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每个族群祖居地内建立一个土著的干部团体，并赋予这一干部团体垄断本地动员资源的权力；其次，创立一套激励机制，用来约束这些新干部的行为，阻止他们表达任何未经批准的、尤其是与原生的（primordial）[13]族群动员策略相关的议程；再次，由这些地方干部负责在官方机构中创制一套以族群为区分的分层体系，并阻止来自官方机构之外的族群企业家的出现。

（三）实质

透过上述目标和具体手段，本文认为，"族群联邦主义"的实质有两点：第一，这是中央政府与族群精英之间的一种"报偿交换"；第二，这是以族群身份为区分而在国家中构建的一种等级体系，该等级体系通过牺牲各自治的族群祖居地中非命名族群的利益以维持命名族群的特权来实现。

首先，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在这一"报偿交换"中，国家能够提供的报偿主要有两种，一是物质利益，二是流动机会。族群精英能够提供的报偿则是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和保持地方稳定，具体的方式是将本族群的利益诉求控制在工具性议题的范围内，而避免出现具有原生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国家全面垄断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所提供的这两种报偿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足以激励各族群自治祖居地的地方干部采取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行动。

苏维埃政权通过提供物质报偿或身份地位的方式来鼓励地方干部们追求工具性策略、放弃原生性策略，从而满足国家政治体制的目标。尤其是当斯大林对传统的民族精英进行了清洗和对地方机构施行了苏维埃化之后，这些干部们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够享有这些报偿。他们的特权地位在其他的备选制度（即使是独立）下都不能得到提高。事实上，苏维埃国家权力在他们的族群祖居地内的瓦解将意味着他们自身权力的衰落--甚至更糟。因此，这些干部们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抵制那些可能会颠覆现存的联邦制度的任何议题表达。

这种报偿的另外一个侧面是中央政府会对违背国家意愿的行为进行惩罚。

那些运用不被许可的动员策略的人将受到惩罚，他们将被免去公职，从而被剥夺相关的一切报偿。官方机构的垄断权就意味着它能够完全剥夺人们获得这些报偿的机会，干部们将不可能重新获得一种成功的个人生活。对那些清楚地表达出地方主义的、原生性的议程的族群领袖进行惩罚，也能够阻止其他人进行这种诉求。从1960年起，超过12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被免职，原因是他们或亲自参与、或纵容他人公开地表达了原生性的议程。

由此可见，"族群联邦主义"这一制度体系的逻辑非常清楚：首先，保证苏维埃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控制"；其次，实现有效"社会控制"的关键在于掌控一切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再次，中央政府通过一支干部队伍来控制这些资源；最后，中央政府通过与这支干部队伍达成一种"报偿交换"的互惠关系来保证这些地方干部是"对上负责"的。

其次，就整个社会的身份体系而言，"联邦制"和"当地民族化"所塑造的并不是基于平等的法律身份的公民社会，而是基于不平等的族群身份的等级社会。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各个族群自治祖居地的命名族群处于特权地位，而为了维持这种特权而产生的成本则由那些非命名族群的成员承担。这些非命名族群的成员或因居住于其他族群的自治祖居地（如"飞地俄罗斯人"），或因本族群没有自己的自治祖居地（如犹太人、嘎嘎乌兹人），而在整个苏联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在1970年，尽管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占到了2.3%（这一比例高于官方统计中犹太人的人口数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占0.89%），但是，这一比例从1935年起已经显著下降了。在1935年，这一数字是13.3%。与苏联人口中获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不断提高的总趋势相反，在18-23岁的苏联犹太人中接受全日制大学教育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至多在从1935年到1965年间仅微小地提高至36%。因此，许多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无法实现，进而也就丧失了获取精英职位的机会。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多的族群开始感受到这种生活机会的减少。根据Lubin的说法，在中亚，"俄罗斯人开始感觉到，在与亚裔对手竞争一个职位时，他们总是被拒绝，尽管他们具有同等的、甚至更高的资格条件。"波波夫斯基（Popovsky）抱怨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乌兹别克人几乎找不到工作。

......

在一个由其他民族命名的共和国中，从属民族发现它所能获取的资源和生活机会都是有限的。在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抗议：尽管他们的自治州在共和国中人均工业产值名列第二，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分配给它的人均投资额却低于平均水平。......。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抱怨说，州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投资不足，而巴库[14]（Baku）又反对亚美尼亚人进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教育机构，这导致居住在该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取更好职业生涯的机会。

......

当地民族化政策常常导致在一些民族的共和国的"国家机关、行政管理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和教职工队伍等中出现人为造成的当地民族过度代表的现象，而这是以牺牲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族群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摩尔多瓦的嘎嘎乌兹人和阿塞拜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爆发了针对在政治任命和职业机会上的歧视行为的抗议活动。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声称，在他的共和国里，由这种不满和怨恨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不仅仅出现在1989年，同样出现在1957年、1967年和1978年。

在各个族群的自治祖居地中，在国家和地方干部垄断社会动员资源的情况下，遭受歧视的成员无法有效表达他们的意见。这种由基于族群身份的歧视而导致的不满和怨恨，尽管一直被压制，却始终没有消除，反而越积越深，从而在前苏联的族群关系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四）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族群联邦主义"这样一种制度体系保持了苏维埃联盟的统一。通过"族群干部"这个中介，前苏联以"族群联邦"的形式获得了统一和稳定。并且，既然所有的地方干部都被激励去追求工具性的利益，而抑制原生性的议题，而这些地方干部又垄断了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那么，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苏维埃政权的统治。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若干年中，"苏共的正统思想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因此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取消了从事民族问题的部门和设置，苏联科学院也只保留了一个苏联民族研究所"[15]。然而，另一方面，正如罗德所指出的，制度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的，在实现预期目标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可能恰恰是国家分裂的种子。

1、族群成为利益集团

为了抑制在各族群共同体中出现原生性族群议题，中央政府鼓励各族群共同体追逐工具性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投入经济资源的竞争上。然而，这一策略的一个结果是，族群共同体被"塑造"成了利益集团。各族群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各族群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则变成了对政治和经济资源进行争夺的竞争者。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国家更像是一个"公司"，一个"利益联合体"，而缺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苏维埃联邦主义使以竞争资源为内容的"规范政治学"（normal politics）成为族群精英们的行为规范。这种莫斯科和各个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单元（the nationality-based territorial units）之间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向上级申请拨款。从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开始，在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各次会议上，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演讲为本地申请资金和项目的状况就成为这些会议越来越显著的特征。

 2、地方干部成为"守门人"

在"族群联邦主义"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地方干部来实现的。

在各共和国内部，这些地方干部被赋予了守门人的角色，他们负责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对族群进行政治性动员。在本地成员可接触的范围内，这些干部垄断了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必需的动员资源。沟通方式--尤其是以本民族语言出版或广播的媒体--都是被由这些干部控制的国家机关所垄断的。集会场所--如共和国的报告厅或公共广场--的使用权也是由这些干部决定的。并且，只有经由这些干部批准，公共抗议活动才能免遭暴力镇压。

然而，这种控制终归不是直接的，地方干部在扮演国家代理人的角色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利益结构，而这一利益显然未必与中央政府一致。事实上，"族群联邦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即在于它"鼓动"地方干部们投入了一场危险的政治赌局之中。在这一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干部们渐渐学会了如何在中央权威与地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他们利用官方身份和体制优势垄断社会资源，提高对地方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其对地方社会运动的控制力而获取"要挟"中央政府的能力，提高自己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的议价实力。例如，作者指出，在前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年间，许多族群区域发生的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权的民众抗议活动都是由地方干部煽动、甚至精心策划的。

3、"共同国家"日益孱弱

如前所述，在前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享有很大自治权、联盟统一主要依靠共产党组织来维持的情况下，"国家"的能力却日益弱化。与此观点类似，在《民族国家的胜利》 [16]一文中，罗德指出，"联邦制"潜藏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可能会削弱国家之统一政策（common policy）的有效性。"（这种制度）使不同的族群共同体可以执行多样的政策，这导致各族群共同体可能实际上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它们的需求和偏好变得日益分歧，从而使全国性的统一政策越来越无关紧要（irrelevant）。" 当苏联共产党拥有强大的领导力，能够强制各个迥然有异的族群共和国执行同样的政策时，共同国家尚可维持，然而，"一旦这种统一的强制力量衰弱，这些共和国的多元化发展就导致维持共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对统一政策的认同难于获得。"

在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各个分离的族群自治祖居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的方向推进的，因此，共同政府所制定的统一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它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政策，使其既能满足日益自由和民主化的爱沙尼亚的需要，又能满足更加不自由、越来越个人化和专制的土库曼斯坦的需要。面对这一困境，中央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至地方，但在某种意义上，共同政府已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那些分离主义的地方政府之上的能力。

在这里，罗德提炼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国家组织形式--区隔化结合（segmental incorporation），以对应单一制下的一体化结合（uniform incorporation）。他指出，在前苏联"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体制下，各个族群祖居地只是苏联这个共同国家（common-state）中的一个个相互分离的"片断"（segment），彼此之间不存在有机联系。它们属于一个共同国家，仅仅是因为它们恰好被放在那里，而一旦条件出现，它们可以随时分离开。对于最终宣告了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Belovezhskaia-Pushcha Agreement），罗德这样评价："它并没有肢解苏联，而只是确认，无论就任何目的而言，苏联已不复存在。"

综上，族群成为利益集团、地方干部成为族群守门人、"共同国家"被削弱，这三个后果都是"族群联邦主义"这一制度体系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尚未对制度的整体效果产生大的影响，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它们就可能演变为国家分裂的"助推器"。

三、演变：体制改革的诱发作用

在对"族群联邦主义"的内容、实质和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后，作者需要解释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套制度不能一直有效地运作下去呢？既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这套制度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新生的政权没有遭受认同危机的挑战，那么，为什么在政权建立70年之后，却突然崩盘呢？

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必须首先明了这套制度有效运作的前提，而当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制度自身的逻辑就可能导致其发展出与初始目标截然相反的后果：

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当国家实现向工业主义的转变后，这种联邦制度和地方干部团体都变成了新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工具。被设计用来扩展莫斯科对各族群的控制力的各项制度都具有了新的使命。

（一）制度前提：政治垄断与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体制"这个词并不陌生。在前苏联，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对地方干部实施有效控制、地方干部之所以能够对民众及其社会运动实施有效控制，其前提都在于苏维埃政体实现了国家及其代理人对社会资源的体制性垄断。

首先，在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之间的"报偿交换"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是，国家始终能够向地方精英提供物质报偿和流动机会。国家是这种报偿的唯一提供者，并且提供这种报偿的能力不会下降。这些地方精英只有在苏维埃体制下才能够享有这些报偿，且只要对中央政府保持忠诚和支持，他们就能够不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同时，族群干部能够控制地方社会的前提也是他们垄断了地方的全部社会资源。在他们领导下的族群自治祖居地，或者不存在反对派，或者反对派由于缺乏资源而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既然所有的族群都被塑造成利益集团，那么，只有在全联盟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所有的族群都在竞争中获益。事实上，在利益竞争中，有利得方就必然有利失方。本文前面已经提及，各个命名族群的特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剥夺非命名族群来维持的，但是，只要经济增长能够为各族群祖居地的所有命名民族持续地提供流动机会，那么，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非命名族群并无能力和资源将他们的不满转化成能够对政权或体制构成威胁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二）环境变迁：体制改革与经济停滞

然而，随着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状况，上述前提条件都不复存在，"族群联邦主义"失去了其创立之初所适用的制度背景。

1、"一代人的机会"

首先，中央政府为地方干部和族群精英提供流动机会的能力持续下降。对于任何国家政权而言，在政权建立初期，总是伴随着流动机会的大量增长，而随着政权扩张的结束和制度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这种流动机会将大为减少。这种因政权初创而产生的流动机会常常被称为"一代人的机会"。作者指出，在苏联存在的后期，"庞大的专业精英和知识分子团体的快速成长，已使一些族群共同体的精英职位几近饱和。"同时，为了巩固地方精英的忠诚度，"他们的职位任期被延长，而且在各族群祖居地之间的人事轮换也被减少。"例如，在1960年后的十年间，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的任期几乎翻倍，从4.5年增至8.7年，而再经过十年则增至12年。所有这些新出现的问题都使国家通过垄断政治资源来换取地方干部对苏维埃体制的忠诚与支持这一交换关系得以维系的前提日渐腐蚀，国家控制族群精英的能力不断下降。

2、体制改革的影响

其次，"地方干部们在族群共同体内的垄断性领导权也开始面临日益增加的威胁"。既然体制内的流动机会越来越紧缺，将新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不断吸纳进官方体系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一旦体制无法吸纳过量的精英，他们就将在体制外形成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精英的出现逐渐侵蚀了地方干部对社会动员资源的垄断能力。一方面，这些新精英都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受制于与中央政府的"报偿交换"，不需要"对上负责"，可以通过发起更容易获得民众支持的议题来与体制内的官方精英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苏联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国家不仅放松了对社会动员资源的控制，而且放松了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尤其当共产党作为唯一合法执政党的地位被取消后，地方干部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绝对控制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在与体制外的反对派精英的竞争中，他们大都倒向了民众一边。

3、经济停滞

前苏联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无疑使政治领域的危机雪上加霜。经济停滞与族群关系最直接的联系是，在全联盟的再分配体系中，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共和国被相对剥夺。

在1989年的预算中，只有中亚五国被允许全额保留本地征收的流转税和所得税；此外，它们还获得了财政补贴，最少为塔吉克共和国获得的3.21亿卢布，最多为哈萨克共和国获得的27亿卢布。与此相对，拉脱维亚共和国被允许保留的流转税的比例是最低的（(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