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盖房子的时节，地里有人开始挖土打墼，大队部拉来很多新砖还有木料，有人说是给我家盖房准备的。年前同吉家从东北来了个亲戚，孟去陪着喝酒。亲戚说：这位是“五七战士”(东北对下放人员的称谓)吧？同吉忙说：“不是，不是，他们不是无期是有期，将来是要回去的。”这回，看来我们是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房子盖好了，在村子的南边，离公路不远，前面的房子也是农民新盖的，还没住上人。我们的新房子是四间，墙的上半部是墼，下边靠地面有几层是砖。东边一小间有墙隔开，其他三间是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一大间。玻璃窗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整块的，全是由两块甚至是三块碎玻璃拼的，紫红色的窗框上刷的不是漆，像是水彩，屋梁、檩条全带着弯，没有一根是直的，两扇木头大门上面有虫蛀过的小沟，黑色象是用墨汁儿染的，屋里还有一种怪味儿。有人告诉我们，盖这房用的砖和做门窗的木料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大队用那些新砖和木头盖了新的队部。不管怎么说，是有了房子了，我们找人来壘了炕和锅台，用秫秸糊上泥把屋子间成两间，院子里盖房时取土留下的大坑，得找人推土垫平。没有大门，用几根木棍和铁丝做了个栅栏，房子就算完工了。我用好饭招待这些来帮忙的人，他们吃的很满意，干得也很卖力。

　　村头来了赊小鸡的（先养鸡，秋后再付钱），有经验的人帮我挑了十只小鸡：一只公的九只母的。农民养鸡，鸡一长大就不喂了，每天一早就开门放出去，让它们去田里吃小虫，吃草籽。我用粮食喂鸡，它们很快就长大了，九只母鸡每天能下六七个蛋，给我们改善了生活。农民家除了生小孩是不吃鸡蛋的，鸡下了蛋就卖了换钱。猛他娘流产后出了不少血，头晕眼花，去卫生所要药。“赤脚医生”素梅说，那是你流了那么多血，身子虚了，该补养补养。猛他娘说，“我都喝了两碗面汤了”，素梅说，你光喝面汤不行，得吃鸡蛋。猛他娘说：“还得吃鸡蛋？”有一次我见队上宝生他娘提着小手绢里包着的几个鸡蛋，拐着小脚过“桥”。我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东横沟卖鸡蛋，那里供销社收鸡蛋每斤比这里多一分钱。我说，为一分钱还要跑这么远。她说，“一分钱能买半盒洋火（火柴），一天一根还能划拉半个月呢。”有人要去走亲戚，听说我家有九只下蛋的鸡，上门来买鸡蛋。我说没有，她说，你都卖了？我说都吃了。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再求我卖给他，说，“怎么能吃了呢？我给你钱！”见我确实没有鸡蛋卖给他，才走了。有一只鸡忽然下了一个小蛋，蛋皮的颜色特别深，就像个枣，里头光有蛋青没有蛋黄，一连几个都是这样，养着无用，又不舍的吃，就让儿子抱集上去卖。赶集的人见鸡的脸通红（鸡开始下蛋脸就变红了），给了一块钱把鸡买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做的唯一的一件缺德事。

　　我们家还养了一条狗。那还是冬天，孟从集上回来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狗。他说半路上见这小狗蜷缩在路边上，冻得直哆嗦，很可怜，就把他踹在棉袄里带回来了。小狗一身灰毛，怕冷，爱钻锅底取暖，我们吃什么也喂它什么，很快就长成一条大狗。我们上工时，它趴在院子里，满院子跑的鸡跳到他身上，它也不动，也不咬鸡。院里的一盆鸡食，每天都引来邻居家的鸡来吃，狗懒洋洋的趴着半闭着眼，不理不睬。但一见我们收工进门，它一个蹦儿跳起来，满院子跑着撵那些外来客，叫你哭笑不得。它能看门，生人进门，它不咬不叫，只猛不钉的跑到你身后，站起来把两只爪子搭在你肩上，头和你的头一般高，能把人吓一跳。有一回，深夜，孟坐在小屋里看书，忽然窗外一只比猫大像猫的动物，隔着窗朝着他大叫。他刚开门，就见院里一个人跳过栅栏跑了，把栅栏都撞歪了。这贼是来偷放在院里的小推车的。第二天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说那个像猫的东西是个神物。有了这只狗，小偷是不敢来了。可惜这狗的寿命只有一年。冬天，人们劝我们杀狗，我们不干。他们又说，你不杀，只要它出了你家门，别人别村也会把它捉了去杀掉，到那时，狗肉叫别人吃了，你想要那张狗皮还得给人家五快钱。想想也是，就同意了。狗是农民给杀的，大部分狗肉被农民拿走，剩下的在菜园里煮了，大伙儿吃了。拿回家来一块狗肉，煮熟后我和老大都不吃，吃不来那个腥味，几个小孩倒吃了。

　　村里有个供销社的小卖部，负责人叫昭友，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但知道他和大队干部的关系不一般。冬天他那里生了个炉子，屋里暖烘烘的，干部们都在那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玩得好开心。有一次我在菜园替孟看园子，昭友来买黄瓜。我到地里给他摘了两三斤黄瓜，他说先记着帐，拿着黄瓜走了。不一会儿，怀平提着那些黄瓜来了，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给了些老黄瓜，说着自己去到地里，捡那些最嫩的黄瓜摘了一堆，说不用记账，就拿着走了。昭友的小铺卖些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他卖的煤油打到瓶子里分两层，上层是油下层是水；他卖的醋没有酸味，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村里人的来信都是送到他那里，由他转交，他扬言，全村人家的来信他都先看过。没有办法，我叫来信的人在信中写上几句警告他的话，告诉他私拆别人的来信是犯法的。但是在这里没有法可讲。 比如，一个村民在外边偷了东西，警察来村里抓人，先到大队书记家问这个人在村里的表现，书记说，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平日里表现很好，犯点小错，我们教育教育就行了。警察就回去了。

　　我们也养了兔子。兔子吃草，省粮，长大了还能卖钱。我们在院子里靠墙给兔子盖了个窝，小兔长成后繁殖得很快，一个月一窝，一窝十几只。小窝里地下挖了很多洞。下大雨洞里进了水，老兔子从洞里把小兔一只只地叼到洞外的乾地上，这种母爱叫人感动。小兔长大一点，就叫儿子放在篮子里?着，跟着老社员去集上卖掉，头一次两对小兔就卖了五元钱。兔子越来越多窝里盛不下，就在园里挖了个“井”，兔子在里面四面挖洞，自行繁殖。有一只大公兔子因繁殖能力强成了“种兔”，不少人抱着母兔子来配种。后来被一家人用三元钱买去。都说“笨的像猪”，其实猪并不笨，最笨的是兔子。养母猪的人头一年赶着猪去十几里外的配种站给猪配种，第二年母猪发情时在栏里又蹦又跳，你一开门它就窜出来，不用你赶，自己就往配种站跑，一年多了，它还记得路。鸡也认得路，白天把鸡放出去，让它满坡里找食吃，傍晚不用召唤，自己就回家了。兔子可不行，一出了门就找不着家。我家有几只兔子就是这么丢的。

　　搬到新家不久，我们带来的煤就烧完了（也丢了不少）。分的一点柴火：高粱秸，玉米秸，棉花柴等也烧完了。这里烧的本来就紧张，大女儿也曾推着车子跟着农民去洼里（农场）拾柴火，回来时别人是满满一车，女儿却连半车都不够，连筐底都盖不住。原因是尽管同去的人一再说，拿农场的的东西不算偷。女儿仍坚决不动农场的东西，因此就只好空着车子回来了，而且再没去过。队上發过一次煤票，可去煤站（在固堤）买煤，我们花了三元钱从农民手里买了一百斤煤票。煤站规定，每人每车每次只能买五十斤，想买一百斤就得推两辆车子去。还得半夜起身早早排上队，天一亮煤站一开门，就抢着去煤堆上装媒，煤不多，来晚的就没有煤可装了。本来一百斤煤，一辆车就装了，非让你去两辆，每辆五十斤。大女儿和儿子推着自己家和从别人家借来的小车，头半夜就出发了。来回三十里路，挨了一夜冻。第二天下午才推回那连沙带土的一百斤煤来。为了烧的，孩子们去收割过的田里挖留在地里的茬子，别人收工回家了，他们还在挖，连不经烧的麦茬都挖回来。农民也缺烧的。有的人家做饭馏干粮，刚开锅就灭了火，干粮热不透，下面的小米不熟，光喝那汤，锅里的小米做下顿饭时再接着煮。

　　儿子不到十四岁就给家里挑水，跟着老社员去赶集，去卖兔子，卖鸡，冬天也背着筐冒着寒风出去拾粪。有一回在干涸的河沟里捡回一条鱼，有半斤重，不舍的吃，也想卖掉。最后看着只有一条，又不大，不值得卖，就吃了。辍学后，年小，不能跟着大人干活。队里在村西头有一片苗圃，怕有人偷树苗，在苗圃边上盖了一间小屋，派我儿子和一个老头去值班，夜里就睡在那儿。

　　割草是最辛苦也是挣分最多的劳动，干这活的大多是中青年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半夜里睡梦中忽然被惊醒，从外面道上传来嘡，嘡的锣声，瞿，瞿的哨子声，夹杂着“二队割草的走了！”、“八队割草的走了！”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在静夜里听着格外清晰。接着是人、小车、大车走过的声音，呼呼隆隆好一阵才又恢复平静。第二天问邻居，夜里出了什么事？答：是去割草。割草是大事。头天过午，当娘的就和面，把面和的软软的，支上鏊子，擀饼，烙饼。女孩们找出割草穿的破烂衣裳，半夜听到队上的集合声（各队的集合令不同，有打锣的、有吹哨的，锣声哨音的节奏也不同），就拿上头天就磨得锋利的镰刀，（男人拿的是钐，一种长把的镰刀）秫秸皮编的大篓子，推上车子，跟着队上的大车，浩浩荡荡的直奔洼里。车子放上了大车，另一辆车上，睡眼惺忪的人披着破棉袄挤巴在一起，黎明前，天还挺冷，坐在车的上队长，不时地把手伸进女人的怀里，怕在青草过秤时克扣分量，被摸的人都不反抗。割草的地方在北边，原是一片荒地，自从建了劳改农场，早已变成了良田和公路，草场向更北的地方移去，现在离村子有四十里地（别处没有草）了。走到时天已亮。人们稍休息一会，吃点东西，换上带去的破衣裳，就带上镰刀、绳子，背上篓子，淌过一条河，到上回看好的地方去了。队长和赶大车的就在停车的地方等着，捎带着也在跟前割点草，添给自己的老婆或女儿。这里有长得丰茂的草，有一条条小水沟，过水沟时不小心能踩上在水里游动的小蛇。到天正晌，草割得差不多了，用绳子捆起，盛在筐里，背上往回赶。过河时，水漫到胸部，把上百斤的青草顶在头上，在水中无法放下休息，只能咬着牙背到停车地，赶上正来月经，身后的水面上就飘起一片红色。也不知是河水还是汗水，衣裳湿的透透的。卸下草，队长一个个过秤，记数、装车。割草的人像渴了八辈子似地，顾不得脏净，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河水，拿出饼、咸菜，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跟着偏西的太阳，疲惫不堪地推着车子往回走，离村子还远，就有家人骑着车来接。筋疲力尽，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割草人把手里的小车交给来接的亲人，骑上车子往家赶，满车的草直接推到饲养室去计分，这一天最多的就能挣二十多分，顶两三天挣的，再苦再累人们也还是争着去。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学着割草，小女儿在学校里劳动课也是割草，她用同吉给的小镰刀，草没割下几根，手就割破了，回家贴上“创可贴”，再割，又割上一道口子，一只手贴了几张“创可贴”。别的孩子小镰刀贴着地皮，刷刷地一会儿就割一小堆。长大了，那一个都是割草的能手，这是“童子功”，不服不行。我也就不叫两个大孩子跟着去了。

　　割下的草，喂牛喂马吃不完就晒干，留着冬天吃。冬天，集上的干草一毛多钱一斤。

　　喜事即将降临：母马的产期快到了。饲养室里已经僻出一块地方，用木头栏杆围了一圈，地上扫的干干净净，还铺上了一层黄土。饲养员如临大敌，日夜守着待产的母马，吃住都不回家，怀平也常去看望。社员们个个喜气洋洋，这些天的话题离不开马。有人说能生个骒马，有人说能生个儿马。说来说去还是希望生个骒马，一匹骒马到秋天可以卖到两千元，儿马子是卖不到这个价的。十八岁的女孩葵说，我要是个马就好了，就去卖上兩千块钱给俺爹。终于在一个早晨，人们看见饲养室院里的一棵大树上挂起一堆破布样的东西，那是马的胞衣，小马诞生了！是个骒马！人们高兴地去看。饲养室拦起的地方一匹小马站在那里，脖子上围着红布条。饲养员满面笑容（为这匹小马的降生他得了五块钱奖金）地撵越来越多的人“看看就行了，别惊着小马。”人们奇怪，怎么不见大马，大马那儿去了？原来母马产后大流血，一早就抬上大车，拉泊子兽医院去了。怀平叫人去买来奶粉、炼乳、白糖，冲了喂小马。第二天从泊子传来不好的消息，母马死了。看到拉回来的死马，他哭了。怕社员吃马肉，他让人把马分尸，切成大块的马肉撒上厚厚的六六六粉（防备社员挖出来吃），在空地里挖了个深坑埋了。为了养活小马，听说外村有头刚下仔的母驴，就连老带小一起买下。母驴个子矮，小马够不着奶吃，现叫木匠作了个高台，把母驴拴在台上给小马喂奶。带来的那头小驴，锁在仓库里，不理不问也不喂，饿的直叫，老远就能听到那凄厉的叫声，几天以后就饿死了。吃驴奶的小马的情况也不好，膝盖肿了，站不住，也送进医院。这时候，全队的人都脸色阴沉，不敢多说话，偶而有个女孩为甚么事笑了一声，就听见队长厉声说：“什么时候了，还笑！”小马也死在兽医院里，卖掉母驴，怀平就上内蒙买马去了。

　　我干不了重活，从地里往回运高粱秸，别人一车装六捆，推上就走。我只装了四捆，晃晃悠悠的推着车子，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村里人见了怜悯地说：“看看！看把你累成这样，推不动就少装点吗。”麦收时，队里煮了绿豆水（水里有很少绿豆），队长叫我去给割麦子的人送水。麦田离村子有五里地。我挑着满满兩桶绿豆水，歪歪扭扭地，一路上水不断的洒出来。路上有去拉麦子的大马车，车上的人说：“你走快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听了他的话，我赶快加快了脚步，水桶摇晃地更利害了，溅出的水也更多。又一辆车上的人告诉我：“你走的太快了，走慢一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就这样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到地头时，兩个桶里的水都只剩下小半桶。最可恨的是几辆顺路的车都是空车，完全可以让我把水桶放在车上给捎去，但却没有一个这样做。割稻子是一人一方地，包干，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家，别人下午三点左右就割完回家了，眼看着太阳落到地面了，我还有一半地没割，急得我只好托过路的村民捎信叫孩子们来帮着干。打地瓜垄，我努力把土块打细，用手把垄做成几何课本上的梯形，人们说我像在绣花，别人打好五根，我连一根都打不完。真要是按数量计工分，我就惨了，根本挣不出吃的来。队长就把我分到老年组，和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婆子一块儿干活。

　　这几个人个个头发花白，梳着纂，都缠过脚，走路很慢。去棉花地里给棉花打岔，一路上说说笑笑，有一个还会讲故事，讲“十二寡妇征西”什么的，和她们一块儿干活没有压力，再说干的活也不累，工分少就少点吧。夏天天热，热得路上的土都烫人，她们身上穿的都是手织布的衣裤，格外的热。走到东横沟外的灌渠时，有人说，天这么热，咱们也下去洗洗吧。都同意，教我给看着点人，有人过来时招呼一声。看了看四下里没人，就坐下来脱了鞋、袜，脱衣裳。光脱上身，穿着长裤就下了水。地边的灌渠就是一条小水沟，很浅，两米来宽，老人坐到里面，水刚没过肚子，露出瘦骨棱凌的胸部和干瘪的乳房。在水里，她们像回到童年，有的在水里把裤子也脱掉，一面浑身上下地搓着，还互相撩着水打闹着玩。远处有人骑着车子往这边走，我说，“来人了！来人！”了她们忙低下头把身子使劲往下弯。让水没到脖子，等人过去才抬起头来。洗够了，在水里穿上裤子爬上岸，就穿着湿漉漉的滴着水的裤子，坐在地上穿褂子，穿鞋。我说，你们穿着湿裤子多难受。她们说，不碍事，多沾上点热土，太阳晒着，叫风一吹，一会儿就干了。

　　我们也去河里洗澡。天热，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傍晚吃完饭想上院子里凉快凉快，一出屋门，就有一团蚊子在你眼前飞舞，你走到那儿，它跟到那儿，往你胳膊上、腿上、脸上叮，打都打不迭，只有泡在水里才能躲开他开它们，我们就去河里洗澡。村里的人，特别是女人，去洗澡的不多，有一个妇女去了，她婆婆就在门口大声抱怨：“洗什么澡？俺一辈子也没洗回澡，也没烂了。”河上以“桥”为界，男的在桥南边洗，女的在北边，两边人的说话声嬉笑声都听的见，只是看不见。我们在河边棉槐丛的遮挡下急匆匆的脱下衣服，顺着河岸下水。水没到胸部，稍一下蹲，全身就都在水里，清凉的河水缓缓地从身边流过，把一天的暑气和疲劳都带走了。回家后一头钻进蚊帐里，拍打净里面的蚊子，才能睡个安稳觉。

　　一天早晨，忽然听见道上有个苍老的声音喊着：“谁买我的柜子啊！”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路上不住地喊。出去一看，是传厚。原来昨天他老婆，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死了。传厚痛哭了一阵，就上公社去要买棺材的钱，公社叫他让大队解决。他找到大队，大队没有钱，说：“你家里不是还有个柜子吗？你把柜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于是就出现了早晨那一幕。柜子还没卖出去，忽然从外村来了一帮人，还赶着一辆大车，直接到了传厚家，进门就把死尸往大车上抬。传厚听说后，柜子也顾不得卖了，急忙往家赶，赶到家，死尸早已被抢走，大车都出了村了。原来死者的前夫早就死了，当地的风俗，死人就是到了阴间也必需得有个老婆或丈夫，否则就成了孤魂野鬼。前夫村里的人一听说老婆儿死了，就来抢死尸，回去埋在前夫身边，和他前夫“团圆”。自打出了这回事以后，传厚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愁苦着脸，见谁都不说话了。直到听说上头（不知是县里还是公社）要来人调查老孟的事，听取”贫下中农“的反映，他才又活跃起来。他到处找人谈话，逢人就说：“老孟是个好人，上头来调查他，问到你，你可不能说他的坏话。”但是“调查”的事，他从没跟我们提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人们都说，别看他外表傻乎乎的，以前来了“运动”，不管上头来调查哪件事或哪个人，问到他，他总是说，“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其实他心里一点都不糊涂，什么事都记得，但又什么事都不说。

　　秋收以后没有事了。传度的老婆跟我说：“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上南边去，，去要饭去吧” 她说“带上条布袋，一边要着饭，一边到那些收过豆子的地里拣豆粒，那一年，一个秋天我就捡了二十五六斤黄豆，还省了自己家的口粮。”她说得那样轻松，得意。仿佛说的是出门旅游。我没有去，她也没去因为她女儿年底要出嫁。她家四口人都干活，生活在队里算中上等。

　　这一年，我们全家都拼命的干，年底分到了九十八块钱。一队有钱分给社员，多亏了怀平从内蒙买回来那四匹马，四匹有点毛病的马，经过经心的调养，都成了好马，卖了好价钱。别的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分的粮食吃到春节就没有了。大家都不够吃，但农民比我们有办法，一分到粮食，他们就推着车子到百里之外的、生活好的地方，把粮食换成地瓜干。

　　也把黄犀种子掺到地瓜面里做“叭咕”（窝头），玉米面都成了珍贵食品。坐在胡同口的传度的老婆，看见老贾家的莉莉拿着一块玉米面窝头，连说：“啧啧，1真能攉攉（挥霍），吃黄的！恁看看！吃黄的呐！”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集上去买粮食吃。赶集也有学问。买小麦我们不会看成色，不会侃价。看着挺好的麦子，谈妥了价钱，幸亏遇见同村人告诉我们，这麦子不能要，全是叫虫子蛀空了的，用手一捏麦粒就瘪了，果然如此。

　　孟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家乡的亲人了。很想趁着还有点钱，再说冬天也没有什么活，回老家看看。把这想法跟书记说了，书记说要研究研究。过了几天孟去问研究的怎么样了？说是还没研究好。问过几次，最后书记说，你的事村里说了不算，归县里管，我们请示了县里，还没有答复。听了这话，更证实了我们是“监外执行”的犯人，而且全家都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就是因为老家离着香港近，怕我们偷越国境往香港跑，就连探亲的自由都没有了！我们不顾他们的阻挠，在一个晚上，带着小女儿，上了火车回广东老家去了。后来听村里人说，我们走后，书记曾在会上说：“他们（指我们）走不了。他们一到车站，就会被警察抓回来。”我们走得也不安心，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出事，像逃犯一样。好在终于平安到家，和孟的母亲弟弟妹妹团聚了。我们在老家住了二十来天，回到南仲寨后，并没有人找过我们，一切平静如常。 从别村疏散的人家里，听到一些信息。说是要“落实政策”，有可能让这些人回去。为了落实消息是否可靠，孟回了趟青岛。回来后说，青岛已经成立了落实政策的办公室，专门接待被遣返和疏散下去的人，解答有关的政策问题。听见这消息，心里一阵激动：有希望了！有回去的希望了！更听说某某村一个女孩已经回青岛，户口也转回去了。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弄明白，原来这家人疏散时，是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他的大孩子都有工作了，不用跟着疏散）到了村里，老头说他会看病，就把他安排到卫生所，女孩安排到磨坊，小儿子上学。其实老头根本不会看病，在卫生所呆了几天，就不让他在那了。回家没有几天，他就中风了，偏瘫，半个身子不会动，只能躺在床上。有一天他躺着抽烟，不知怎末把烟掉在盖着的被子上，被子烧着了，女孩下工回家时，他的两条腿都烧糊了，赶快找到大队，大队派了辆大车，拉着他去了潍坊的医院，但是因为烧伤得太厉害，没两天就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女孩仍在给社员磨面，男孩上学，两个孩子回家就哭。终于有一天，女孩回家时看见十三岁的弟弟吊在屋梁上，自杀了。大队慌了，害怕万一女孩再出什么事，没法向人家的家属交代，商量的结果是给了她三十斤粮票、十五块钱，派人把她送回青岛，找他哥哥姐姐去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让人难过，本不该发生的事，因为“疏散”，发生了；本不该死的人因为“疏散”，死了。特别是那个小男孩，他才十三岁呀！难过的同时，觉得这个大队还是挺仁义的。事情发生的责任也不在他们，真是冤无头，债无主。让人无奈。三年以后我们回来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全家一个人都没死。不管怎么折磨我们，活着就行，还能有比这更低的要求吗？

　　因为有落实政策的希望，也因为这年发生的一些事，我对上工干活不再积极了。春天，麦子还没成熟时，家里一点面粉也没有了，我向保管传度借三十斤小麦。他说，你准备条口袋下午去仓库，我称给你。我下午拿着口袋去找他，他说现在没空，明天吧。明天我又去找他，他又推有事。他吞吞吐吐地不说不借，却又找各种借口不给我。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想借给我，（也许这是队里的决定）。当他上我家来想跟我解释时，我说他在耍弄我，我叫他“滚出去！”把他撵走了。

　　秋天，我和一帮妇女正在苞米地里干活，妇女队长孙秀英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高，你知道不，你们家出事了”我忙问：“出什么事了”。她告诉我，我的二女儿今天一早去大队把刘怀西给告了。“这个孩子，他怎么不跟你们说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女儿一直和泰华家小看在她家新屋里睡觉，昨天半夜小看跟着队里割草去了，删栏门没有锁上，刘怀西见割草的人走了，就悄悄进了院，又推开门摸到我女儿睡觉的炕上，欲行非礼。女儿醒了，在炕上和他打起来，正打着，泰华来看门是否锁好，怀西听见院里来人了，就跑了。泰华猛见一人从身边跑出去吓了一跳。隔着窗户问了问听说没事，锁上门走了。女儿和怀西在打斗时怀西的打火机从口袋里掉到炕上，天一亮，女儿就拿着打火机上大队告状去了。听说了这事，我立刻回家找到女儿并和孟商议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事，孩子竞不先告诉父母，这让我们很难过。她去了大队后，大队留下了那唯一的证据打火机，还嘱咐她不要将这事告诉我们，说大队会处理这事。刘怀西是大队的红人，是个电工。他有妻子儿女还霸占着别人的老婆，那老婆的男人胆小怕事，刘怀西一去，他就躲开，那女人生了个女孩长的和怀西一模一样。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队找到他。他说，我女儿看好了他的打火机，他就送给她了。孟到县里去告状，又写了小字报散发。因为女儿还算是知青，涉嫌强奸知青（虽然是“未遂”）也是有罪的。大队始终没和我们谈过这件事，反而说我们进行阶级报复，陷害贫下中农。因为告到县里，有关知青，县里不得不来“处理”此事。“县里”来人那天，村民们说：“快去看呐，大队在审怀西。”我们不知是怎么“审”的，因为，当事人：我的女儿，和原告：我们，都没让参加。结果是不了了之。

　　连年有災，不是旱就是涝。全村都吃政府供应的每人每天八大兩地瓜干的救济粮。我学会了用地瓜面摊煎饼。粮食很少，苞米面窝头只给孟和小女儿吃，分了很多胡萝卜，大孩子们经常拿胡萝卜当主食，（从此，我的儿子终生都不吃胡萝卜）。生活越来越困难，缺吃少烧，有个叫单裕民的朋友，原是青岛国棉厂的工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中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发现他家的咸菜坛子里有一本红宝书“语录”，（是他岳母盖在坛子口上，不知怎末掉下去的）说他：竟敢把毛主席著作当咸菜腌了，打成反革命，把咸菜坛子挂在他脖子上，批斗后遣返回高密老家了。他听说我家的窘况，来信说，他家还能吃上饭，可以让两个孩子去他家住些日子，我们就把二女儿和小女儿送去了。这一年，队上开了社员大会，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队里要买拖拉机了。因为要买拖拉机，今年就不分钱了。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个当兵的回来探亲，说起他有个战友，老家是贵州山区，他村里有台拖拉机想卖。当时拖拉机很难买，听了这信息，队里决定去买。想的非常简单：带上个会开拖拉机的人去开回来。于是队长，会计，准驾驶员等一行五个人去了贵州。队干部们做着拖拉机的美梦，连未来的驾驶员都选好了，就是传度的儿子栓柱。一个月后这五个人空手回来了。据说那台拖拉机是翻到山沟里摔坏了的，不能用了。社员们问：“拖拉机呢？”传度说：“拖拉鸡？还拖拉狗哪！”没买回拖拉机，钱都花光了。这五个人还挺高兴，数说着他们逛过什么地方，吃过什么东西。

　　发生了这些事，加上有了落实政策的希望，孟不时地回青岛打听消息，这期间我也回去过一次。离开不到三年，却像是离开了二十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几乎每一条路都走过的地方，却变得如此陌生。在这里，有我的母亲（养母）、弟弟，有我的同胞的姐姐。却都不认我们，拒绝我们，不让我们上门。在这里我们已没有朋友、同事、邻居和熟人，我们不仅已经成了外地人，更像是外星人。我不懂什么是“涤卡”，什么是“快巴”（当时的布料名）；我的神情，我的衣着打扮，都已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去理发，理发的就问，你们是外地人吧？看到街上人来人往，匆匆走着的人们，或去上班，或去上学，想起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未来，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住在孟的姐姐家，这是我们唯一的可以落脚的地方了。他姐夫在肉联厂工作，原来当职校教师，五七年后，不愿再当“知识分子”，坚决要求下车间当了工人。他一人工作养活三个孩子，孟的姐姐在街道卫生所工作，挣钱很少，家里生活很困难，但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供我们吃、住。白天若不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们无处可去，没有目的的满街游荡，走累了，有时就在海边沙滩上躺下歇一会儿，下雨了，就到火车站售票厅里找个角落坐一会儿，还怕人家来撵。真像“丧家之犬”。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大门外，每天都像赶集一样。来自各地的命运相同的人，互相询问，互相诉说自己的遭遇。一拨人进去，出来时大家都围上去问有什么结果？怎么答复的？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有等待，再等待。有一个女人右胳膊总弯着，伸不直，说是文化大革命时让红卫兵给打断了。她见着十八九岁的男孩就指着说，我儿子就像他这么大。原来，她的儿子在听到有关落实政策的消息。又听说十六岁以上的子女不能回来时，立刻跳水库自杀了 。她拿着几个本子说这是儿子写的日记，里面写的全是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

　　从青岛回来，我再没去干活。社员们来叫我：“走啊，老高。干活去啊。”我说：“不去。”“在家干什么呀？”“不干什么。玩。”

　　北仲寨的刘先生一家也要回去了。刘先生很有心计，请附近的一个医生喝了一顿酒，让医生给他的孩子开了有病的证明，这样他的两个孩子就都回来了。

　　我也想这样做，可是孟说，我们不能做这种欺骗人的事：没有病说有病，因此我的两个大女儿都不能回来，她两人的户口留在了当地，就是跟我们一起回来了，也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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