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写了篇千字前言。[2] 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 —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惟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着。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19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一﹑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主流媒体﹐倒挺沉得住气﹐饮恨吞声﹐不动如山。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 — 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3]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地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4] 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5]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6] 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7]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二﹑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8] 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9] 岂不是“奴隶社会少奴隶”,或谓“没奴隶”?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