同。2008年以来的变化，可以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变革已经使得原有的制度框架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需要重新调整整个制度框架，而且，也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学习的对象和目标，也就是说依附型、或者说跟进型的现代化道路无法继续。这个挑战或者说转型的深度是1992年前后的变化所不能比拟的。

思想界对这一变化的反应不够，我们没有找到新的命名，也就很难为社会变化提供新的出路。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思想领域核心问题的转移和变化。

其次，利益时代的来临，将对思想提出新的挑战。从1989年之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利益主导的时代，所有的个体，无论体制内外，利益成为主宰人际关系、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力量，而且是公开的，正当的。有没有正当性非常重要。也大约是从1992年开始，思想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急剧衰减，思想既无法影响政治方向，也无法推动人的行动，成了“没有生育力的亢奋”。20年的时间，利益原则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每个角落，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事情都能发展成为一门生意，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轻易突破。但似乎也到了它的极限。而且，利益带来的问题，很难用更多的利益来解决，也就是说发展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了顶层设计的呼吁和实践，有了舆论领域的争夺战，有了种种新的学说的尝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重新政治化的迹象，去政治化时代的终结，必然意味着思想的复兴和转型。但是，中国思想界还没有找到驾驭和驯服利益的途径，而只有谄媚的论证利益的学说，或者过份高蹈的敌视利益的宏论，只有通过驾驭利益，思想才能会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启蒙时代的结束。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思想的传播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知的陨落，并不意味着公知的新旧交替、代际更新，而是思想家直接面对民众的启蒙时代结束了，思想家没有了启蒙者的优越地位，在知识上、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被剥夺，也丧失了民众利益代言者和守护者的资格。思想家必须通过学问家的身份来表达自己，才能对听众有说服力。或者思想家必须影响学问家，或者自己变成专家，但实际上这很困难，因为思想家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没有栖身之所，没有发言平台，没有标准、市场，总之，没有社会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觉醒，媒介形式的革命也改变了思想生产、传播乃至评价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各方对于启蒙的成功打击和羞辱的结果。思想家想要对政治家说话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微小的，思想家在政治家眼里顶多能算是意见领袖，不可能有帝师的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新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机制，思想需要为自己找到新的土壤，新的定位。

可能的方向

按照刚才的讨论，那么中国未来的方向，或者说中国人希望过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会再次回到核心，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重新提出。不过，在利益时代，现实主义的人们自然不会这样来提出问题。虽然中国的利益时代主要表现为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个人的利益算计，但这种心态不太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风行，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人生和社会形态感到担忧、不适，并最终的表现为不喜欢。因此，虽然这是一个利益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人们痛恨和鄙视利益的时代，人们在内心里迫切地希望从利益中被救赎的时代。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利益的辩护，这样的思想路线不大可能被未来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这虽然是一个利益的时代，但利益本身并不能造就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不太会是遵从这样的经典模型展开：经济利益决定政治集团产生意识形态，事实上更可能的前景是：文化理念塑造了政治集团造就了经济利益集团。因为利益本身不能赋予自己以意义。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出现不同的阶级、阶层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立，这种经典的场景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个世界工厂，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分量的阶级斗争和以阶级划分为前提的思想斗争。客观地说，连中共的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伪装成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因为其中并没有多少阶级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在地主和佃农斗争最激烈的长三角，是土地革命最缺乏动力的地方，而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仇恨就更无从说起了。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的经济集团、政治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已经存在高度分化和对立，但并未实现内部整合。一个人的经济身份和他的政治偏好、价值观可能互相冲突，一个集团，它的政治主张也许会危害自己的经济基础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冲突。那些人应该属于同一个集团，哪些集团和哪些集团是盟友，和另外一些集团是敌人，这些问题都不是绝对客观的。无论是外部的整合，还是内部的整合，其结果并不是唯一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思想斗争。因为整合的手段要高度依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当然，不可能出现教科书般严谨的整合，但大致的冲突应该会减少。

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未来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断裂、对抗或者整合，将取决于不同的整合方式，也就是说，取决于未来的思想对决在那些问题上展开，那些问题将成为核心的主要问题，那么围绕其斗争的双方，就会成为历史的主角。

按照我的猜测，以下的几个问题，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核心问题：

首先，关于中国性的争辩。在保守性现代化的国家出现保守的文化思潮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社会的中上阶层及其思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自豪感都得到了保存。比如日本、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俄罗斯较为特殊，斯拉夫主义的保守主义曾经占据上风，后来很快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取代，后者可能与其东正教传统有关。现在，他依然受到斯拉夫主义的困扰。

我们可以以日本为例，可以看出与中国的类似程度。

日本丸山真男写道：“但是，在1940年之后的时代氛围中，不只是军部、‘革新官僚’、反议会主义政治家，还有从左翼转变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起领唱到：‘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打到由英、美、法等国所代表的已落后于时代的自由主义诸思想观念，协助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家长前所未有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

这些超越论者们估计说：“明治以后的日本早已充分现代化。现代日本的最大病患，是由于过分吸收西欧近代化和制度而滋生出的毒素。”，超越论者们主张说：“在被‘现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与儒学及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形成了美的传统。它在日本文化、社会、政治各个领域中历经风霜的考验，被保持了下来。现在把我们的祖先这种美的传统从‘现代’的污染中拯救出来，这才是日本应该对‘世界新秩序’建设所应作的贡献。”甚至土耳其、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曾有类似的焦虑。

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因为激进化的革命道路，社会阶层及其思想意识都被粉碎了。因此，今天关于中国性的讨论特别困难。但也会很有意思，因为主流的社会阶层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长期拒绝做出选择。这种拒绝是处于一种政治上的权变，但随着经济的成长，文化上的保守意识自然增长，而且随着重新政治化的可能出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地位的变化，在这个领域的争辩都会比较激烈。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传统，还有对于精英人群非常有说服力的自由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回答，都肯定会和前一个时代不同。总之，中国性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应该保持中国性，以及中国性与普世性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比较激烈，也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有创见的回答。

其次，关于民主的正当性的重新论辩。中国不同于东亚模式的挑战意义。民主的正当性遭到了挑战，这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很多方面，国际的、国内的，世界体系上的，国际法权、全球化时代的适应期等等，但总之，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成功带来的现实挑战，没有民主经济也能增长，虽然我们可以争辩说，这种增长不持久，但毕竟增长是实在的。也因此，民主制度在道德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正当性遭到了质疑。作为优良政治秩序的不二之选的地位动摇了。之所以没有受到致命挑战，只是因为确实没有替代的方案。可能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民主在中国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思想家们更深入地论证，需要人们更平常地看待和接受之。需要面对种种挑战和非难，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也许需要放弃充满道德优势的宣讲，需要更多地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结合。民主理论的再次深入，最终民主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底色：以公平为突破口、沿着阶级分界线锻炼，精英逐步开放政治、中西方对抗？台湾和韩国就是不同的断裂方式。

    第三，作为个人来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凝聚的关于意义和价值观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这一焦虑会随着科技对于生活的影响而增强，同时，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的安慰功能也在减弱。科技将会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是生物科技还是互联网技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对于受教育人群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这无助于克服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意义缺失，反倒会加强这一点。人们会更需要提供生命的意义、安顿生老病死，现在的人们依靠宗教或者准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心灵鸡汤来缓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更为严重，基督教和科学的缠斗几百年，出了很多宗教的、科学的产品，总之，宗教是在逐步消退。但对中国人来说，科学似乎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挑战，中国人不排斥之，但也仅仅是不排斥而已，二者之间并没有深刻地联系，而是各行其道。如何更好地协调二者，丰富健康人的心智，而不使之相互尖锐冲突。同时，这也意味着科学也许会对西方世界意义的生产产生作用，但在中国就很难了。因此，富裕人群和社会会花更多地时间和财富来尝试解决或者缓解这一问题。

如何恰当地表达中国的文明主张

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正困扰和激动中国人内心的是：表达中国的文明主张这一问题。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为紧迫，也更具有真实性。这种表达必须证成而不是否定当下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必须证成而不是否定中国人普遍的民情和道德准则，必须足以与世界主流文明沟通而不是自我封闭。它就如同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每个有追求的中国思想者梦寐以求希望攫取的对象。表达中国人的文明主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伟大的思想事业。事实上，真正有抱负的中国学人，无论身处体制内外，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接近这颗明珠。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