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前方并不完全就是一片迷雾。

站在2010年的终点上往后回眸，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其不可遏止的气势，让人眺望2011年，以及比2011年更远的地方时，不免心惊肉跳。

贫富差距、“二代”现象、高房价、社会泄愤、仇富仇官这些社会撕裂的早期综合症，无论是媒体讨论、民间讨伐，还是学者分析、政府关注，在过去都已经得到充分的检视。它们刺激整个社会的神经，像幽灵一样无法驱散。

媒体措词谨慎地频频预警：这样下去，中国将遭遇严峻的“挑战”，社会甚至有“重新洗牌”的危险。就连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都颇具责任感地聚焦于这些现象，强调“富成为富的原因，穷成为穷的原因”会极大地影响“稳定”。

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阶层固化和“二代世袭”在一片讨伐声中依然故我，并且玩的花样日益露骨。而大家所担心的那种以阶层对抗为特征的社会冲突并没有如期而来——至少除了网络上不时爆发对嚣张的“官二代”、“富二代”的愤怒声讨外，整个中国社会在拜金和赚钱的吆喝声中，看上去相对还显得平静。是危险被夸大了吗？阶层固化的背后，是否有一个阻遏或迟滞社会冲突的神秘结构？

世袭运动的狂飙突进

2010年末，一则对人的心理构成重大冲击的消息是：报考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逼近140万大关。竞争最激烈的国家能源局职位竞争比例达到了4961：1，远远超过了2010年“国考”最大竞争比例4224：1和2009年最大竞争比例4723：1。

这一神奇现象再次说明，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特权地位，使其拥有了上帝般的感召力，谁都想挤进去分沾它的阳光雨露。

半个多世纪前，著名思想家、西方社会的精神诊断者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繁荣、富裕和政治权力”背后，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种“病态”，经历着一个人性堕落的过程。

这句话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当下中国的隐喻。

但在权力把很多人席卷而去，权力阶层也加紧进行“代际传递”的运动中，发生在福建屏南县的一件事情，其堕落的程度和性质，绝对会超出弗洛姆的想象。

 2010年10月下旬，屏南县财事局招聘，在该县人事局“关于县收费票据管理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里，赫然有这样的条件限定：“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 结果，只有一个叫陈晨的女青年报名应聘。她“经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体检”，于11月初被聘用。

这一“雷人”招聘被网友置诸网络，迅速引发围观和议论，指控该职位的这个条件限定，就是为某官员女儿量身定做的。随即，媒体对此事进行聚焦，确证被聘用的女青年乃是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某之女。在舆情汹涌中，当事人进行了“危机公关”——陈某表示道歉，人事局官员一问三不知，而财政局长表示辞职。

即使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也很难窥探并统计在中国庞大的基层政权，这类以“招聘”的名义把公务员职位“合法”地拿给权力阶层子弟的事情有多少起。但毫无疑问，和我们已经熟悉了的那种 “官二代”世袭公务员职位的模式相比，屏南模式很不一样，无论在世袭设计还是在心理特征上，都显得相当另类。

尽管或许在某些权力者那儿，子女应像继承私有财产一样地世袭公务员职位这一公共资源已经形成共识，但毕竟，一方面忌惮于执政高层为维护执政合法性而高悬的惩治风险，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对付社会监督，“官二代”在竞争公务员职位和其它公共资源时，并没有撕开“竞争”这一帷幕。它固然设定在公共资源的竞争中，权力阶层子弟具有分配的优先权，但这一优先权并不是通过公开授予，而是通过加分等不公平但却看起来“合法”的手段，以及幕后操作来兑现。

但屏南模式则在世袭运动中狂飙突进，把这一优先权升级成垄断权。它不耐烦于任何平民子女来作为陪衬，干脆一步到位地使公共资源的分配在制度上专门为某一个权力者的子女而设计。仅仅是身份本身，在此模式下就完成了和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的阶层“代际传递”过程。它等于宣告：对于任何认为自己有竞争公务员这一职位的权利的“穷二代”来说，这种权利无效，门是关的。

认为在“网络问政”，以及“媒治”具有一定魅惑色彩的时代，屏南模式显得较为愚蠢，居然意识不到要把戏演得像一些，可能只流于表象。事实上，它在招聘条件中的毫无技术含量，集中地折射了当下权力阶层进行“代际传递”中的一种焦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年来权力、资本、知识阶层的“精英联盟”正不断地尝到他们所建构的、在机会和资源上排斥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排斥体制的甜头，他们具有加剧这一排斥体制的先验渴望。但另一方面，这一排斥体制正日益遭到整个社会的质疑和怨恨，不安全感笼罩着他们。情况越是如此，他们就越有“末日心态”——而封闭阶层结构、早日进行阶层的“代际传递”正是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的灵丹妙药。假如一种东西抓在手里，非常害怕自己哪一天突然失去，那么，一个人就会选择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它。

身份社会在逻辑上自毁

屏南模式强化了这一常识：公共资源进行封闭性的“代际传递”，使似乎已出现契约主义曙光、公民社会雏形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遗憾地“退化”到了身份社会。机会和资源的分配被人为地设置了身份壁垒，它只有平民阶层中的极少数优秀人物才能逾越。更多的人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淘汰出局。

但假如社会就是一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那么，就必须要让人愿赌服输。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逻辑来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否认人生而平等，那么，就有道德义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平民子弟在“官二代”、“富二代”面前，被限制了竞逐公共资源、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为什么要认为这场游戏是可以忍受的，而不要求重新洗牌？假如一个穷人和富人组成社会，只是在遭受羞辱，那么，如何说服他不产生大家一起玩完的冲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计划经济为什么被市场经济冲垮。这一问题政治学、经济学的分析已经太多。但内在的真相可能是，它们不同的心理基础，在逻辑上就决定了它们的成败。

计划经济本质上对应于一个身份社会，以身份分配资源。决定资源分配的不是和人的能力、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市场，而是权力。它的游戏规则是这样：你，因为你爸爸是农民，所以你只能是农民；而他爸爸是干部，所以，他也可以当干部。市场经济则预设，一个人的身份从来不成为他获取资源的障碍，如果他肯努力，有能力，或者运气好的话。它的游戏规则是：你爸爸是农民并不是你的错，他爸爸是干部从来也不说明他就有当干部的道德权利。

分野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一个平民子女如果在向上流动中失败，理论上还是会感觉到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并且，自己的失败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怪不了别人。他不可能想着去重新洗牌。但计划经济则不一样，身份壁垒横亘在那儿，一个人想向上流动只能感到绝望；假如他不认命，就必会把账算到体制和垄断了资源的既得利益者身上。

人们仍然记得，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让人想起了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的表达。温家宝和罗尔斯的话都逻辑地蕴涵着：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构筑身份壁垒的任何一种制度，从来不具备政治和道德的合法性，也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身份社会，本质上就是与人性为敌。

一种由权力和资本制订或影响，并让它们做庄的游戏规则，毫无疑问只能让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输掉。“官二代”、“富二代”在“拼爹游戏”中轻易就把“穷二代”给推到一边，所产生的只能是后者的心理挫折和怨恨。放大到整个社会阶层固化的加剧，则是埋下了社会冲突的炸药。

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

假如一个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其间让家庭因供养其读书而破产，但毕业后还要成为这“奴”那“奴”，仍然陷于社会底层，而且向上流动的机会是那么渺茫，那么，肯定是很难情绪稳定的。

利益受损者会带着羡慕和敌视相交织的眼光看着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无需回避。

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的伤口何时溃烂？

很显然，阶层固化、贫富悬殊和社会冲突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们有一个心理的过渡带。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迟滞了社会冲突，从而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

作为阶层固化、贫富悬殊下的症状，在存在很大政治风险的时候，社会冲突不会表现为阶层的直接对抗，而是会以社会泄愤、民族主义情绪、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网络声讨或谩骂等“症候群”的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在分析社会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站在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的肩膀上说，积累起来的敌意和情绪不仅可以向原初对象——即制造了一个人的敌意和情绪的对象——发泄，也可以向一个替代性的目标发泄。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利益受损者并不必然马上要表现为与既得利益者的直接对立冲突，他们其实可以有其它的“表达方式”。科塞认为，敌对情绪在行为中的表达，至少有三种可能类型：对作为挫折源的个人或群体直接表示敌意；指向替代目标——另外，可以提供满足感的释放紧张状态的活动本身，并不需要对象或替代对象，比如，全民打麻将。

社会泄愤事件就是针对替代性目标。在2010年，震惊中国的系列校园屠童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受损者把“损害者”在心理上放大为抽象的社会，并以社会中最弱势的儿童为具体辨认对象进行“报复”。

民族主义情绪同样是替代性的发泄，它同时还涌起一种自己成为民族国家这一“大我”一部分的快感。诚信缺失，商业伦理败坏，每个行业似乎都有坑害消费者的“潜规则”亦如此，同样是由制度伦理的缺失启动的。它们既是一种对抽象的“损害者”的替代性、放大性“报复”，从而获得心理平衡，有时也构成了自己可能会遭到损害的提前“防御”。

弱者受到强者欺负，估计在打不过的情况下，不会直接去反抗，而是会寻找替代性目标，出一口鸟气，或去拜金，转移自己的心理能量，在弗洛伊德眼里，就是一种神经症症状。不过，他也警告，弱者这么干并不就完事了，他实际上对强者还保留着反抗的能力。用科塞的话补充就是：“没有得到解除或只是部分解除的紧张状态的积聚，并不能通过改变条件而得到调适，而是导致结构的僵化并造成毁灭性爆炸的潜在性。”

话说得很晦涩。但道理非常清楚：中国社会到今天已充满了风险，如果替代性满足仍然挽救不了弱者的绝望，那么结局只能是毁灭性的。

制造和解决问题的悖论

尽管社会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认为阶层固化已经失去了刹车装置，但毫无疑问，由于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中国仍有机会通过制度性和政策性努力，阻遏社会撕裂的进程，破解排斥性体制的逻辑，熄灭那些在地底下运行的烈火。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十二五规划”的一个亮点，就是确认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一严峻事实，强调要“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2011年即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就“注重公平”的宏大叙事来说，问题已经变为解决问题的努力，和制造问题的体制这“一体两面”在时间中的赛跑。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但难度是不容回避的。就意在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政策而言，从来都是大大地滞后于任何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分配不公都那么多年了，在2010年两会期间也呼声剧烈，此后媒体还一直保持深度追问，但到现在为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一画饼都还没有正式出台，更不要说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和利益结构的重构。

出现这种现象，倒不全是制度和政策必然和社会问题有一个时间差，因为制度和政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必须谨慎制订，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也使得它反应较慢——更重要的在于，只要一种制度和政策不利于作为“内部人”的权力阶层，或仅仅不能带来好处，拥有最大博弈力量的他们就总会阻止或迟滞它们的出台。比如，公车改革从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一直在“酝酿”，但都到了2010年末，当媒体报道说国家发改委“拟启动”公车改革时，发改委却赶快澄清说还处于“研究阶段”。都“研究”了十几年了，公车一年吃掉几千亿，还是不见有“研究成果”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事实上，具有集权特征的体制，行政效率并不低。凡有利于权力阶层的任何“改革”，出手都非常之快。制度和政策对社会不公、阶层固化并不敏感，原因就在于它们本就是由权力主导的排斥性体制所造成。它使权力对自己的利益具有一种自发维护的本能，而对民众的利益，以及从长远看权力集团的整体利益则显得毫无兴趣。

另外，中国的“改革”到今天，已经呈现为这样的一种状况，即任何改革必须优先考虑权力阶层的利益，必须有助于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否则他们总有办法博弈，让一种本来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变形走样。不首先“收买”他们，很多东西是搞不定的。而在公社公平必须触及排斥性体制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让政策都执行不下去。

一个在启动、参与上只是把民众当作客体，并不对民众开放的制度解决方案，可以解决恰恰因为它在体制上的封闭才造成的问题吗？如何期待一个人“左手打右手”？看起来，这真是一个悖论。

结语

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在甘肃兰州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警方的理由是，该男子涉嫌“诽谤罪”，被指“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事件极具象征性。它一方面说明，世袭运动已呈普遍化趋势；另一方面，它显示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这一世袭运动的人，都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意志”和能力。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它表明有些地方的基层权力者，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已敢公然挑衅。

就社会和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来说，某些基层权力者已经靠不住，他们成了破坏稳定的主体。要让正义公平的光辉照耀中国，恐怕必须拿出非凡的道德勇气，在政治体制上作出改革；同时让民众作为民主政治下的权力主体，参与对决定着利益分配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调整。只有实现对权力的驯服，从而破除由权力主导的排斥性体制，打蛇才算是打准了七寸。

（见2010年第26期《南风窗》，此为未删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