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主义）与文明冲突中的美国霸权或“天定命运”。

    上述美国的美德政治和信仰政治，是在一个西方古典尤其是西方基督教语境中的阐释，对于所谓的西方文明秩序，这个美国政治的正义性无可置疑。落实到美国内政来说，则就成就出一个自由政体，以及维护这个自由政体的现代国家。但是，美国历来又是一个帝国或准帝国，[18]它的国家权力对内可以是自由宪制的支撑，或随时为宪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重生的灵魂，但美国政治并没有把这个自由原则贯彻到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说，它历来对外就是帝国主义的，对于非基督教的民族或国家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在此，就涉及到世界文明秩序，以及文明乃至宗教冲突问题。  

    对于美国政治来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的全球秩序的塑造方面，美国自以为担负着神的使命，[19]这种美国的“天定命运”感以及美德政治，构成了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的精髓，为此，它不惜付诸武力、战争和强权政治。当然，美国政治也讲世界和平，但它的和平观与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国的仁爱天下观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它诉求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美国为霸主的新帝国。而且，它的隐秘政治的最大功能，以及它的美德政治与信仰政治，在今天已经主要不是塑造美国的宪政体制，而是它的帝国战略，所以，外交历来是美国政治秘密的一个中心点。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警惕。 

    四、美国政治的“秘密”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启示

    我的这个演讲是基于一种客观的态度，试图把美国政治的另外一个看不见的面相揭示出来，理性地把美国政治作为一个现代事物来对待，其中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预设。我既不是美国粉丝，也不是污名美国。我想提醒诸位的是，我们不能仅仅是看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把美国这个优良的自由政体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也不要看到了美国的自由、法治、民主宪政和繁荣昌盛，就忽视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掠夺（以新的形式）；我们不能因为读到或看到了美国宪法以及制度实践，就自以为找到了美国政治的真谛，而全然不顾它的隐秘的权力政治；我们也不要因为洞悉了非常的美国政治，就排斥常态的美国宪制，或者把两者对立起来，以为美国的隐秘政治就是它的全部，并把它日常化，其实，美国政治的成熟智慧恰恰是把这种张力运作得恰到好处。[20]  

    所以，对于美国政治的“秘密”，要置于上述我所提出的四层关系的网络中加以审慎地把握。具体地说，美国政治的“秘密”，从动力上说，它完成了立宪建国的“革命的反革命”；从形式上说，它创制了两种宪法，看得见的宪法与看不见的宪法；从内政上说，它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自由民主政体；从外交上说，它主导着一个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而这一切，又都依赖于美国人民与美国精英的政治成熟，其中哺育这个民族的美德政治与信仰政治传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也许，美国的现代政治是一种偶然或天意，美国是例外论，但是，美国人民与美国政治精英的实践理性，也绝非无足轻重，知行合一，加上天意，这就是美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美国，但一百年来，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对于美国政治精神的认识令人堪忧。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学术从来就是为了解决心中的问题，所谓“六经注我”，借它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研究美国，尤其是它的政治“秘密”，对于我们究竟具有何种启示呢？我认为，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不无裨益之功。 

    第一，开启中国现代政治的“革命的反革命”之路。

    回顾中国百年宪制历程，尤其是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灾难，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一味革命是完成不了建国大业的，要借鉴和学习英美立宪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道路，寻找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机制。革命的传统在现代性的中国政治中，屡屡畅行，尤其是来自法俄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致使中国不断陷于内乱之深渊，由革命者自我实现“反革命”的改良道路，这是中国的前途所在。在此，就需要中国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从“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国家，真正以宪法为立国之根基，完成革命——立国——自由的三部曲。  

    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曾经一路畅行的“革命宪法”是一把双刃剑。套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中国宪法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非常政治中的身体，人民主权和共产党领导是她的化身，行使着决断性的政治意志，但这个身体只是在非常时期才出场；而另外一个身体，则是公民个体和日常政治，它们规范于宪法，自由、民主与共和，是它的常态。所谓“革命的反革命”，就是让这个身体现身出场，而且是宪法学意义上的现身出场。宪法属于人民，人民必得出场，人民作为唯一的主权者，必须成为公民。呼唤人民出场的同时，要呼唤个体公民出场。当然，《八二宪法》以及四次修宪，只是在中国政治上凸显了一些因子，远不是这个主题的全部内容，甚至还仅仅是个开始。[21] 

    第二，公民美德与政治担当。

    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时期，需要完成从人民主权到公民权利的转变，人民要有公民美德，而精英要有节制，并有政治担当。这个政治不仅仅是日常政治，而是非常政治，诉求的不仅仅是纸上的宪法，而是看不见的宪法，即有政治赋权的宪法，这个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美德政治的社会生活，但它的担纲者只能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而不是政治掮客或专制者。对于这个宪法权力的约束，纸上的宪法以及纲常纪律是无济于事的，只能诉诸内心的政治良知和公共美德。在西方语境，它们就是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则是古典的天道正义，其实，从人间秩序来说，中西之辩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共享着普遍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时曾经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的作用要大，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要探讨美国社会的成功经验，最好到美国的民情中去寻找。回到今日的中国，看看中国政治的现状和中国社会的民情，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令人悲哀。政治人物腐化堕落，专横独断而浅薄无能，而所谓的人民呢，则是犬儒主义和同样的腐化堕落，读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论》和中国晚明和晚清的文牍札记，使人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叹。因此，借鉴英美政治经验，培育我们的公民美德，催生真正的政治家，已属亡羊补牢，退而结网。 

    第三，构建自由政体与捍卫国家利益。

    美国的自由（对内）与强权（对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因果，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经济近些年的飞速发展（不无泡沫性），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论调甚嚣尘上，所谓“中国模式”论也粉墨登场，对此，我们要予以警惕。要知道，一个国家可以有一时的强大，但这种没有根基的强权是不稳定的，也是短命的。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缺乏一个坚实的内政基础，在对外关系中难以支撑你的强势地位。因此，构建一个自由的政体，促进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法治政府和公民社会，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如果说中国有自己的隐秘政治的话，其中心任务与美国不同，它不是如何搞对外扩张，而是促进内政改革，我们不是不要国家利益，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捍卫的是长远的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或基于自由政体的民族主义。对此，英美现代政治是最好的榜样，它们前后相继地塑造了主导性的国际秩序，其动力在于它们的自由政体。学习美国经验，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追随美国，就像拳击场，理性告诉我们要学习胜者的经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与当今的胜者是潜在的竞争者。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国家哲学的实质在于：就国际政治来说，我们通过构建现代国家能够以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对抗世界霸权的遏制与挑战，但我们就国家目标来说，却是诉求世界和平，是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realistic liberalism）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国内政治来说，我们通过建立自由政体而得以确保公民的自由、安全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侵犯，诉求基于自由的国家凝聚力与国家权威，是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 liberal nationalism）的国内政治理论。而且，作为国家哲学，上述有关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理论又不是割裂的，更不是矛盾的，它们融会于现时代的国家主题之中，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哲学，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构建自由政体的现代国家，两个基本点是内政上的自由的国家主义与外交上的现实的自由主义，上述的国家哲学使我们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22]今天在此谈美国政治的“秘密”，我感到惶恐不安，因为美国太神秘，而对我们中国，它又格外重要，因此，任何言辞都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沧浪之水，清浊自有其用，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一颗虔敬之心。 

    我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诸位！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认为高全喜教授谈论美国政治秘密这样的话题，是有一片苦心的。他因为要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但又不太好非常直白地言说中国政治，于是把话题转移到美国去了。中国学者谈论美国政治的秘密，就此有一个透过美国的政治生活来给出中国政治问题答案的潜在意图。  

    这样的探讨，包含了三个子话题，第一，美国的政治生活究竟是不是具有典范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里的典范性，必定基于它本身国家实力的强大，这是我们今天乐意透过谈论美国来求解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答案最重要的、直接的动力。第二，美国的国家状态是不是值得期待的问题？所谓值得期待，有三个意思：价值领域的吸引力、制度安排的均衡性、现实运行效果的诱人性。任何国家试图做一个头等强国，20世纪的美国运行路线，不说是值得赞赏的，起码是值得重视的。第三，中国人谈论美国政治秘密，是就国别问题还是就普遍问题切入的？我们中国人谈论美国政治秘密，显然是想透过美国来讨论现代必然遭遇的一般政治问题。  

    高教授所谈，涉及到上述三个问题，而且都具有启发意义。其一，他促使我们面对一个由革命开创而出的现代社会。从1688年英国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政治理论家习惯于从革命视角分析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但这类革命视角，却基本上没有留意英国革命。即使是英国人伯克，当初他反思法国大革命反思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革命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反思的结果，使他看出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本质差异，那就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本质差异。因此可以说，谈论革命的历史起点，应该是英国革命。因为这是确认后来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差异性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原点、历史坐标的问题。谈论由革命开创的“现代”，务必抓住革命之后究竟怎样能够成功地开创一个健全而稳定的现代体制这一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正困扰我们中国人。严格说起来，英国人大致是不讨论“开端”(the beginning)的问题。因为英国人在一个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就完成了现代转变。但是后来各个国家在讨论现代兴起的时候，几乎都遭遇到“开端”这个非常麻烦的德国问题。德国人以“开端”解释革命的目的，即革命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但很奇怪，他们同样不关心英国革命。他们关心的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差异。不管是施密特还是阿伦特，解释现代开端问题都纠缠于此。  

    问题自然不在革命是不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于革命如何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问题。高教授抓住“反革命的革命”这一焦点，也许对解释相关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实，阿伦特在这方面的解释，已经显示出跟高教授差不多的意图。美国革命之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起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因为其殖民地时代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新的建国原则高度契合，以至于促成美国成功地解决了开端问题。但法国革命后没有美国这样政治累积，因而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开端”问题。这也是近现代法国人一直想做世界头等强国，恢复自己在十四、十五世纪建立现代绝对主义国家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一直没能竟功的原因之一。直到现在，法国还只是个二等强国。尽管他们不服气，像前总理德维尔潘所写的《鲨鱼与海鸥——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这部著作，就似乎以酸葡萄心理来解释法国与美国称雄世界逻辑的迥然之别：他把美国比作一头吞噬弱者的鲨鱼，而自认为法国是倡导世界精神，稳定世界的海鸥，经历过国际风浪。其中的褒贬所指不言而喻。但这个解释让人一眼看出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嫉妒。而这一嫉妒的背后，则是法国人对美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羡慕。这就像18世纪启蒙运动使其的法国人羡慕英国一样。可见，革命后的抉择，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状况与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多么重大、多么久远。今天我们中国也需要解决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解决革命后国家的政体选择问题，我们必须挣脱革命对革命后选择的束缚，必须避免羡慕和嫉妒两极跳的尴尬状态，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法国的窠臼。就此而言，高全喜教授抓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准的。  

    其二，高全喜教授认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必须解决好宪法和高级法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美国政治的另一秘密。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人定法与自然法(高级法)的对照性关系从中世纪相沿以下，后者构成前者出台的依据。这是一种重视人定法得以成为良法而非恶法的深厚依据的问题，其间有一个预设就是，道德高于法律、习惯高于法条、社会的绝对优先于国家。这就是美国人依据高级法理念制定宪法，能够成功地将宪法转进为宪政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与社会行动的动力。换言之，公民的美德传统与政治经验，成为美国政治顺畅运作的“法外”保障。从一般的角度讲，以公民美德限定国家法政是非常危险的。那些越是以美德作为国家建构基础的国家，国家的法治化运转越是困难。比如法国革命伸张美德就不遗余力，但是公民美德变成国家权力甚至政党组织的强制工具，并成为实行政治恐怖的理由。有必要在国家权力道德与社会美德之间建立其有效的区隔。从而以社会领域的自治，对治国家权力的运行。这既是当年托克维尔发现的美国政治的秘密，也是阿伦特解释美国革命时特别强调的一点。若不是殖民地13州居民将英国体制与殖民地政治对接起来，美国革命之后，人们就无法制定出稳定地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联邦宪法。革命后的美国人将原来宗主国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转变为成文宪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但宪法这一人定法背后所具有的高级法也为美国人“移植”进入政治生活。高级法由此既成为立法根据，也成为以法治国的强大动力。因此，高教授试图将美国的这一政治“秘密”揭破，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其三，高教授有一个连贯性的解释逻辑值得重视，那就是他强调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其帝国政治的重大差异。在这一连贯解释中，本来我认为他的解释笃定不是道义的解释，而是政治的解释。但经过两个解释转变之后，他将道义逻辑引入了政治秘密的解释之中：一方面，因为他要审查美国政治运作背后的秘密，他不得不引入一个理念主义的传统，这就将政治秘密的解释引向了道德秘密的追究。另一方面，在解释美国国内政治的民主定位、宪政定位和国际政治的强权政治、称霸定位时，他将美国难以贯穿的国内政治逻辑与国际政治逻辑看作是两个逻辑，“美化”国内政治逻辑，声讨国际政治逻辑。其实，我们没必要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检讨。美国对国内实行宪政，我们当然期待它把国内政治的逻辑推向国际社会，这完全就是乡愿。一旦这一乡愿在美国政治中兑现不了，我们就有一种替人难过的感觉。我们的这一思维路向，说起来是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去思考世界体系。在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国家利益。这就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流派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原因。国际政治理论最有力度的还是摩根索，道理也在这里得到展示。  

    从道理上讲，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得好，全世界都应该加以羡慕。并且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在国家建构上，依样画葫芦、接引加创造，强化国家实力，来对它曾经模仿的国家叫板，而不能反过来要求奉行实力政治逻辑的国家，按照国际道义原则来确立其外交政策。在没有制衡的国际权力体系中，一个国家承担的国际角色不是其自认的角色，而是强权国家加于他们的角色，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呼唤强权国家的道义感的思路。这一思路启发我们思考美国政治的断裂性，推动我们深入探究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异同性。   

    与高全喜教授这些富有意味的阐述相比，在美国政治秘密的这个话题，似乎还存在三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如何选择解释美国政治秘密的进路问题。我以为，高教授今天对美国政治秘密的解读，可以称之为美国经验的德国解读。高教授本来确定了美国政治秘密解释的经验进路，并不想把这种解释思辨化和神秘化。可是他没有把美国政治生活的经验主义解释一贯到底，这就给人一种强加给鲜活经验一思辨特性、赋予显白的美国政治一神秘色彩的疑虑。这就跟美国实际政治有些距离了。因为我们谁都可以发现，在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原创理论上，美国人一直都是非常苍白而鲜少原创的。即使是罗尔斯这么能干的人，也明确声称他的复杂理论建构，仅仅只是对洛克、卢梭和康德理论的继承和发挥而已。严格说来他不过提供了这三人思想的一个新的“拼盘”，他在理论上的原创性没有超过古典时期的英、德和法相关思想家。美国人明确坚持洛克和斯密以来的现代经验主义原则，如果我们不着意凸显这一特质，甚至遗忘了他们重视的经验主义政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刻画出来的美国政治的秘密，就可能是刻意拓深美国政治蕴含，进而把政治活动的抽象原则和现象背后的神秘因素，拿来作为解释美国政治的决定性指标。这就具有扭曲美国政治的风险。而为自己解释的周延性，就不得不将难以纳入解释的因素排除在外，作为解释结果的美国政治似乎美轮美奂了。  

    当这一解释逻辑转变为表达解释者的中国关怀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解释者是在贬低自己国家、抬高美国示范作用的印象。尤其中国的民族主义气势高昂的时候，这种危险性就有增无减。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建构的精神工具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以其强烈的排斥性质阻碍国家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处理好借一个别国的言说来凸显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向，恐怕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难题。假如我们不能将这类解释的经验逻辑贯穿到底，在解释的进程中插入深沉的原则，恐怕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二，如何确立革命解释的方式问题。德国人对我们的革命解释制造了最大的理论麻烦。德国人对美国的解释热情很高涨。与卡尔•施密特有过从的约翰•斯特劳斯，对美国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阿伦特的《论革命》直接以美国革命为分析对象，马尔库塞以德国体验为根基、美国认知为对象，来疏解他对资本主义的愤懑。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美国政治问题的解读都存在严重的错位。卡尔•施密特强调敌友划分的重要性，是基于他对魏玛时期敌友模糊导致国家疲弱的理论归咎，但在美国或英国，敌友划分从来不是政治的关键问题。阿伦特试图回答革命后国家建构的健全化问题，但她将美国建国前的政治经验对美国人处理革命后建国的作用，明显言说过头了。斯特劳斯以对魏玛时期政治论说的紧张，移植到美国社会之中，并以之为前提讨论政治的风险，确立隐微言说与显白教诲的立论方略，显然时空上有所误置。  

    革命与开端关联性问题的德国式解释，把美国经验化的建国过程哲学化和神秘化了。这种解释，因为有一种政治哲学的强大立论建构，所以给人们一种知识上的满足感和压力感。这造就了德国解释的广泛认同局面。像美国这样的新生国家，其建国的历程是一个历史学论说的事件，而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建构的现实依据。这是两种必定导致重大分歧的学理选择：历史解释指引人们将美国的建国作为一个明摆着的事件来理性对待，政治哲学建构则将美国革命与其后的建国附加上叠床架屋的理论戒条。前者描述事实，可以助人弄清美国革命后建国事件的来龙去脉；后者表达价值偏好，使革命本身和建国历程坠入人难理解的云遮雾障之中。美国革命就是容易被人涂抹上神意的色彩。美国也就似乎是神意垂青的特别例外，其他国家完全无法实现同样的政治目标了。  

    从革命史的比较中可知，法国革命是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是有限的政治革命。为此，我们千万不要把政治革命强行解读为社会革命。以为革命后建国的成败取决于得以立宪的种种“背后的秘密”，这中间潜含着一种人为的、将事情复杂化的预设。德国思想家解读革命和建国（开端），都有这个可怕的弱点。  

    为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政治兴起的国别解读抱有特别的警惕性。我们要不要承认，只要一个国家要建立宪政，它就总是有一种必须遵循的普世原则。对constitution而言，限权与分权起码是一个底线。不要把这种宪政说成是美国的、或者是法国的、抑或是德国的、甚或是中国的。只要一个国家试图建立现代政治，限权与分权就是它们共同的处境，而无关于它们是不是羡慕、模仿先行的宪政国家。如果要从理论上深究这种共同性，人民主权的理念、自然法传统、契约论阐释、宪法宪政体制、分权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自治的传统，都是一些构成要素。不管一个学者怎么去区分、怎么去清理，缺少这些要素，那就是传统政治，而不是现代政治。  

    当然也不能把一个国家的经验放大为普世的情形。普世的东西是在归纳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共性基础上凸显的。如果将美国政治的秘密视为所有现代国家建构的秘密，认为美国已经全面反映了现代政治的原则，其他国家试图建构现代政治，就只有走美国的老路，否则必败无疑，那就将美国政治研究的价值降低了。  

    第三，要避免规则政治的信念解读。高教授一方面把人定法背后的高级法揭示出来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揭示有一种混淆民间信念和限权安排的可能。现代政治，说白了就是规则政治，规则政治背后当然有信念的支撑，但信念并不能直接导出规则或颠覆规则。信念论政治是典型的传统政治，它重视动机、重视奉献、重视德性；规则政治是典型的现代政治，它重视结果、重视守规、看重制度。不能因为翻检规则背后的秘密，就将规则政治翻转为信念政治了。似乎不是基于某种信念，规则的宪政民主法治体制就全无效能。诚然信念有助于人们守规，而守规本身也进一步支持人们维护这一规则据以发挥作用的信念。这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维护的关系。而且需要区分的是，当某个信念仅仅是一个政党组织的信念，甚至是某一个人的信念，它就根本不具有维系整个政治体公民的政治信念大厦了。唯有公民共同的信念，才与政治体的现代规范运作相互支持。公民唯一可以达成一致的底线共识，就是人们都要守规则，不管是哪个组织，哪个个人均无例外，这个时候，人们对规则本身就待如信念了。  

    一个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不能太过伸张宪政法治背后的东西。这会助长国家领袖与普通公民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冲动。道德制高点自然是人定法背后更为高级的东西。但当我们将这些道德信念单纯地解释为宪政民主法治的支持条件时，可能就无形中鼓励人们、尤其是握权的政治领袖随时随地将道德信条挂在嘴边，以谈信念的高尚方式，消解掉他们应当去解释的现实问题、必须去建构的法政制度、绝对应秉承的自由平等正义精神。久而久之，这些存在于人们日程生活背后、也存在于经验感知的社会政治生活背后的东西，就成为瓦解人们谨守政治法律规则的高尚托辞，将人们的行为降低到起码的政治许可、社会准则的水平线之下。三聚氰氨事件、屠杀幼儿园小朋友的悲剧、一俟抗议社会不公即便自杀的惨剧，一再显示了信念说辞压倒规则意识的高度危险性。 

于向东（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

     我跟全喜交流比较多，我知道他一直在做一个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想透过美国政治来理解美国治下的当今世界秩序。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它不一定能解决很多我们看到的现象，比如打伊拉克问题、打阿富汗问题，不能简单的说是基于经济利益或者物质利益的安排，好像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国际政治本身，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的时候是不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有所谓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等来理解，似乎都不够的，这时候有一种方法，就是去理解美国。全喜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美国政治的内部搞清楚，看看美国政治怎么最后是变成国际政治的，比如法国的殖民世界与英国的殖民世界是大不同的，到非洲去就很不一样，英国治下的非洲就不错，它的司法系统大体上还靠谱，法属殖民地就一团糟，西班牙也是一团糟。在东南亚，比如马来联邦是英国人搞的，尽管是穆斯林，按理说穆斯林比较容易动荡的，但马来亚就一直很稳定。荷兰搞印尼，西班牙搞菲律宾，始终让人不放心，总觉得说崩溃就崩溃，说出事就出事。所以，不同的国家治下的一个外部的世界秩序，一定同这个国家本身的政治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个内在联系中最大的一个联系就是美国和当今世界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  

    全喜的工作是起了一个头，因为他的第三部分自由政体与帝国主义，还是把这两件事分别说了一下，但是它内在的联系究竟在哪儿？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是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我跟全喜有些合作，也在努力想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理解了当今的国际秩序，对我们而言，对中国的政治而言，某种自觉性才开始建立，今天为止，都是走哪儿算哪儿，打哪儿算哪儿，完全是盲目性，谈不上自觉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回头来谈中国本身的问题，这事肯定最后变成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观点，是没有办法谈清的，把我们最大的现实政治弄清楚，我们最大的现实政治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对周边的世界，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搞不清楚，我们的很多极端主义的社会思潮往往是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无知，因它跟我们对国内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它是很持久的，而这种东西是有可能导致我们出现很多问题的。  

    所以，至少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关于周边世界的常识性的结构，而这个常识性结构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美国政治。全喜的工作做的很好，他想带一些人弄明白美国政治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秘密。而我们透过美国内政治可以达到对当今世界秩序的理解。这是所谓美国政治的秘密对我们的意义。 

     (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