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满足和自信相比，中国的政治却被认为令人沮丧，并常常遭到诟病。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的批评来自于它不“改革”，它的“僵化”姿态甚至被认为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很难说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不光是批评者，执政者自己事实上也多多少少认可这个判断，不断表达的改善政府管理体制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强烈愿望，就是对这一判断的政治回应。但这种批评显然是粗糙的，而且是外在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政治一直在不断地“改革”，不仅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非常鲜明，即便我们仅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来看，“改革”也没有一刻停息过。在立法、司法、行政，在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领域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变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风尚或者行事逻辑，它静悄悄地发生了几乎革命性的变化。有时这种变动甚至是剧烈地，乃至同样的一个机构、一个官员，短短几年间，他们在面对和处理同样事务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如此不同，令人惊愕不已，难以辨认，以致人们常常抱怨和嘲讽“朝令夕改”、“头疼医头”的戏剧化后果。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政治产生不“改革”的印象，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政治成为今天的样子，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成就。改革强烈的实用主义气质，与相对模糊的未来描述，在中国政治领域表现地最为充分，影响也最为巨大。政治的调整往往是对危机、挑战和问题的应对，而不是对长远目标的追求。由于缺乏长远目标的观照和约束，这些调整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时势和力量对比、内外环境，也往往会受到当事者的价值偏好的影响。就此而言，我们的政治不是“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机运和强力”的作品。因此，没有人对它完全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看到得总是临时调整，而这些调整显然不是有目标的“改革”。

人们的批评一方面出自自己的意愿，希望政治朝着自己喜爱的方向发展；而更多地是对当下状态的不满。也正因此，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外在的。不满是普遍的，因为它出现在几乎每个个体身上，同时又是具体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不满来自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感受或者经历，来自具体诉求的不满。人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判也正是基于这些意愿和不满，他们希望这些不满和意愿得到妥善解决和充分满足，并且认为这种不满应该成为“改革”政治的指针和目标。但事实上，这些意愿和不满只是“机运和强力”的一部分，它并不能驾驭和指引中国政治的进程。而且，这些主观的意愿和琐屑的不满还常常被不经意地放大，使得我们错过那些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机运和强力”，久而久之，就连学者们也丧失了面对真正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令人悲哀的境况，使得人们热衷于谈论，并寄予我们全部希望和热情的政治，变得更加不可琢磨，更加听任“机运和强力”的摆布，而我们的意愿只能不断地落空，旧的不满更新为新的不满，或者旧的吹捧不自觉地变为新的吹捧，或许后者更为可悲吧。

因此，对于意愿和不满的表达，不能替代对于中国政治变化逻辑的理性理解。究竟是哪些“机运和强力”，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我们正在不知不觉间朝着怎样的政治方向航行？只有明了了这些机理，我们才有可能决定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命运和暴力，才有可能深思熟虑地设计我们的政治蓝图，自由地选择文明的未来样式。

利益原则如何主导了我们的政治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基本形态是1949年奠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政体，也给了现代中国一个开始。与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不同，这个政体几乎摧毁了所有的社会组织，宗族、商会、行帮、黑社会、宗教，乃至最后它有力的撕开了家庭，将它的统治牢固地建立在单独的个体之上。更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它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活力，随时随地在努力消灭任何试图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分割开来的制度、地位乃至习气。其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唤醒的个体的激情，令人生畏，甚至使得它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它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成就了这一伟业。首先是组织能力，这一能力诉诸严格的理性和务实精神。无论多么荒唐的指令和计划，都能得到有效地、一丝不苟地执行。在执行中，整个组织处处保持着清醒和精明，它无畏任何困难，具有根据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力和自然的潜力来完成指令的能力。敢于面对问题，极少蒙混欺骗。直到当赋予它的任务完全超出其能力的时候，才会出现弄虚作假。为了达到目的，它甚至不惮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果这些弱点能准确地得到控制。因此，这个政体既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伟大工程，有时也能造就惊天的灾难。人们往往被狂热、荒诞的指令和计划所吸引，而忽视了在实施这些指令和计划的过程中，那些严格得有些冷酷的现实主义属性。它的另一项也许更为卓越的能力则是动员民众，这一能力诉诸激情和道德自觉。它有着深入每个个体灵魂深处的本领，能够激励人们不懈地追求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人们认为通过形形色色的运动，通过集体生活，而不是个人的反省慎思才能真正完善自己的生命，纯洁自己的道德，进而建立一个美好世界。而被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内圣外王之道。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人能如此熟练地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并运用自如。

这两种能力之间的张力也不可避免地给新生的中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和动荡。但真正给这个政体带来巨大风险的并不是它们两者之间的缠斗，而是激情的消退和对道德信仰的怀疑。这种变化发生在1971年913事件，精英阶层的怀疑达到了顶峰，它几乎将共和国推向绝境。

应该说，面对文革结束后的政治险境，饱受凌辱的老干部们表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和审慎，他们成功地压制、化解了复仇和泄愤的冲动，将整整一个阶层的悲惨遭遇置于政治的总体考量之下，将追究和惩罚罪行的冲动成功地导向了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作为统治精英来说，他们是自觉的，也是明智的。不过，这一政治决断也开启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国之是非被权宜之计代替。

在改革最初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历史决议和平反冤假错案，统治阶层在思想上、政治上成功地将革命道德隔离开来，并且迅速修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的组织能力。恢复社会秩序，并达成基本共识以后，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开始针对自身的实质性改造。这一改造可谓脱胎换骨。简而言之，从党自身来说，就是从一个道德精英的团体转变为一个以才能之士，后来尤其是经济才能，为主的团体。党性不再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正派的道德观念：诸如简朴、勤政、不搞阴谋诡计等。与此同时，政治斗争、路线辩论成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政治恶行。政治上的分歧不再向全党公开，而且要严格地限制在组织的纪律和日常运行的程序和惯例之下。因此，路线分歧常常会以人事斗争的方式展开和终结，而不像以前，人事斗争往往会演变或者被夸大为路线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革命道德悬置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放弃了对于整齐划一的、带有超越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追求，但却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文化的重建。这一重建使得没有了革命政治和革命道德约束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随之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创造力。政治文化的重建对执政党而言，看起来似乎只是某种修正，但其实质不逊于一场革命。对于党员的道德观念、信仰世界的改造和管理不再严厉，甚至有种将其视为个体的私人事务的味道。党员对党的原则和理想的忠诚和信仰，对领袖的忠诚也被 “实践”的效果代替，“改革”的干部常常会离经叛道，甚至桀骜不驯，他们不大可能再因为“党性”，“大局”而低下头颅，即便他们在政治上成为失败者。有时他们甚至不再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系于党的认可，这是革命年代的党员们无法想象的。自然，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理性化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官僚阶层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笼罩其上的道德追求和政治信念渐渐散去。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日常化，改革精神与上级意志越来越趋向一致，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对上级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干部标准。而忠于自己的追随对象，也成为官场最重要的生存原则。

就党和民众的关系来说，党不再动员、教育、改造民众，更不需要民众组织起来。从审判四人帮到1983年的严打，都表明民众被希望安静地回到自己的私生活，安分守己，服从秩序、政策和法律。不必再关心国家大事。至于精神世界，那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私人领域，党很少再主动地进行干预。所有呼唤和动员民众进入公共领域，广泛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野心的驱使，是对改革时代政治原则的背叛。这种严厉地限制，也逐渐使得执政党丧失了这一能力，与此同时，驾驭民众的自组织的能力也一并丧失。正是因此，民众能够的自我组织才变得可疑、难以信任、无法沟通。但党并没有，也不愿意隔断与民众的联系。他依然是利益的仲裁者，是民众的保护者，因此，它对于民众的呼声份外敏感，民众也对党的能力和意愿深信不疑。

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得到了一次新的提升。首先，随着党本身性质的转化，党很少再利用意识形态或者政策来统一和动员官员们的思想，协调他们的行动。但党对于整个行政系统的驾驭能力并没有减弱，它转而用“讲政治”等方法，借助人事任免等制度来确保地方对中央，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种驾驭保证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统一和完整，使整个系统更为单纯，逻辑更为一致。但也使得那些隔离民众与官员的栅栏逐渐树立起来，民众和他们的事务只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民众的感受很少被顾及和考虑，甚至很少被真正理解。其次，政府致力于加强自己理性化、制度化的程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或者在一些代际更换较为迅速的部门。官员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而业务能力也成为官员们考核和选拔的重要标准。这种趋势起源于80年代，在90年代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比如：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的政策时，能广泛地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的意见。同时，在日常政治中，也越来越多地尊重程序和规则。不过，随着“改革道德”的逐渐淡化，由于缺乏足以凌驾于日常政治之上的价值准则和文化氛围，官僚系统缺乏来自自身的权威和正当性，他们的权威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体系的强大，越来越依赖上级、特别是一把手的赋予。所有人的权威都来自于他的职位，离开职位，他几乎就什么也不是。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有效克服这一依赖，如此一来，来自体制内的权力制约和政治张力变得越来越微弱。整个政治体系因此而显得强大高效，但并不能因此彻底消除人们对其脆弱性的担忧。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集权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利益原则逐渐渗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主宰性的地位。最初的时候，利益只是道德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政治的工具。在国家战略的层面，牟利是增强国力、改善民众生活的手段，这是结束文革时整个中国达成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共识，才使得革命意识形态被暂时悬置成为可能。因此，部门、地方、个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行动得到了许多鼓励。经济生活的活跃和成功，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信心。即便是那些因为改革的不平衡而遭受损失的部门、地方和人群也充满期待，他们一方面相信好运迟早会到自己头上，同时，他们也相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会帮助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是公正中立的。而事实上，党和政府也的确在尽力地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在改革的过程中，像大规模失业下岗这样的事件都能顺利完成。

但是1992年之后，利益原则更深刻地侵蚀了政治生活。慢慢地，人们不自觉地用经济利益替换了改革的政治目标，获取利益本身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不仅是一些官员自己的政治堕落，同时也表现为对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捍卫，对于许多机构来说，只有敢于坚定捍卫本机构利益的领导才是好的领导，才是具有合法性的领导。而且，政治文化也受到了侵蚀，官员们的政治忠诚，不仅不再是对党的理想和原则的忠贞，也不是对党组织的服从，而被庸俗化为对于某些个人和集团的追随。虽然整个政治体制的组织能力依然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它已经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利益原则来平衡、控制、发动整个体系，离开利益的重新调整分配，几乎寸步难行。这种现实极大地遏制了党及其领袖的政治雄心，使得他们很难随意地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来试验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那些利益受损的老百姓来说，只有相信一个中性政府的存在，他们才能容忍自己暂时的利益受损。如果他们意识到其实官员个人和政府部门都只为其私利打算，或者发现期待已久的利益补偿并未出现，老百姓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呢？恐怕连一秒钟都不能忍受，因为那是剥夺与欺骗的双重侮辱。他们宁可鱼死网破，或者默默忍受等待时机。在他们看来，在利益世界里，尽最大的可能在自己唯一的机会里获取最大的利益或者补偿是天然正当的。

利益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常态

利益原则对于政治的损害常常令人痛心疾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高尚情怀的人常常将罪过认定为利益本身。认为正是欲望本身使得政治和生活变得贪婪、自私、丑恶。于是他们在大声谴责和鄙视利益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人类的自我克制或者道德感的提升，并热切地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资教化人类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律令，以及清清白白的政治强人，并试图革新或者创造新的教化方式和体系。倘若这种冲动只在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的社会行动者中弥漫，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种冲动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成为整个精英群体的某种共识，虽然他们指定的信仰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尖锐冲突，但他们对于病症的判定却惊人地一致。在自由的网络世界，端庄的电视媒体，高雅的大学讲堂，乃至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到处都充斥着类似的抱怨和高蹈的号召。虽然这些抱怨往往仅仅停留在口头，并未真正左右他们的行为，但这种见解的虚伪性并不能抵消其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虚伪、表面的意见战胜真实深刻的见解，这种景象并不少见。

然而，将罪责归咎于利益本身，或许并不恰当。消灭和压制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的指望恐怕也很难成为现实。因为与古典时代不同，利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关键，而这一点，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很难改变。在经济学家和唯物主义者看来，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个人、阶级、民族都在尽量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是人们计算利益的方式，或者遮掩自己对利益的热爱的能力不同而已。这种看法多少有些偏颇，在古典时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原因，还是因为民族性的独特性，人们通过对荣誉的崇尚，通过宗教、政治和道德学说，成功地将利益压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和很卑微的地位，利益虽然无处不在，但却很少获得正当性，更不用说支配性地位了。孟德斯鸠曾经这样概括各个民族的立法精神：“扩张是罗马的目标；战争是拉栖代孟的目标；宗教是犹太法律的目标；贸易是马赛的目标；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航海是罗德人法律的目标；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施政的目标；”在他看来各个国家的治理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随着现代社会到来的，如果说它不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的话，是个人的正当性的获得。个人权利成为一切政治和秩序的基础，而个人利益既是个人权利的外在表现，也是个人保障自己权利的手段。虽然深刻的哲学家们尖锐地指出这是对“个人”和“权利”的误读，但并不妨碍它的流行和有效。因此，追逐和捍卫及的利益，并将之最大化在现代社会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在个人之上，人们结成不同的集团，在国家范围内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着利益的分配展开争夺，不同的政体只是提供不同的制度和方案来给这种争夺提供平台和规则。正因为每个人都只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因此，人们很难从根本上指责别人的利益主张，也很难分辨哪些集团的利益更为正当，而哪些利益是需要压制的，也没有人或者机构被赋予这样的权力，或者拥有这样的地位，被认为是超越于所有利益之外，可以来做出仲裁和判断。所有的利益都有充足的理由公开伸张自己，寻求与别人的、别的集团的利益相互博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正在不断缩小，无论是在旧大陆，还是新大陆，或者古老的亚洲，民众都在为福利而战，而所有的执政者都不得不迎合民众对于福利的欲求。而且在所有这些地方，利益也深刻地渗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的精神也为之改变。这仅仅是从观念和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说这种观念在中国还只有短暂的历史，其作用还多少令人生疑的话，那么如果从现代社会的生产逻辑来看，可能会更有说服力。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毁灭，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交换才能维持，复杂的生产和交换体系，使得经济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的分配，的地位都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得交换无处不在。所以社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利益的交换。利益关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关系，利益的分配也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无需我们更多地阐发，这已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耳熟能详的常识。

当然，在当代世界和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曾经成功压制人们的利益诉求，以宗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民众的动员，对国家的整合，而且在短期内甚至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效。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民族因为其敢于牺牲，不计利害或许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往往在最基本的社会生产上束手无策。这样的国家既很难长期压制民众的福利要求，也无法在列国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最后，任何有经验的政治家都知道，“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虽然我们很难说，中国人的天然秉性是按照利益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天性在于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在于人情事理的通达，这大概是不为过的。我们从未有过严肃的宗教生活，现代的研究也证明，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礼教，实际上对我们的传统的极大误解。改变人们的这种习俗，是伟大政治家常常会产生的梦想，但它并不总是会成功。因为它必定引起社会极大的混乱，比如文革。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得不说，那些主张恢复党的政治性，打通党与群众联系的努力，或许有些浪漫和自负。也是对于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缺乏充分的理解的结果。

所以真正问题不在于压制和消灭人们对于利益的渴望和捍卫，而在于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何处理利益的冲突，以及如何限制利益集团的争夺对于政治和人心的伤害。

处理利益冲突与驯化利益

虽然无法逃避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利益的摆布，像丛林里的野蛮人一样地弱肉强食。我们需要的只是，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和手段，以及恰当地驯化利益的途径。然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表现出了与我们的政治组织能力完全不相称的幼稚和无能。

当利益的剃刀在实用主义的指挥下将整个社会分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正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强大的政府非但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有时还会发现自己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因为它必须仲裁所有的矛盾，并为其后果负责。在现实中，尽可能地平息事态成为政府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它最本能地选择。在这一点上，司法部门，无论其独立与否，都无法真正有效地为政府分担责任，甚至也不能使社会矛盾的解决更为公正，更易为人们接受。司法部门反倒会因为频繁的执行难和不断地上访，而使法律的尊严受到嘲弄。平息事态的思路无论对强者还是弱者都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强者和弱者共同的抱怨。甚至有时我们都无法分辨强者和弱者，比如城管和小贩，弱者常常利用自己的武器改变不利处境和力量对比。事实上，没有法律的保卫，每个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之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正在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而每当人们面临冲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想到找政府，认为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信任政府，而只是他们应该为他们负责，而且政府足够强大。无论是知识分子们的观念争执，企业巨头的商业纠纷，还是街头巷尾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或者征地公司与拆迁农户的冲突，我们惊异地发现没有人和组织有能力和意愿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成立组织，相互谈判，制定规则，并有执行规则的能力。一旦离开政府，任何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仇杀和混乱，医患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商业大鳄和以理智自负的知识分子也会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无助和充满戾气。也正因此，我们时代会产生许多了不起的枭雄式人物，他们能成就令人惊异的成就和炫目的财富，但却见不到伟大的公民，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凭借自己的理想或者愿心，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学校，甚至哪怕一座寺院，甚至没有人能以公民的身份对他人产生影响。这种社会自治能力的缺乏，注定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政府，同时也必定会抱怨政府。而政府一方面疲于奔命，一方面不得不扩大管理范围和加强自己的能力，事实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再庞大有效的政府也会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永远也不会。这些分散的个体足够弱小，没有挑战政府和秩序的能力，但他们也足够坚韧，使得任何试图动员和制服他们的努力，都变得极为困难。

这一现象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没有能力在下面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究竟哪些利益是长期的，那些是短期的，那些是个人的，那些是全体的，谁的利益更为重要，其他人的利益该为它让路。这种处境尤其生动地表现在动车事件当中。也许动车的发展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好处的，也许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这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技术进步，应该支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当人们看到巨额贪污的铁道部高官时候，当人们看到危机的整个处理过程的时候，谁还能对那些死难者家属和同情者说，这是进步的代价，请你理解。这种说辞还能有一丁点说服力吗？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一种利益比另一种利益更重要。

当利益冲突以群体间的敌对、相互仇视的方式展开，当我们缺乏利益协调的机制，那么今天小范围的相互无序砍杀，就可能预示着明天政治斗争的的基本水准和样态。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都无法在完全由利益主宰的、缺乏社区和社团自治能力的社会之上稳固确立。

这种利益的冲突，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探索与这个利益时代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之道。而不是徒劳无益的加强政府的力量，或者苦口婆心的劝人向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当利益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来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让利益的各方有一个平台，来自我讨论和协调各自的利益。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在房地产商和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的时候，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他们长期的、公开的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许这种治理方法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使发展的速度降低，会使很多重大工程的进展受到影响，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成本会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破坏这样的规则，就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也会使得冲突的各方承认、理解别人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

如果这样的社会机制普遍确立，强大而理性的政府组织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能量，而不在是人们抱怨和攻击的对象。人们会欢迎它的强大，而不是恐惧和敌视它，因为它是在捍卫经过充分讨论和博弈而后形成的规则，而不是平息事态。当利益的剃刀将民众和政府分割开来之后，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也认可了这种分割的局面，那么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让民众学会自我治理，建立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的机制和规则，要比尝试保持和加强政府的监护者地位，更为切实可行。因为利益的分化，要满足所有的人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人们会非常容易地将满意转化为抱怨，因为人们的利益诉求会不断变化，人群会不断组合，而政府很难相应地做出如此灵活的改变。

规则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学会捍卫自己利益的正当手段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确立整个社会都接受的善恶是非标准，并发展、完善、宣扬这种“善”，然后依照这种“善”来重建我们的生活、政治和文明。

这种善恶是非标准的确立，也就是我们形成自己文明主张的过程，同时也将培育我们的精英生成机制。现代政治是大众的时代，这并不是说大众直接参与了治理的过程，而是说，现代政治在持续不断地消灭大众和精英的区别。民众不愿忍受一部分人天然地超越于自己，无论是财富、权势还是道德优势，都会遭到民众的攻击和嘲讽。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只不过是有权、有钱、有知识的大众而已。在失去地位的那一刻，他们也放下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欢迎利益原则，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毫无内疚地谋取私利。每个落马了的官员也忏悔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如何从一个追求理想的有为青年，最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走向堕落。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整个精英的心灵史。

但运行良好的现代政治，都有超越于利益政治的部分，而这部分正是由精英政治来充当。我们所说的对于利益政治的超越，不仅指改善政治文化和政治道德，克制腐败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将有效地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通道，并提升民族的文明水准和政治眼界。运行良好的精英政治将有效地遏制大众政治带来的琐屑、自私和眼界狭小的问题。现代政治并不排斥非精英政治。只是精英的选拔、培养、产生、获取政治地位的方式，都必须经过大众政治的锤炼。仅仅通过道德教育，或者神秘的学校和私塾的训练，都不是恰当的方式，那种方式在保守政治，或者传统的精英统治的社会，或许是有效的。但在大众政治的时代，他们很难获得大众的信任。而他们自己，也缺乏足够的自信面对大众，更遑论处理大众政治事务和引领大众的能力。通过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自治组织的建立过程，或许是精英产生和接受培养和训练的良好途径之一。

就利益政治的角度而论，我们并非处身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恰恰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政治之中，每一次微小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利益及其分配方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最重要的主题。只是这种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都不同以往，而且从社会整体而言，这种政治还停留在自发的阶段而已，也许我们可以说，一些走向自觉的征兆正在逐渐出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并且正在依照自己的逻辑前行，不承认它，或者鄙视它，都不会它的脚步产生影响。

（作者系本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