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这种培育当地精英、通过严格的资源配置手段来推动平等的政策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后果：一些原来的优势集团将在生活机会上相对受损。" 但是，如前所述，只要经济增长能够为各个民族区域的所有命名民族持续地提供流动机会，那么这些政策引起的再分配后果就不会在联邦政治中成为引发争论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居住在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的少数族群是共和国间的转移支付的最大受害者。"然而，经济增长的停滞使各命名民族越来越难以逃脱这种共和国间的转移支付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就导致了再分配问题成为一个在地方干部中引发广泛争论的议题。"

综上，这些社会变迁共同导致"族群联邦主义"这一曾经有效实施的制度体系得以发挥"向心"效力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进而，在不同的背景下，同样的制度成为了"离心"的推动力。

（三）资源扩散：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即是：前苏联解体这一恶果的根源是"潜伏"在其"族群联邦主义"这一国家组织形式之中的。这一国家制度在苏维埃国家建立初期曾经对国家意识的构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具有自身演变、自我恶化的内在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族群关系的恶化和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那么，这一逻辑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一关键点是"社会动员资源的扩散"。换句话说，"族群联邦主义"是一种旨在掌控社会动员资源，而结果却使社会动员资源扩散至反对派手中的一套制度体系。当这种扩散完成，国家也就失去了维系统一的能力。

具体而言，作者指出，在大多数关于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关注点都被放在族群成员的"态度"上。但是，对解释族群政治而言，态度因素尽管重要且必要，却不是充分的，单单"态度"并不足以摧毁庞大的帝国。因此，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作者认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就在于掌控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如果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了这种资源，那么就能够对社会运动的规模、强度施加有效控制；而一旦国家中的反对派掌握了这种资源，他们就有可能通过发动群众而威胁政权的安全。只有当态度因素与能够实施动员的资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将族群诉求政治化并发动族群共同体进行持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族群联邦主义"这套制度体系本来的目的是使国家能够垄断社会动员资源。但是，在把地方干部"塑造"成族群守门人之后，国家实际上失去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反而"受制"于这些拥有自身利益的地方精英。同时，地方干部在利用其作为国家与民众之中介这样一种身份来为自身谋取利益的时候，也为将社会动员资源扩散至反对派精英手中提供了机会。在地方精英与国家针对工具性利益而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反对派精英则利用这一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地方干部动员发起的政治运动可能反过来促进了反对派精英出现并发起他们自己的动员行动。许多表面上看来是由地方干部们发起的"花车运动"[17]可能实际上却被潜在的反对派精英搭了便车；也就是说，那些野心勃勃的独立政治活动家在将"官方"的政治行动作为幌子的同时，仍然坚持自己独特的议程，并在这一幌子的遮掩下暗地进行他们自己的动员行动，借机使他们的议程得以在公众中传播。地方干部们的策略并没能使这些潜在的反对派精英失去支持者，相反，这可能反倒为他们提供了扩大群众基础的机会。在一些共和国中，由地方干部们发动的政治行动发展出了自我维持机制并脱离了干部们的控制，可是却为反对派精英提供了一场现成的运动。在亚美尼亚，至1988年夏末，地方干部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对卡拉巴赫的抗议运动的控制能力。

因此，作者认为，正是"族群联邦主义"以及与该制度相配合的其它制度"在这种态度与资源的结合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并因此在塑造族群共同体、政治化族群问题（politicizing ethnicity）和动员抗议行动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正是旨在掌控社会动员资源的"族群联邦主义"这一制度体系本身，由于其内在逻辑而导致社会动员资源的扩散和转移，并与主张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最终使联盟分崩离析。

讨论：什么是多民族国家的粘合剂

以上即是罗德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前苏联问题的分析，他认为，"苏联问题的核心是一种不断扩展且越来越具有公共性的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学（politics of ethnofederalism）"，"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族群问题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呢？

首先，在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政治、经济体系固然有其一体性的一面，但这二者并不必然与族群政策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弊端有可能导致革命或国家政权的颠覆，但与国家分裂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族群联邦主义"这样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却恰恰是通过"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方式，将国家的政治统治、经济运行和族群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联系在了一起。而一旦"族群"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则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路径，罗德认为，在前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这一制度体系中一直就"潜伏"着国家分裂的种子。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在前苏联的历史中，许多原本属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都被曲解为"族群矛盾"，并以在族群间进行利益平衡的方式来试图解决。

在这一点上，也许前苏联本土的学者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指出：并非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导致了前苏联改革的失败，而是"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头。" [18]

随着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各共和国）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的不仅是乌克兰族人，还包括多数俄罗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给予的要比从大锅饭中得到的多，他们认为，在获得自主分配本国财富的可能性后，独立的国家将生活得越来越好。

从这样一段论述中，我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许多共和国的分离主义的动因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利益导向的。而这一结论引导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则是：什么是多族群统一国家的"粘合剂"？

前面已经提及，罗德的思路是制度主义的，他强调的是"资源"而非"态度"。这一视角无疑为我们理解多族群国家的族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洞察。然而，为了对族群问题获得一种完整的理解，关于"态度"的思考是不能偏废的。

前苏联族群政策的失误并不在于其力图掌控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而在于在其实现这一掌控的努力中，将各个族群建构成了"利益集团"。也许，对于前苏联中央政府的领导层而言，各个族群自治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恰可以使莫斯科成为一个超然于上的协调者和统治者。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平衡。如果各个族群对中央的服从与忠诚是出于利益交换而非对一种共同价值的认同，这种联合始终是危险与脆弱的。

进一步讲，在前苏联的各项制度运转良好的时期，苏维埃联邦是不是仅仅靠"利益共同体"来维系的呢？罗德的分析似乎忽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具有的凝聚苏联的重要意义。麦德维杰夫指出：[19]

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

无论是罗德的制度主义视角，还是麦德维杰夫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反思，都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前苏联国家战略失败的原因固然有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但就导致国家分裂这一点而言，其最大的失误是，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没有在各个族群的民众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认同。"族群联邦主义"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所实现的是一个"利益联合体"，而非"政治共同体"。

余论：对中国族群制度之思考

菲利浦·罗德以前苏联的族群制度为案例进行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多族群统一国家的族群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那么，通过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族群制度，我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呢？

就目前来看，中国在建立多族群统一国家这一问题上显然比前苏联取得了更好的成就。尽管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但矛盾的焦点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保护传统文化等领域，且族群诉求和解决方案都是以统一的中国为前提的。

然而，毕竟中国的族群制度在制定之初借鉴了很多前苏联的经验，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前苏联族群制度失败的教训对中国的相关制度体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以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族群政策的优点和存在的隐患。

（一）中国族群制度的优点

中国在处理族群关系这一问题上，之所以取得了比前苏联更好的结果，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族群构成和分布的自然状况比前苏联更有利于形成国家的凝聚力，二是中国在处理中央与族群自治地方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政策比前苏联更灵活和健康。

首先，中国的族群构成和分布具有天然优势。

就人口规模而言，中国的汉族作为主体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90%；相对而言，俄罗斯族群在前苏联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50%左右。因此，中国的汉族对于维护统一国家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再加上五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较小可能产生分离主义倾向。

就地缘分布而言，中国的汉族主要分布于东、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久远的农耕文明的历史，自然环境相对易于生活，又拥有极长的海岸线，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的地理环境。而少数族群主要居住于西部的高原或北部草原地带，生存环境相对恶劣，且属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理环境。这一地理分布的特点导致的结果是，对中国的少数族群而言，居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显然更有利于本族群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与此相对，前苏联的一些少数族群--例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则非常优越，与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文明体系有更多的接触。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汉族区域在整体上高于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因此，在全国范围的再分配体系中，中国的少数族群长期处于相对获得的地位。国家对这些地区提供许多优惠政策，以帮助其经济发展。它们的这一地位会增强这些地区和族群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与此相对，在前苏联，部分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甚至超过了作为主体族群的俄罗斯人。这些优势族群在联邦的再分配体制中处于相对损失的地位，而这一地位有助于这些地区形成脱离联邦的分离主义倾向。事实上，正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前苏联族群分离运动的急先锋。

正是基于上述在族群构成、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天然差异，中苏两国的少数族群在类似的族群制度下，利益得失是不同的，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和信任也是不同的。

其次，中国的族群制度更为灵活和健康。

前苏联和中国在族群制度上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两个国家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单一制的，各少数族群自治区域虽然在自治权限上略高于其他省级行政区，但它们仍然是作为统一国家的地方行政区而存在的，并且各自治区的最高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和派驻。与此相对，前苏联则实行了联邦体制，并且是以族群祖居地单元为划分方式的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这一点差别是两个国家的族群政策效果迥异的主要原因。

此外，就"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方式上，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针对所有少数族群的成员的，尽管具体的执行办法会根据各地方行政区的不同状况而灵活调整，但目的始终是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而并非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和剥夺。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族群制度的实质是以实现平等为目标，而前苏联的族群制度则是以实现特权为目标。

（二）中国族群制度的隐患

尽管具有上述优势，但中国的族群制度同样存在隐患。

首先，中国的族群制度有两点与前苏联相似之处，即族群的"领土化"和"政治化"。就这两点而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苏联的"联邦制"、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苏联的"当地民族化"实质上是处在一个连续统上。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二者差别很大，但就"国家意识"之构建、族群的"规范政治学"之塑造上讲，二者是一致的。中国的族群制度优越于前苏联之族群制度之处在于中央政府拥有更强的实力，但并不在于使少数族群的民族情感从对本族群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

其次，如前所述，中国族群构成与分布本身的特点使中国的少数族群--尤其是拥有自治区域的边疆少数族群--在全国的再分配体系中长期处于利得地位，这加强了这些族群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但是，这一特点带来的优势在市场化改革中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国家以投资建设的方式对少数族群自治区域进行的资源投入很可能并未转化为当地族群成员的收入，而是以企业利润的形式流出该族群区域。与此同时，经济不发达但资源丰富的少数族群地区在市场化经济中事实上遭受了损失，母语教育体系加上就业市场化也使少数族群年轻一代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困境，这些都使其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获得的利益被损耗。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少数族群自治区域的最高领导人在现行体制下是由中央任命并主要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国家精英"而非当地选举产生的"族群精英"，他们对中央政府路线的追随通常会超过对当地族群民众呼吁的关切。随着政治资源的开放和体制外族群精英的崛起，国家单纯通过这些地方干部来控制族群自治区域的能力将可能会下降。

由此可见，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下，中国针对少数族群自治区域所实行的族群政策在维持族际和谐和提高国家凝聚力方面的效力正在下降。如果说前苏联解体的决定因素是优势族群--尤其是俄罗斯人--的分离主义，那么，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患则是边缘族群的"离心"。二者尽管不同，但却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各族群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都超过了对国家的认同，一个多族群国家在内部结构上并未建立起强大的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Roeder, P.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pp. 196-232.

Roeder, P. 1993,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eder, P. 2004,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ed. McFaul, M & Stoner-Weiss, K.,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ney, D. 1995, "Untitled Review fo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by P. Roed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3, pp. 926-927.

罗伊·麦德维杰夫，2009，《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2001，《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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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eder, P.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pp. 196-232.

[2]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3] 主要著作包括：(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