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菲利普·罗德的文章《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1]

引  论

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对这一事件之原因和性质的解释众说纷纭，而在西方主流理论中，归纳起来无外乎这样三种：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民主体制对集权体制的胜利、民族主义的胜利。

这三种解释，其意识形态上的偏颇暂且不论，单就理论本身而言，都有不足之处。

首先，如果说前苏联的失败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失败，那么，为什么前苏联解体恰恰发生在苏共中央主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并且，如果前苏联的问题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制度中，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为什么在前苏联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的不是政权颠覆或暴力革命，而是联盟解体？

其次，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代表了"多民族政治体系"的失败，那么，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世界的国家体系中，几乎没有纯粹的单一民族（族群）国家，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内部族群冲突的泥淖。族群间的矛盾、纷争可能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族群冲突都会导致国家共同体的分裂。

进一步讲，在前苏联解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谓"民族国家"同样不是纯粹的单一民族（族群）国家。这些新国家基本上是以原加盟共和国为基础形成的，在各个新国家中，仍然包含有非主体族群的自治州、自治区等。那么，这一"民族主义的胜利"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在原有的加盟共和国这一层次就停了下来呢？

针对上述问题，菲利普·罗德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他认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在理解前苏联问题时拥有全新的视野。

菲利普·罗德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在关于前苏联政治体制和民族国家起源等问题的研究领域里著作颇丰。[3]总体而言，罗德的研究思路是"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分析"（‘new institutional'political analysis）。[4]他在《红色日落：苏联政治的失败》[5]一书的序言中说："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应该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去看待那些熟悉的事件。我的这部著作的意义并非发掘出一些以往研究未曾发现的文献或事实，而是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一新视角将使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具有新的意义。"罗德所说的"新视角"就是指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把制度看作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面向（an omnipresent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认为制度"规制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在这一视角下，罗德主张，对前苏联问题的分析应集中于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本身，通过考察制度自身的运作逻辑，来理解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变迁。

本文主要对罗德在1991年发表于World Politics第43卷第2期上的一篇文章《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的研究思路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述。在这篇文章之后，罗德关于前苏联政治体制及其与前苏联解体的关系的研究仍有新的发展，例如他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红色日落：苏联政治的失败》[6]中对这一思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收录于2004年出版的《共产主义消亡之后》一书中的文章《民族国家的胜利》[7]则通过对比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在1991年及之后的几年间陆续解体的国家在政治组织方式上的共同点，进一步阐述了其在《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中的制度主义观点。这些后续的研究，就基本思路而言，与1991年这篇文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这篇文章上，同时适当引用其在随后的研究中提炼出的新概念来更好地展示其研究框架。

一、"异常现象"：传统理论的盲点

在《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一文中，分析是从前苏联族群关系[8]的两个"异常现象"开始的，而这两个"异常现象"是传统族群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首先，前苏联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好向坏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与"工业主义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时代"这一"正常"模式相反的。具体而言，按照传统理论的解释，前苏联的族群问题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而实际情况却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苏维埃政权拥有良好的族际关系。然而，在苏维埃政权确立70年之后，正当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进展良好之际，这一发展战略[9]却引发了分裂性和破坏性的族群政治。"

关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正当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进展良好之际"，显然并不符合前苏联解体前几年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前苏联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在经济领域遇到的重大困难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前苏联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的确是引发我们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前苏联的族群政策是否具有一种自我恶化的内在逻辑？

第二个"异常现象"是，前苏联的族群分裂运动是由"中心族群"挑起的。根据西欧经验，"最常引发自治主张的因素"是处在边缘的族群日益严重地在"它们所属的国家体系中被排斥和剥削"。然而，在前苏联，情况却恰恰相反：

在苏联，族群政治最蓬勃的地区是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正是在那里，地方领袖们为改革颁布了最野心勃勃的立法安排，公民们发动了最大规模和最频繁的游行示威活动。然而，这些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爱沙尼亚人--正是在教育和职业获得方面最成功的族群。许多时候，这些民族的入学率和就业率甚至高于数量上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口。甚至在入党问题上，格鲁吉亚成年人口中的党员比例也远高于俄罗斯的这一比例，而亚美尼亚的这一比例则高于所有民族的平均水平。近些年来，这类政治运动很少是由那些处于劣势的族群发起的，如那些地处中亚的族群。因此，推动最具野心的变革计划和发动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正是那些拥有最高水平的教育、就业、甚至政治参与权利的族群，而非那些处于劣势的、边缘化的族群。

如果说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主义（secessionism）只是揭开了国家分裂的序幕，那么，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则最终宣告了前苏联的解体。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如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等这些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处于优势的族群产生了分离主义的倾向呢？

基于对上述两个"异常现象"的思考，罗德对前苏联族群问题的理解并非是从"族群间的矛盾"这一角度，而是从"族群联邦主义"（ethnofederalism）这一角度切入的。这一角度的优势在于，它揭示出，前苏联族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各族群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各族群与国家共同体（如果前苏联可以被称为"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就是分析"族群联邦主义"这样一种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如何塑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并"孵化"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二、制度："族群联邦主义"的特征与实质

如前所述，罗德认为，苏联问题是一个融政治、经济体制与族群关系为一体的综合性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关键因素则是被称为"族群联邦主义"（ethnofederalism）的国家政治组织形式。下面，本文就从"族群联邦主义"的目标、内容、实质和后果这几个层次来对罗德关于前苏联族群政策及其与前苏联解体的关系的论述进行梳理与提炼。

（一）内容

所谓的"族群联邦主义"，是指以拥有名义自治权之族群祖居地[10]（ethnic homelands）为地方行政单元的联邦政治体制。这是前苏联的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两点：一是族群共同体之"联邦制"（federalism），二是地方干部之"当地民族化"（indigenization，korenizatsiia）。

1、联邦制

前苏联在处理国内各族群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中央的关系时，采取了联邦制的组织形式。首先，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将族群共同体与领土概念联系起来，即"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作者引用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指出苏联的"民族政策"的结构性基础是"社会主义者联邦"，该联邦"......是建立在民族-领土（national-territorial）的原则之上的。"根据这一原则，前苏联的全部53个地方行政区都是以族群命名的自治单位--标明的族群祖居地（designated ethnic homelands），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这种以族群命名地方行政区的方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每个自治祖居地中，都形成了一种以族群身份为区分（ethnically distinct）的分层体系，即都有命名民族/族群（titular nationality）和非命名民族/族群之分[11]，而前者无论在资源占有上，还是在社会心理上，都居于优势地位。

事实上，在前苏联，"少数族群"（minorities）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的概念，因为在任何一个族群自治祖居地中，都有自己的主体族群和少数族群。族群矛盾不仅是全国意义上的边缘族群与主体族群--比如俄罗斯--的冲突，而且是各个族群自治祖居地内部命名族群与非命名族群的斗争。例如，在高加索地区，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发生在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之间，以及格鲁吉亚人与奥赛蒂人之间。在中亚地区，冲突则发生在乌兹别克人和莫司科伊人之间、哈萨克人和非哈萨克的移民之间。即使对占前苏联总人口50%左右的第一大族群--俄罗斯人来说，如果他们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等地，他们同样也是少数族群，被称为"飞地俄罗斯人"（Exclave Russians），并且时常遭受歧视待遇。

其次，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组织形式，"联邦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相对单一制（unitarianism / unitary system）的政治体制而言，联邦制下的地方行政机构拥有更多权限。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不仅拥有于本国内独立行使在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检察监督、民族事务等方面进行国家管理的权限，而且还掌握立法权--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此外，1936年和1977年的联邦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同外国建立关系、同外国缔结条约和交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的权利。

那么，在这样一个加盟共和国享有很大自治权的联邦制国家中，统一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事实上，在苏联存续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更多地是通过强大的共产党组织来实现的。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联盟凝聚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苏共中央通过掌控各族群自治祖居地党领导层的任免权，实现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和政策方向的引导；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将各族群共同体联结起来的纽带。然而，这样"以党代政"的方式，对于一个联邦制国家而言，暗含着极大的风险。在苏共的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国家"的能力却日益弱小--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不断下降，逐渐沦为"橡皮图章"。有学者指出，这正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一旦苏共的控制能力下降，这样孱弱的国家权力机关没有能力来维持联盟统一。[12]

2、当地民族化

与联邦制相配合的一项制度是地方干部的"当地民族化"，即"通过将民族干部吸收到党和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政治、行政职位上来，以把少数族群与整个苏维埃政治体制联结起来"。当地民族化的实质是将族群身份与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获得联系起来，即"政治化"（politicization）。

族群身份政治化的最重要表现是，在每个族群自治祖居地，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流动机会是与其族群身份高度相关的。

至后斯大林时代初期（1955-72），在全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中的11个里，在共和国一级的党、政管理职位中，当地民族化都导致了命名民族的超比例代表。至1980年代，当地民族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那些最可见的职位--如各共和国的党第一书记、常委会和部长会议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科学协会主席、主要大学的校长，以及贸易联盟委员会主席--之外。......，它同样深入到如内部安全这样一些敏感但并不显眼的领域，包括各共和国的内部事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党的行政机关。它同样触及到低层管理职位。例如，1988年，在每一个有自治州的加盟共和国中，当地民族占据州党委第一书记职位的比例都超过其人口占整个共和国人口的比例。

此外，族群身份还将直接决定一个人获取教育、就业等其他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资源的机会。在这里，与地方干部之"当地民族化"相配合的一项政策是在各个族群自治祖居地中"制造官方的土著精英"。具体来说，在各个族群祖居地中，"族群干部们都执行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从而为本族群中那些期望在专业领域和知识界寻求更高职位的人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整个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就业机会是向这些族群成员开放的，在各共和国中创立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则大量增加了为命名族群人口预留的专业职位的数量。"作者指出，"这种旨在扩展流动机会的政策，代表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对族群问题的精心考虑和适应"。

从1950年到1975年，在加盟共和国的14个命名民族中（除了俄罗斯），科学工作者--科学学位的博士或候选人--的年增长率达到9.6%，这一增长率比俄罗斯人高54%。这种流动机会尽管要求对苏维埃政权保持政治忠诚，但并不要求否认族群身份。事实上，族群身份变成了一项取得成功的条件，因为，在民族区域，高地位的职位通常是为特殊的少数族群成员保留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苏联所执行的"肯定性行动"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肯定性行动是有重大差异的。"肯定性行动"这一概念源自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开始实施的对少数族群成员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的政策性立法，目的是帮助提升这些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在中国，类似的政策--如针对少数族群成员的优惠政策--大体上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但是，在前苏联，"肯定性行动"是在各个自治的族群祖居地内独立执行的，同时，它是作为"当地民族化"和"制造官方的土著精英"这一民族政策之核心原则的具体措施来执行的。本文前面已经提及，在前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下，"少数族群"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事实上，在各个自治的族群祖居地中，"肯定性行动"的实质是通过对该自治祖居地的非命名族群的歧视来保证命名族群的特权地位。

在苏维埃联邦政治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肯定性行动政策使命名民族于其族群祖居地内部获得了在高等教育和专业职位上的特权地位。例如，1970年，虽然格鲁吉亚人仅占格鲁吉亚共和国人口的67%（在大学年龄同期群中所占比例也大致如此），但他们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中的比例达到了83%。类似地，1980年代中期，尽管摩尔达维亚人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二，但他们的学生在基什尼奥夫国立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中的比例至少为80%，而该大学是全国最好的教育机构。在对乌兹别克人在他们的共和国中迅速向上流动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时，Nancy Lubin认为，中亚人"倾向于首先雇佣‘他们自己的人'"。

......

苏联的官员曾警告说，在职位任命上对共和国的命名民族的偏爱是对其他民族的歧视。

（二）目标

前苏联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执行这样一种以"联邦制"和"当地民族化"为主要特征的族群制度呢？"族群联邦主义"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

罗德认为，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他指出，国家--尤其是威权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就在于掌控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如果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了这种资源，那么就能够对社会运动的规模、强度施加有效控制；而一旦国家中的反对派掌握了这种资源，他们就有可能通过发动群众而威胁政权的安全。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前苏联中央政府认为，通过"族群联邦主义"这样一种制度体制，以地方干部和官方的土著精英为中介，就能够掌控进行社会动员的全部资源，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苏维埃政体的设计者们意识到，统一的军队、政治企业家精神和动员性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联邦制度能够扩展其对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控制能力。

进而，作者将实现这种社会控制的具体手段概括为三重政策：

(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