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还是那个王桂云又来了，这次我们杀了一只鸡招待了他。还是不知道他和大队怎么交涉的，最后告诉我们，三天以后来车接我们回青岛。这几天，我们处理了一些东西，卖了三口大缸，小车，和自己找人做的屋门，粮食早就没有了，还有些胡萝卜以一毛钱十一斤的价格卖了。鸡也处理了。听说我们要回青岛，小看她娘给我们烙了一卷饼，还有几个熟鸡蛋。还有人送来一包饼干（饼干不知道放了多久没舍得吃，已生虫了）。汽车来时，送的人不多，没见传厚，这几天就没见他的身影儿。有一个青年喊着：“叫我当你的儿子吧！也把我带到青岛去！”

　　两年零十一个月的“疏散”生活结束了。1974年7月31日晚八点左右，，文化局派去的汽车把我们拉到我家原来的住处，卸下当初走时带走的那几件破烂家具，就开走了。我们下乡后原来的住房早就被“工宣队”的人占据了。我们无家可归，无人可找，原单位现在已经下班，找不到人。我们一家就坐在大门外的石阶上，吃着小看她娘给的饼。楼上住着我的养母，（我一出生就抱养给她了）声言不许我们进她的门。还是一位老邻居给我们送来一暖瓶开水，除此之外，没有人来问我们，没有人来管我们。那一夜我们全家就坐在石阶上直到天亮，陪伴我们的只有无边的、深蓝色的茫茫夜空和满天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