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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关住权力的笼子
时间:2014-07-28 来源:《文化纵横》2014年第三期 作者:韩少功 被查看:

 

对话者:韩少功(下面简称“韩”)

来访客人(下面简称“客”)

 

 

权力的大数据

 

客:应该说,这回到乡下来,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韩:谢从何来?

 

客:上次朋友们聚会,大家聊到“文革”。你用“全民圣徒化”、“全民警察化”、“圣徒化X警察化”这类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把这团乱麻里的线头扯出来,理顺了。“文革”中的很多杂乱现象不光贯通了,活跃了,还有了统一的逻辑。可谓四两拨千斤……

韩:你大老远的来了,该不是就为了当面说好话的吧?我那也是一些零星感想,不过是想尽可能展示一个“权力社会”发生、发展、恶变、直到崩溃的大体过程,并从中引出教训。一段历史过去了,应该弄明白哪些是应该抛弃的,哪些是应该坚守的。这段历史毕竟属于这一代人,几乎是我们的全部。把人云亦云或者把似是而非留给后人,都是对苦难的辜负,不是求知者的光荣。

 

客:(笑)当然。我还有重要的问题要请教。如你所说,“文革”是权力高度集中后的恶变过程。你也多次提到“权力社会”。那么“权力”是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韩:不,无论何时,社会都需要管理,管理都需要权力,哪怕小至一个家庭,权力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也是有的,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童话不必当真。“权力社会”在这里是指官权独大,公权力独大,形成了一个单质和全能的体制。

 

客:这可能不只是“文革”独有的现象吧。就说眼下,中国人活得不太爽。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上火。这好像咱们民国初期的水平,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个个要革命又不知道如何革,闹起来再说。

韩: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权力之病如影随行,特别是在资源、技术、文化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管理不容易跟上,就可能出现权力病灶的扩展。新病菌出现了,产生相应的抗体需要一个过程。新物种出现了,实现新的生态平衡也需要一个过程。拿经济来说,西方把工业化折腾几百年,反暴利、反垄断、反倾销、反欺诈、反剽窃、反恶意收购等,逐步形成一套相对有效的制度。但眼下的网络、金融、全球化,带来了不少管理空白。身体再一次长到了心智的前面,一种大娃娃现象。

 

客:你说集权制带来了“大跃进”、“文革”一类悲剧,但另一方面,民主的失败国家也不少,那怎么办?总不能什么都不要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听到过太多的这不行那不行,却很少听到怎么才行。破除容易建设难,我很想听听,在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你能有什么高招?

韩:权力这东西不容易说清。你知道,权力不像煤炭和粮食,不像物质、资本、国民总产值,不太容易量化,也就不容易进入清晰的思考和讨论。大家开一个神仙会,各说各话,摸脑袋说话,权力就成了一个传说。设想如果能把这东西也量化一下,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客:你是说要把权力量化?这个设想也太出格了,全世界无论东西方,好像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过,没有哪个政治家这样提过。

韩:其实也没什么出格的。从道理上说,一个气象局要是说不出雨量和风速,这样的气象局有什么用?一个医生要是验不出血糖和血压,见人就开药打针下刀子,会把你吓出一身汗吧?

 

客:经济学家最喜欢量化,很擅长量化,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好像没几个经济学家预测到。现在你设想要把权力量化,更让人没信心了。

韩:量化无罪,迷信量化才是错。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所谓权力,都有相应的管理量。比方说一个长官管5万人,另一个长官管50人,就有量的不同。一个长官支配500亿的预算,另一个长官只经手50万,也有量的不同。有的官员位高但权小,有的官员位低但权大。古人就知道“官”与“僚”的区别。

 

客:这个好懂。官场中人都知道,财政厅、发改委、组织部的长官下来了,接待就会殷勤得多。同样级别的长官,比如妇联、政协、机关工委的来了,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潜规则,有一把尺子。

韩:尺子就意味着量化,至少是一种模糊的量化。当年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到北京,管理量呈几何级数爆炸,本身就是风险所在——这不仅仅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说的“糖衣炮弹”。我看过一些回忆录,发现老一辈之间的摩擦,常常与制度空白有关。一些武人进了城,突然管那么宽,政策粗放不说,连文件怎么发也不知道。文件没送给我,就觉得对方在搞独立王国。文件送给我了,又觉得屁大的事也来烦人。不少政治恩怨居然从这一类细节开始。毛泽东也常生气,批评一些人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报。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有的会一开几个月,还有七千人的工作会,创吉尼斯纪录了。做过企业的都知道,一个企业要是靠频频开会来救急,肯定是管理出了问题,制度不到位。

 

客:现在有为数众多的企业管理者,还都陷在这滩烂泥里。

韩:不管是哪一类国家,都有管理量激增后,如何给予制度性消化的难题。相对来说,越是发展快,越有增量消化的难度。倒是低增长时期,比如农耕社会,一晃悠几百年或上千年,可能风平浪静,当官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到处喝酒,误不了什么事。现代人可没那么幸运。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比较成熟吧?但这些年的金融业,又是虚拟,又是衍生,又是跨国化,又是电子化,相当于金融大爆炸和“大跃进”。据说全球每天的实业贸易量是300亿美元,但外汇交易量哗啦一下蹿升至2万亿,构成了一大块陌生水域。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哪些该管,哪些该放,一开始也没几个人能看明白。你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种制度空白的产物,包括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银行家们通过游说国会,蓄意瓦解了很多既有的制度。

 

客:管理量之外还有什么?

韩:第二个概念是支配度,指长官的个人权重,或者说自由裁量权。

 

客:相当于运动员的自选动作吧?

韩:没错。如果说全部动作都是自选,那就是无制约,可以家天下,一言堂,为所欲为,当山大王。如果全部动作都是规定动作,那就是一种超强制约,当权者只是照章办事,相当于一台柜员机。柜员机可以有很大的管理量,经手千万巨款却永不滥权,永不贪污,一切由软件程序处理,客户和主管都可充分放心。

 

客:让公务员们成为一台台肉质的柜员机,是不是太苛刻了?公务员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优秀公仆一辈子两袖清风,可能只是个别标兵的形象,或者是人民大众一个永远的理想。

韩:现在很多窗口服务机器化,不仅是省人工,也是降低支配度,防止滥权,防止混乱和腐败。当然,很多复杂事务还没法交给机器。即使机器化了,也还得有人应付突发情况,就像飞机可以电脑制控,可以盲航,但飞行员还得有。

 

客:不过真要那样,什么都被严密规定了和制约了,连“小钱柜”都没人敢设了,公务员考试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挤破门框打破头。

韩:说起“小钱柜”,它还真就是公权力中支配度最高的一块,所以成为贪官们的最爱。说得更彻底些,凡制度模糊、管理粗放、监管缺位的资源,国家的大钱柜也都程度不同地成为了贪官们的“小钱柜”。很多人都明白,权与权是不一样的。一个长官审批工资,是人人都盯着的事,法规管着的事,支配度几乎为零,有权等于没权。审批一些专项拨款呢,也不能太乱来,买醋的只能买醋,买酱的只能买酱,都有上面的指标和文件管着。不过这一块与上一块不大一样了,醋摊给谁,酱摊给谁,还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支配度在这一块就悄悄升高。一些企业到处打点,四处烧香,就是瞄准这一块,一心要赚政府的钱。你还不能说那些官爷违法,因为他们醋也买了,酱也买了,只是在哪里都是买,可以待价而沽,可以暗中谋私。红包就是炸药包,接待就是生产力,“口袋预算”、“条子额度”……都是这样来的。

 

客:是呀。活水养活鱼,想管都管不住呵。你有什么好主意?

韩:其实只要稍做调查,就可以把公权力分解成强制约、弱制约、无制约的各种板块,把用权方式分解为督导权、终决权、建议权等各种类别,然后大致估算出支配度。

 

客:让我想想。要是列出一个公式就是管理量×支配度=权力。是这样的吧?

韩:差不多吧。这是一个基本公式,是对权力本质大体的描述。

 

客:柜员机就是支配度为0

韩:我们可以把最高支配度设为1,其乘积得数就是“权力”,也可以叫做“危权量”——我们暂且约定这个说法。管理量大,支配度高,确实就是危险的权力。好,举个例子算一算吧。在某个企业大事是两个人说了算,每人各摊0.5左右的支配度。土地和厂房无权处置,去掉一块。工资总额比较刚性,再去掉一块。剩下也就是百来万现金流,那么,这两个人的危权量可能都只在50万元上下。这就是说,即便其中一个人要违法乱纪,危害再大也只在这个范围里。或者他还有点人事权,招个工什么的,可以一并算上去。

 

客:算一算……小梅姐的。

韩:她有什么?一个教书匠,给论文和考卷判分,对特好和特差的学生都不容易灵活,因此只对中间学生有一点自由裁量权,有一点支配度。即便参照社会上文凭黑市的价码,她几个硕士带下来,掐头去尾,危权量也没多少。做得再黑,充其量是有些官员自嘲的“茶叶水果干部”。或许还能捞一个什么Ipad?我估计总数额在3万以内。

 

客:有些教授怎么那样肥?

韩:课题费这一块水很浑,至少在不久前还是弱制约的状态。还有些人在办学校、评职称,滥发文凭、卖教辅书刊、知识股份造假那些事上下其手……俗话叫“越权”。这就像一个科长可以架空处长,一个厅长可以冷冻副厅长,一个机构可以插手另一个机构的事务,都属于支配度一种违规性的提升。在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行政机构想着法子扩展审批项目,坐大自己的审批权限,也属于这种情况。

 

客:可是我们谁都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在一家银行里,一个信贷员可能比行长更黑。信贷员虽然管理量小,但越权有术,就把支配度提升了。“文革”中就流行过“秤杆子”、“刀把子”掌天下一类的说法,说的就是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一个卖肉的屠夫,也可以把自己做成“大奶”或者大爷,更别说在今天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乱纷纷烂糟糟的“越权”现象无处不在,该如何量化?如何采集信息?

韩:一些经济学家曾经认为,家务劳动的价值是不好量化的。但如果参照市场上的家政服务价格,也就有了一个评估依据——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依据。不妨想一想,如果在每个官员的工作关联圈里,定期做一些民主测评,是不是也能测出有关权力的一些数据,包括违规越权状况的数据?现在移动互联技术这样发达,人人都有手机。有关部门开发一款软件,建立各种QQ群,随时采集信息,应该是不难。

 

客:关键是愿不愿意这样做。

韩:对产品有大数据,对身体有大数据,对地质和气象更有大数据,对官员的权力为什么不能有大数据?为什么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民众举报?

 

客:民众举报当然重要,可是要让下级举报上级,圈外的举报圈内的,还得由举报者取证,实在难上加难。怪不得人们都说,反腐的主力总是遭弃的老婆,反目的“二奶”,得手的窃贼之类。总是在大事故发生后,兜不住了,再来兴师动众地查缺补漏,给监狱里添了几张吃牢饭的嘴,还是晚了呀。

韩:有了相关的大数据,将来的保险公司也许还可以开办“廉政险”,测算各种职位的风险,测算相应的保额和保费。从政者可以买保险,免得东窗事发后自己落一个倾家荡产。政府也可以买,到时候黑钱万一追不回来,可以去找保险公司理赔。

 

客:这个主意好是好,只怕贪腐之风继续如眼下这样盛行,哪个保险公司敢开这样的险种,可能会赔得卖裤子。

韩:当然前提得有科学的大数据支撑。这种数据,就像心理学里的“智商”、“情商”、“逆商”什么的,不一定特别可靠,但可以成为辅助工具。否则,人们就只能空对空,打口水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是夸大问题就是疏忽问题,更重要的是不便务实操作。在这一点上,反贪局最好要向保险公司学习,比如从每个客户的支配度抓起,从基础数据抓起。

 

客:听我爸爸说过,当年他转业去当厂长,上级领导只给一句话:“除了不能杀人,随你怎么搞,把工作搞上去就行。”他就是这样走马上任的,有点雷人吧?他有句口头禅:“一定要把工作做通,做不通就戳通,戳不通就撬通。”根据你这一说,他的支配度是不是太高了?

韩:可不是吗?他要是去买“廉政险”,肯定是保险公司的劣等客户,风险CCC级,保费必须加倍上浮。

 

客:说不定压根儿没人给他办保险。

韩:“文革”前,全国除了《婚姻法》和《土地法》,外加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就只有一些红头文件了,只有一些运动了。法制体系处于粗放、残缺、空白的状态。很多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以军事方式抓经济、抓文化、抓政治,大多是你爸这种独裁风格,吐一口沫子就是法纪,拍一下桌子就是天条。这种高支配度,乘以当时的管理增量,当然会造成权力风险急升。“大跃进”是怎么发生的?“文革”是怎么发生的?后人也许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数字化的解释,提供另一个认识角度。

 

客:毛主席号召群众贴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火烧当权派,是不是想对权力有所遏制?

韩:应急性的运动,不能代替制度管理。从表面上看,当时官员专权和民众造反大不一样,但往深层里看,只要制度系统缺失,危权量在官员和民众之间转手,一没有降低支配度,二没有削减管理量,不过是以险易险,以患易患。当时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反复折腾的原因,大民主和大集权都不灵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换脸”还是“换血”

 

客:制度意味着秩序。“文革”中我家对面就是公检法大院,群众组织这帮去了那帮来,轮流攻打。到了夜晚曳光弹拖着尾巴在窗户外边飞来飞去,吓得家家大人孩子都趴在地板上睡觉。后来一宣布全面军管,大家那个欢呼雀跃哟,谁也不会去纠缠这是不是违背了民主的原则,是不是专制的最高形式,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不再会被冷枪流弹所伤,可以放心出门安心睡觉了。那时候要搞个民意测验,结果很可能就像什么人说过的:人们宁可没自由,但不能没秩序。

韩:一些失败国家的民主也是这样,没有制度系统的精编细织,只有权力台面的洗牌;没有社会总体的换血,只有政治高层的换脸。他们的民主也就是“文革”水平,乌合之众,占山为王,一群民主的小帝王。

 

客:我去过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在那里听到街上的枪声,就像在国内过年听鞭炮,贼正常。在阿根廷那条大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有一次我在那里就遇到有人持冲锋枪打劫,当时我真是给彻底吓傻了。我的妈,国内小混蛋们群殴,也只是拍拍板砖,他们怎么冲锋枪在大街上抡?这个党,那个党,都改名“风雷战团”算了。

韩:法制比民主更重要,或者说,民主只是法制的一个环节。“文革”以后的新政,比较有意义的是两条。一是初建法制,降低官员们的支配度,比如恢复高考制度,让分数说话,权力插不上手。采用电脑阅卷和电脑录取后,权力更插不上手了。第二是放开市场,即削减官员们的管理量,把管不好或不必管的事务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一大批资源转移到政府的掌控边界之外。这样,支配度降低了,管理量也削减了,双管齐下,权力风险自然减仓和下行。有报告称现在民营经济已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七成,脱离政府的直接行政管理,算是割去了官权的一大块。有了这样的釜底抽薪,“文革”的概率当然大大降低。哪怕全国的广播电视都唱红歌,红卫兵上街的可能性也不大。

 

客:不对呵,新政以后,怎么贪官越来越多?照你的公式,法制降低了支配度,市场削减了管理量,怎么反而是一批批贪官茁壮成长前仆后继?

韩:“降低”和“削减”都是相对而言。绝对量却是另外一回事。2008年的国家财政收入8万多亿元,是“文革”后期的一百多倍,管理量反而是一路狂增。即便70%的企业民营化,但资产总额、财政收入、银行信贷、基建投资、社保覆盖、污染防治、国企收益等……无一不是体量疯长,如果得不到制度性消化,腐败肯定是防不胜防。这并不奇怪。就说交通部门吧,在很多地方都是厅长、副厅长、处长、副处长排着队进法院,原因之一就是公路大发展,资金多得让有些人冒汗,让有些人腿软,冒出了一大块管理量和支配度,至少是没来得及关进制度的“笼子”。

 

客:还真是的。去年我们驾车经过H省,发现他们那儿高速公路修得特宽特好,但再一打听,在交通系统得以善终的头头脑脑没几个。

韩:政府掌控资源太多,管理又跟不上,好多机构都高危化,一些“清水衙门”也今非昔比。我知道的宣传部长,也就省一级的,前前任手里只有百万级,前任有了千万级,现任有了亿级……一届就上几个台阶。这么多钱怎么花?我曾经给他们一个顺口溜:“说客靠忽悠圈钱,长官凭印象拍板,事前没有专业评审,事后没有审计问责。”一个财政厅长听说这个顺口溜后来找我,说你说得太对了,宣传文化口这么多钱我都不知是怎么花掉的。

 

客:政府变得这么肥,苍蝇和臭虫还少得了?还不把那些官员叮得臭哄哄?

韩:每一种新技术、新行业、新组织、新财富的出现,都会造成管理增量,面临制度相对空白,造成一些人的支配度急剧攀升。像宣传部管的那些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个粗糙的“笼子”也没有,连个立项和审计也没有,指标、配额、“招、拍、挂”的套路都没有,全凭部长摸脑袋,一支笔撒钱。

 

客:中国人似乎是天性的野猴子,贪官们更是制度天敌。别说没制度,就算有制度,也没几个愿意循规蹈矩。你到街上看一看,连落实一个交通规则都难,好像谁犯规谁就大爷。装傻,充愣,做手脚,绕个弯,办法有的是。依我看,在中国搞制度建设的确特别难。

韩:中国人不是没有制度建设能力。以前的祠堂、部落、青洪帮、晋商银号……不也有很多管得有模有样和章法分明吗?问题在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工商社会以后,一头撞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笼罩下,制度创新的心劲儿可能反而弱了。集权制度下的顺民当得太久,什么都不用想,想也没用,想了还危险,心劲儿可能就更弱了。学苏俄,学欧美,都学在浅表一层。像土地承包、考公务员、合股经营、定期巡视、朝官外放……这一些还是吃传统老本,把老祖宗的成法拿过来凑合。“一改改到解放前”,甚至“一改改到唐宋前”。

 

客:学西方可能更多些。中国人一直在当学生,如饥似渴地学。

韩:当然,从会计法规、到交通法规、到诉讼法规……在这里,你还不能不羡慕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制度创造活力。美国那些建国元老,居然想出什么三权分立,席位双比例,改选分步走,联邦与地方分权……都是用心很深,设计很精,考虑周全的手艺活。罗斯福对付危机也是天马行空,想前人之未想,想前人之不敢想。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如此活跃的制度生产,有两轮制度创新高峰,不盛极一时,也说不过去。

 

客: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制度多得让人眼花,可眼下最热门的非“民主”莫属。不管是左的右的、富的穷的,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奔着民主去了。这该是制度中最大制度吧?

韩:民主是现代制度建设中的大头,但不是全部。成熟的民主总是依托一个制度体系,既要制约元首,也要想办法制约选民、议员、媒体、政党、意见领袖;既要制约政客,也要想办法制约资本、宗教、地方宗法势力。无所不在的约束,才能促成社会总体的理性最大化——否则民主的风险就会升高。这是一个需要深耕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制”,是一张制度的大网,一系列制度的组合与配套。但有些人眼下想的,不过是在官场建立人脉,再加上谋划收购媒体,结交地方势力……

 

客:很多贪腐案中的交代材料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只要闭眼一想,就可以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

韩:有些人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画等号,在制度细节上倒是不用心,不下力。其实,一个老板,企业所有人,在他的企业里讲民主吗?除非他本身是一个明君圣主,《公司法》一类并没有规定他必须民主。他不是员工投票选出来的,不是消费者投票可以撤换的,是由股权决定的,与民主毫无关系。相反,员工如同机器和厂房,只是他买来的一些生产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他掌管公司里的一切,既立法,又执法,个人支配度极高;如果碰上管理量也大,两条上行线,形成巨额的权力,完全可以与一个国王相比。“微软帝国”、“通用帝国”、“沃尔玛帝国”几乎都富可敌国,国中之国。西方人说,可以出门骂总统,不能进门骂老板。中国人以前听不大懂,现在也开始明这个理了。Boss就是爷,就是王,就是老大。

 

客:不过资本家对自家资产的管理责任心似乎强一些,一般不应该乱来。而且企业管理无关社会公共事务,就算他们天天坐专机上厕所,也不花老百姓的钱。“危权量”这种概念可能不合用他们——逻辑上是这样吧?

韩:你别忘了企业不是存在于真空中。消费者、贷款方、股民散户、所在社区、内部员工等,无一不是企业所涉的公共事务。从这一点看,这些企业帝国的私权力,差不多是一种次级公权力,至少有公权与私权交叉重叠的部分。

 

客:那当然。如果他们卖假货、违规排污、走私偷税、操纵股市……那就是砸大家的饭碗了。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例子。

韩:这么多的公共事务,任由一些帝王插手,潜在风险还是很大。他们如有恶行,大多情况下必是以公权力的配合为条件。这就是权力“寻租”,一种私权力的越界扩张,与公权力实现有价兑换。

 

客:只有他们才“租”得起,又送别墅,又送名车,又送美女……老百姓出不起这些银子。

韩:更进一步,他们调动自己的各种资源,控制媒体,操纵选票,雇用精英说客,砸下政治献金,问鼎国家最高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风险降低了吗?没有。相反,一个企业帝王可能变成社会帝王,一种企业专制可能放大为社会专制——只是可能多了一些“民主”的验证认可程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法律裁定,取消政治选举献金的金额上限,为资本控股国家敞开了大门,为“一人一票”转型为“N元一票”提供了方便。这样,他们的反腐败是堵小门,开大门;堵了违法的小门,开了合法的大门,对资本特权一步步撤防。听说有些美国人吃饭时听到这条新闻,吓得刀叉都掉到地上。

 

客:资本与资本就不会打架?如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博弈,说不定可以让权力风险相互抵消一些。

韩:资本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现在的趋势是兼并活跃,资本垄断化,大鱼越来越大了。

 

客:你提到的“旋转门”,就是权力可以通向金钱,金钱也可以通向权力,两者都是民主之敌,或者说两者都该被笼子关起来。

韩:因此,“小政府”的说法还应加上“小资本”,形成“小政府/小资本/大社会”这样一个三角形。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宜少,资本垄断的范围和程度也不能大。除非有国计民生的特别需要,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兼并规模应有上限,超限者必须拆分,串通垄断者必须严打,避免中、小、微型社团和企业的边缘化。

 

客:前一个“小”,像是共和党的话。后一个“小”,像是社会党或共产党的话。

韩:看到资本弊端的时候,“左派”容易受到“大政府”的诱惑。看到官权弊端的时候,右派容易在“大资本”面前犯晕。其实这两种方案都可能升高权力风险,造成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化,再下一步就是垃圾化。一旦走到这一步,改变所有制有多少意义?经营铁路的国企可能出人祸,换上私企同样可能出人祸。消费者去买一张火车票,进一家产科医院,喝一瓶牛奶或矿泉水,决不会只看对方由谁控股,是什么所有制。事实上,一个民企若有良规善制,社会责任感强,私中就有公了。一个国企若无良规善制,社会责任感弱,公中就有私了。理论家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消费者们心里明镜儿似的。

 

客:全球几十年冷战打来打去,看起来打的是所有制,打的是姓“社”还是姓“资”,其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

韩:所有制是可以掏空的,可以变味的,可以有名无实的,就像结婚证并不能保证爱情。冷战是所有制主义的产物。

 

客:西方国家刚刚庆祝过“冷战”胜利,喜事还没办完,闹心的事就没完没了,可见私有制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韩:迷信或仇视私有制,都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避免神化民众,私有制也许合适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人,接近一般人性的道德水准——至少在现在是这样。但优秀的私有制,比如有些“百年老店”,都能在制度细节下见功夫的,有利私与利公的双重效益。

 

客:那是,一家老店能开百年而不衰,肯定是弄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能够克制贪婪和混乱。

韩:大学那几年,我和同学们也闹民主,又是游行,又是静坐的。但学生组织很快出现内讧,起因于募款账目不清,结果互相泼粪,把自己给搅黄了。后来我发现一些政治团体,常见的矛盾起点也是财务。你说我黑了钱,我说你做假账。你想想,连几笔募款都管不好,民主英雄们还能有多少戏?找一个会计,找一个出纳,定几条死规矩,这样简单的事情,民主派也做不好?可见民主是换人易,建制难。当年红军的“三大纪律”,其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管外,“一切缴获要归公”是管内,就是最基本的制度起步。这是一个最低门槛。如果别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那些从德国、日本学成回国的将星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天下就只能是红军的。你不服气也没办法。

 

 

道德也是个笼子

 

客:制度重要这不用说,可是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是由人来制定的吧? 都得由人来理解、判断、操作、执行吧?再好的制度,遇上专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道的执行者,碰上信奉“不管白老鼠黑老鼠,不被猫捉就是好老鼠”铁律的硕鼠们,肯定能给你用邪用歪,整得你没脾气。

韩:这是制度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即便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降低支配度,但它不会是零。削减管理量,但它也不会是零。只要大家不是柜员机,社会就永远无法摆脱人性弱点的局限。因此人们可以减少但不可能消除权力风险。好制度也总是从无到有,从粗到精,从弱到强,从老化到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

 

客:那么制度空白或半空白,不就成了常态?一个革命领袖走出家们,邀几个哥们儿起事,哪有那么多制度等着他们?但他们有时不也做成了大事?

韩:制度之外,还得说道德。

 

客:道德这东西更虚,更无形无迹,更不好量化。

韩:曾经有一个组织,选10个城市,在每个城市撒下30个钱包,在钱包里留下失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他们根据钱包回收率,测定出这些城市的市民道德状况。这不完全是胡闹吧?还有,犯罪率、信用记录、慈善捐赠统计、有关抽样民调……也可以提供很多数据。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我相信道德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各种特定条件而异。但如果设定范围和约定标准,对大体和大势做一些描述应该还是可能的。

 

客:好或坏,较好或较坏,只能有一个大致判断。

韩:善德可以制约权力,形成安全网和防火墙。世界上既有暴君也有明君,既有好民主也有烂民主,道德可能就是幕后的一大推手,升高或降低了权力风险。

 

客:这就是说,你那个公式还得加上一个道德系数?

韩:对,加上一个M值。保险公司加上这一项测评,可以调整客户的保额和保费。当下这个社会,肯定不是道德变化曲线的高位区,如参照同口径的犯罪率记录,肯定是一条大阴线。根据法律部门提供的数据,说权力风险在2000年较之“文革”前,在制度建设水准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升高了6倍,大概不让人奇怪。

 

客:有远见的大商人,其实都特别重视后人的道德培养,把这事当成了创业之基,守业之本。

韩:资本主义的理论鼻祖是亚当·斯密。他就非常看重这一条,专门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他们可能都知道,企业主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里是独裁者,或准独裁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危权量极大。因此,如果没有律己修身的功夫,经常是家业越大,风险越大,甚至最后闹个众叛亲离,小命难保,不得善终。其实,培养一个合格的酋长、将军、教主、皇帝也都是这样。他们都是乾坤独断,一言九鼎。

 

客:是呵。不用仁义道德一类捆住他们,那肯定都是社会公害。

韩:孟子强调小吏可以“谋食”,但大官一定要“谋道”。明明是双重标准,有什么道理吗?现在看来还真有道理。治下以法,治上以德。治远以法,治近以德。小吏的管理量小、支配度低,比较容易被制度管住,就像管住一个警察、一个出纳、一个服务员,不是太难的事。但大官一般来说管理量大、支配度高,特别是在制度几近空白的时代,不靠道德来管,靠什么?古人所推崇的圣德、大德、美德,都是制度的代用品。由此产生的所谓领袖魅力,无非是一种道德吸引力、道德影响力、道德动员力。

 

客:西方那些总统就职,不是《宪法》就是《圣经》,你总得手按住一样来宣誓。制度或道德,你总得来一样。硬笼子或软笼子,你总得来一个。

韩: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不是没制度,是制度成本太高,再好的制度也就只能摆一摆,换上道德约束这个低成本办法。比如文明司法,需要养法官、盖监狱、雇警察、供牢饭、安装电子监视系统……都是一笔笔财政开支。如果负担不起,就只能靠官员去相机处置,自由裁量,依赖官员的个人道德素质。鞭刑或者杖刑,是古代低成本的司法,可能打错了,也可能打对了,全凭县太爷一张嘴。

 

客:我弟是警察,前些年财政困难的时候,能按时领到工资就不错,汽车没油喝,差旅费不报销,连电话都没钱打,怎么文明办案?监狱人满为患的时候,对小蟊贼又不能不管。他说,他们的土办法,就是让小偷挂着赃物游街,让聚赌的蹲在地坪里曝晒,让打架伤人的每天交罚款——不能一次交完,得每天交两三角钱,不怕不累死你。这些办法特不尊重人权,但好处是减少犯罪,没什么大花费。

韩:物质条件的确是制度保障的基础,试想,如果眼下没有巨型计算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国的海关、税务、银行联网监控也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卫星盯着,土地监控也很难落实。如果没有GPS或北斗系统,要管住公车私用也很困难。这些都需要成本。

 

客:这就是说,制度成本如果超过支付能力,人治或德治,有时是无奈的选择。

韩:对呀。孔子、老子都认为“刑政”不如“德礼”,不一定是他们不懂法,不重视法,也许是他们认为德治更有效,更省事,成本更低廉,更符合当时的国情实际。只有到了道德崩坏之时,法治才是无奈选择。

 

客:德治也是有成本的吧?

韩:当然,一个品德端正的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受多少委屈,多少磨难,多少历练和修养。一种社会道德正气的形成,需要多少灾难的启示,多少牺牲的激发,多少仁人志士的奋斗和追求。我们只要看一眼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诞生之时的社会苦难背景,看一看孔子、墨子、老子诞生之时的战祸延绵和血流成河,就能明白道德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奇迹。一般来说,道德是人类大痛、大悲、大怜之后的一种精神反映,也有一种生成机制和成本投入。

 

客:那么在你看来道德风险可以有效管理吗?

韩:小管理是有的,比如建设家庭文化、企业文化、机关文化、社区文化、民族文化与精神……文化就是道德的载体。优秀管理者在这一方面的用心,决不会亚于对制度的用心,肯定是“扶正”与“祛邪”并举,长效药与速效药兼施,软约束与硬约束相得益彰。很多时候,哪怕单从经济着眼,一个团队的氛围、情绪、表情、心态这些东西也都是生产力,相当于用道德红利省掉了制度成本。

 

客:你只说了“小管理”,什么是“大管理”呢?

韩:全社会的道德生态和道德周期变化,受制于资源供给、技术条件、文化潮流、危机推动等太多因素,是一个综合发酵的长期过程,对于管理者来说可能有点鞭长莫及。就像一个农业公司,可以调控水、肥、种子,但对于全球地质变化和气候变化,没法绝对地“人定胜天”。晚清没法变成盛唐。保罗没法再版耶稣。古人强调“时”和“运”,意味着全口径的社会条件变化,包括了总体道德态势的潮起潮落。遇上道德严寒,就扎一个温室大棚好了。没法“胜天”,“顺天”就是出路。扎棚子就是顺天而为。

 

客: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小局做起,从小事做起,能做多少算多少就是这个道理。

韩:仁人志士一旦投入实践,特别是要谋大事,涉及“治国平天下”,面对巨大的管理量,就不能仅仅依靠道德了。所谓“内圣外王”和“内儒外法”,就是前人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的经验。在这里,道德既是辅佐制度之器,也是制度创造之源。优秀人物通常是制度创新的高手。中国的汉唐之所以强盛,既依托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但与郡县制、科举制、两税制、府兵制、谏官制等也密不可分,无非是人们想象、设计、推广、检验、完善各种制度的结果。在当时的有关制度下,有时候连皇帝也没法独裁,比如唐代门下省有权“封驳”敕令,行使副署权与否决权,相当于监审机构。

 

客:你上次就说到过这事。

韩:你可以看看《唐律》和《宋律》,当时的律法并不是豆腐渣。比如鞭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司法权五级分解,以至“人命关天”,唯中央朝廷才有死刑批准权,对杀人慎之又慎。很多人以为那时候没有“法治”,以为权贵们都是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大概是从一些文艺作品得来的印象。正像欧美在工业时代创造出制度比较优势,中国也曾在农业时代一度创造过这种优势——只是有些人忘记了这一点。长辈说“家法严肃,内外斩然”,乡村里行家法,也不会是乱出牌的。

 

客:我们这些前文青,读多了黑幕小说,对那些人物和故事印象太深了。

韩:当然,古代中国植根于农耕定居文化,人情传统深厚,制度容易被软化和磨损,也许是法治易损易碎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中国幅员广阔,多民族混居,地域差异性大,任何一种制度也难普适天下,得留下各种变通的余地——这也为道德化的人治提供了合理性,鼓励当权者适度地自由裁量,所谓法无定法,道无常道。“权”的中文意思是权衡和权变,不是英文中的power。“当权者”的中文原意是会权衡和权变的人,不是英文中的ruler,一个拿尺子到处比量的人。

 

客:我爸爸最喜欢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说人不能被尿憋死。他当年跟着工作队去矿山办案子,不讲国法,不讲党纪,天天讲什么恶有恶报,什么雷公电母,什么阎王小鬼,整个一个宣传反动迷信。他说,那些粗人就信这个,你不这样讲还没法把案子查出来。

韩:那叫调动人们的心理存量,好比一个女孩骂粗话,你说当公主是不骂人的,她就可能不骂了。“公主”是她的心理存量,你调动起来就容易说服她。

 

客:人们有各不相同的心理存量,因此“灵活”就是因人而异,维护制度讲求一个有情操作和柔性操作。

韩:合情、合理、合法,中国人总是把“法”摆在最后面。这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较大差异。西方人当然也讲人情,也讲灵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一个警句:“以同情调配公义”,就有这个意思。不过,中国人通常对事物特殊性有更多照顾,更不习惯“一刀切”,更不喜欢“一根筋”。就像中医的理念,习惯于“同病异方”和“异病同方”,从根子上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完全相同的病,适用完全相同的方。

 

客:有一个美国教授到我侄儿的学校参观,看见墙上那些励志教育的一套名人画像,吓了一跳。马克思,斯大林,邓小平,爱因斯坦,孔子,华盛顿,甘地,孙中山,胡适,雷锋……全挂在那里。她觉得这哪儿跟哪儿,有这样不靠谱的大拼盘吗?

韩:她可能不知道,把所有这些东西煮成一锅,就是中国。

 

客:什么都想要有,也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

韩:当然有这种可能。这取决于中国人的肠胃。肠胃好的话,道德和智慧的力量都强,把祖宗版的旧制度、山寨版的洋制度,江湖版的土制度,统统吃下了,都消化好了,然后形成一种丰富的、复合的、周密的、灵敏的制度系统,促成善政良治。胃口不好的话,就吃坏肚子,集百毒于一身,把自己变成一个化粪池。

 

客: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韩:一个无法无天的乱世。

 

客:你似乎不相信一个完美的世界。

韩:可能是这样的,人类社会永远都是带病运转,动态平衡,有限浮动。人们努力的意义,不在于争取理想中最好的,在于争取现实中最不坏的——这就是现实的理想,行动者的梦。有一位勇敢者说过:“世界上没有勇敢的人,只有怯懦少一点的人。”我们也许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只有丑恶少一些的社会。”

 

客:好像有人说过,这叫次优主义。

韩:就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而言,这也算是一种“最优”吧?

 

客:我觉得你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你还是把它们写出来吧。要不说话一阵风,以后就可能忘了。

韩:最近我可能要动手,算是把这些年的想法理一理,也包括朋友们的想法。

 

客:书名想好了吗?

韩:暂定名《革命后记》。

客:听上去不错。好,我等着。

 

 

(由杨鑫录音并整理)

 

 

(责编: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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