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奇怪，而且有的有音无字。像“密儿”、“趁”，问她娘是哪个字？她说不出。男孩的小名多是地名，据说孩子生下后第一个进门的外人先问是哪里人？那人说是“兴尧的“孩子就叫“尧”。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外地，那外地的地名就作为孩子的小名。因此，这个村里有叫“洛阳”的，叫北京、南京、四川、河南的都有。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特别，有了孩子，男人用女孩的名字称呼妻子，女人则用男孩的名字称呼丈夫。外人叫女人，很少呼名子，多是叫“某某家的”，有时也是叫孩子的名字，初次听到有人叫我女儿的名字，看了看女儿并不在跟前，最后才知道那是在叫我。大女儿的好朋友’“挑”，是个健壮的女孩，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两条短辫，全身透着青春的活力。他是全队最能干、挣分最多的女孩，可她家也是全队最穷的，原因是她的家庭。她爹是个赶大车的，不幸从大车上的草堆上摔下来，瘫了。挑她娘是个好女人，每天上工前都把他抱到屋外晒太阳，放工再把他抱回屋。照顾了几年，他死了。撇下了老婆和三个孩子，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的很艰难，书记很同情挑她娘，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劳改释放后在农场就了业的老贾。据说老贾家都是干部，老贾是在部队上犯了“错误”，当了劳改的，刑满释放后家人和他“划清界限”不肯收留他，就在农场就业了。在农场老贾是在鞋厂工作的，学会了做鞋，他们结婚后，就离开农场搬到挑家来了。村里没给他落户口，也没分给他地，就没有他的口粮，好在他有手艺，每天穿着那件证明他曾当过兵的，洗得发白布满补丁的旧军装，骑着辆破自行车，四处赶集去给人做鞋，修鞋，也收购些破鞋洗刷干净修补好在集上摆着卖，从此挑一家都不缺鞋穿。挑她娘不认为这个人坐过牢算什么污点，她说老贾成分好，成分不好能当兵吗？没几年，挑她娘（这时已有人叫她“老贾家”了）就又生了三个女孩。老贾可以说是村里的“另类”，他说着一口外乡话，给孩子起名，不像这里人不是叫密儿呀就是叫塞（女孩名），他的小孩叫：“玲玲”和“莉莉”。村里人都管父亲叫爹，惟独他教小孩叫他爸爸，这也引起人们的嘲笑。每次他赶集回来（车把上挂着买来的烧饼），玲玲和莉莉跑着迎上去喊“爸爸”的时候。坐在胡同口的老婆们就说：“这里没有兔子，那里来的巴巴？（此地唤兔子的声音）”就是一阵哄笑。挑和他娘都很要强，再穷，再苦也总是笑眯眯的，从不诉苦，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模样。挑有一件带黄格子的“的确良”衬衣，那时候是很稀罕的，很少人有。挑就穿着它上工，下地干活。回家洗了晾干再穿。老贾没能使她家摆脱贫穷，他家的三间房子现在只剩下两间，东头那间露着天：檩条和大梁都拆着卖了。为了挣钱，挑去外村拿回些尼龙丝干加工活：编网兜，也分给我女儿一些。拿原料和送成品都是挑去。他俩还一块儿去过农场，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

　　晚上记完工，有的人不想回家，留下打扑克。五州说他累了，就和老道一块往家走。老道是“背生”的，生他时他爹已经死了，怕不好养，他娘给他起名“道士”，也叫“老道”。五州家在公路东边离河不远处，在村子的边边上，他爹叫刘琪，土改时，他还在外村上学，回来后继承了家庭的“富农”成份，全家从原来在村里的大房子里，给撵到村东头紧靠河边的一个场院屋里住，（场院屋是场院里放农具的小屋）。 成份不好的人没有人肯嫁，娶不上媳妇，只能从亲戚里找，结婚后，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五洲是老大。刘琪聪明能干又有文化，孩子大了也都是干活的能手，全家人齐心协力地操持着，当年的场院屋大改样了。现在的刘琪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一排三栋房子，两栋新盖的是为两个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房前的院里有压水井，有鸡窝，兔子窝，种着时令青菜，葱、蒜、西红柿什么的，收拾的干干净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不是被撵到这村边上，还住在村里面，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的。村里种水稻就是派刘琪去学会了，稻田由他管理的。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拔稗子；从种到收都是他在尽心尽力的经营着，种下的头一年就获得丰收，亩产一千多斤，家家吃上了大米。他两口子和两个儿子五州和五全，女儿妹都是劳动能手，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也许因为出身问题，这家人都寡言少语，不爱说话，终日里埋头干活。冬天，别人都坐在饲养室里喝水聊天时，刘琪家的人都没闲着，不是在家打绳、编筐就是背着粪筐沿着公路拾粪。五州他娘则给全家人缝衣做鞋，有一次我问她，五州穿多少号的鞋,她愣了，说不知道鞋还有号，因为从未买过鞋。这就是中国“富农”的形象。五洲和老道走过德收家的新屋，（就是我家前面那座房子，）新屋刚盖好，屋里空空的，窗户光安上框还没有安窗扇，里面用稻草塞着，有大门。老道说，我去记工的时候，看见飞进去一只鸟，咱进去捉鸟吧。说着推开那两扇虚掩着的大门，老道打亮手电一照，只见依偎在墙角的一对男女倏地分开，男的夺门而出，竟是五州的弟弟五全，五州见状扭头就走，女的却不慌不忙骂了句：“半昏！”（当地土话傻瓜，白痴之意）。不出一天，五全和挑相好（这里没有恋爱这个词，只叫相好）的事就传开了。五全他娘知道了很高兴，不愁因为成分不好娶不上媳妇了，何况这未来的媳妇又是挑，这个长的又好，又能干的女孩。托了妇女队长孙秀英和大队会计的老婆去说媒。那天在菜园里干活，挑她娘的三个小孩都围在身边玩，休息时，两个媒人过来叫玲玲和莉莉（其实这个名字只有老贾叫，村里人叫他们大妮儿和二妮儿）把小妮儿抱走，很严肃的和挑她娘说起和五全家结亲的事。他俩说，两个年轻人相好，你也听说了吧？你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担子重，刘琪家劳力多，生活好，两家结了亲，可以帮助你家。总之，说了一大些好话。挑她娘笑眯眯地听着，说回家去再问问挑的意见。这事一传开，又正式找了媒人，这事好像就有八分成了。两个青年人虽没有当众表示什么，但心中都默默认可了这件事。栽地瓜时，规定是女青年挑水，男青年推小车往地里运地瓜芽，年纪大的就在地瓜壟上挖坑，按芽，浇水。五全推来小车，见挑的水桶放在地上，放下车子就挑起空了的水桶替挑去挑水，让挑多歇一会儿。在村里道上倒粪，（把掺和着土的粪堆捣碎）太阳晒人，他娘叫小女儿回家去拿几个苇笠，特别嘱咐多拿一个给挑戴。傍晚，别的女孩去河里洗澡，挑不去。有一次我在靠公路的南崖头上坐着乘凉，有个人直冲着我走过来，原来是五全，到跟前见是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他准是把我当成和他约会的挑了。自古到今，不论中外，青年男女相爱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老祖宗定下的本村人之间不能结婚的老规矩，也没有人理会了。老规矩虽然打破了，但是又有了新规矩，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挑她娘虽然没有文化，但这点还是懂的。她拿不定主意，就去找书记征求意见。书记耐心地跟她指明了和刘琪家结亲的利弊。刘琪家日子过得好，孩子也老实能干，可是就是这个成份问题，对你家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和他家结亲，将来挑的兄弟就不能当兵，甚至连个民兵都当不上，当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挑她娘一想：对啊，刘琪家四个儿子，不但是当兵，就连民兵也没有一个。这可是影响全家子孙后代的事，不行，绝对不行。书记见她终于明白了，接着提起自己姐姐家的外甥，年纪和挑相仿，出身也好，愿意当这个煤人。挑她娘当即同意了，别忘了当初她和老贾结婚还是书记给介绍的呢。她和媒人说了因为刘琪家的成份问题，这个亲结不得。俩媒人说，你嫌刘琪家成分不好，你家老贾还是个劳改呢。你就不怕受影响了？挑她娘说，老贾虽然当过劳改，可是他成分好，要不他还能当兵吗？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五全找的媳妇仍旧是他老娘家的亲戚，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挑头一次跟着书记去到新对象家，一见面人家就给了二十块钱。此后，挑隔三岔五的去，每次去拿到钱后，有人就看见她去固堤供销社去买东西。这样过了一段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结婚，她突然到我家来了。她问我家有没有地图，她要找一个叫敦化的地方。我拿出地图并给她指出敦化的位置，“就这么个小点？”她说。不久她就走了。他娘说她上东北亲戚家去了。（后来，她在敦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还回过老家给了她兄弟一笔钱，帮他盖了房子。）

　　妹是刘琪的大女儿，五全的妹妹，她长得不是很美但是很秀气，很文静，从不和别人说笑打闹。就是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竟然怀孕了，据说怀的是民兵连长金秀的孩子。金秀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这还了得！家里很快给她找了婆家，是北乡的一家人家。这里的人们素有“宁向南挪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的说法，因为南边富，北乡人穷地薄生活苦。刘琪老婆的娘家就是北乡的。妹他娘领着女儿到县城的大商店里买了各种颜色的条绒，找人做了几套条绒衣服，临结婚前，五全骑着车子，后座上带着妹去了趟固堤，有人说是去了卫生院，几天之后妹就结婚了。正是我们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我看见妹穿了一身红衣裳，骑着大马，脸上还带着一副蓝眼镜，看起来怪模怪样。有一次妹回娘家，正好赶上村里放电影，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妹走在前面，我听见后面两个女的指着妹说，这就是那个结婚前三天才流产的人。挑和妹这两个可爱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南仲寨。

　　“看”是我二女儿的好朋友，也叫“小看”，是二队太华家的孩子，和我家老二同岁。太华夫妇极其善良，他们有七个孩子，拿我女儿跟自己孩子一样。太华家在我家对面盖了新屋，和我家门对门。小看一个人在新屋睡觉，教我女儿和他做伴，正好我家也窄巴，隔着又近，就去了。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快四十年了，还有来往，经常通电话。

　　工 分

　　“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就是粮，工分就是钱。虽然十个工分才值一毛二三分钱，可就指着这些钱过日子呀。队里规定，整劳力每天八分，妇女七分，老年人每天六分，除此之外还有机动分，就看队长怎么定了。队长子辰说过“分多分少，有分没分都在我肚子里”就是说，根本没有定数。譬如有一天干完大田的活儿，回到村里经过场院，子辰说，有要回家做饭的可以先回去，剩下的人把场上晒的东西收起来。一些女人回家了。剩下的人用了半个钟头把场院收拾干净了，子辰说，这个活儿每人二分。那些早回家做饭的女人听说后后悔不迭。第二天，又是这样，这回没有一个人先回去。干完大田的活儿回来又把场院上的活儿干了。完事后，子辰说：“今天是义务，没有分。”你就干生气去吧！有的老社员好心地嘱咐我，干活跟着队长老婆，吃不了亏。这是实话。

　　下来的第一年，全家的口粮费用，来时单位已经支付了，干活先不计分。如果计分，我们肯定挣不出吃来。我们不惜气力，但实在是不会干。我很佩服农民，他们能长时间地蹲着干活儿，我却蹲不下，腿痛，只能弯着腰干。锄地时，我不会“倒步”，（两腿分别用力），一个姿势向前撵，就特别累，草没有锄掉几棵，庄稼倒锄断不少，队长不让我干了。豆子成熟了，摊在场院上，套上骡子拉着石头辘轳辘碡碾压。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端着个脏铁盆，跟在骡子腚后接屎接尿。队长说，你紧跟着它，看它一撅尾巴就赶紧接住，别让它把屎尿拉到豆子上。我害怕骡子踢我，不敢靠得太近，只盯着骡子的尾巴，跟着它转了几圈，忽然它尾巴一撅，我以为它要踢我，吓得我直往后退，队长抢先一步夺过我手里的盆，还没凑上去，骡子屎尿都拉到豆子上了。队长嘟囔着收拾了那些沾上屎尿的豆子，并没有责骂我。其他社员也从未因我不会干农活讥笑或“欺负”过我。想到这儿，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但是，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对他们对我们都一样，只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而我们尚不适应而已。我也想适应这“新”的生活，并努力去做，想和他们一样。干活累了时，不管脏净，就地躺下；渴了，看见小水沟，不顾沟边上的牛蹄子印（牛刚在这儿饮过），扒拉开水面上的草沫，捧起来就喝；和社员一样，也生吃路边长的豆角。但就是像水和油一样，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走到那儿，不用开口，农民一眼就看出你是“外人”。去固堤赶集路上，公路边不远的地里，一帮青年正在劳作，忽然停下了，指着我连说带笑，好像看一个怪物。我也停下脚步，瞪着他们，对峙了一会儿。我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大帮，我感到孤立无援，那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落到了动物群中，和一个动物落到了人群中一样。还有一次，队长叫我去打地瓜垄，那块地不大，就我一人去。那地离我们村有五六里，离另一个村更近一些。我用心地把土坷垃打碎、打细，壘成一道道垄，我干得很细，很慢（农民说我干活“像绣花”）。从我一开始干，隔着大路另一个村正干活的人就直看我。我刚打了几条垄，从路对面跑过来一个女青年，在我打好的垄上，来回的踩。我几乎是哀求她说，你别踩了，我好不容易打了这几条垄，你踩坏了我还得重打。他一面踩着一面说，“你好不容易？我就是要叫你重打！叫你重打！”路那边的人有说有笑地在看，连活都停下了。有一天，说是要放电影，放映员已来到，正在大队吃饭，天还没黑，“银幕”：两根长杆子撑着一块白布，就在南北仲寨之间刚出完地瓜的一块空地上树起来了。“看电影去喽！”有人在喊。孩子们找着各自的伙伴去了。我顾不得吃饭，披上一件破棉大衣，抓起两个煮地瓜塞到口袋里，提着凳子直奔场地。人已经来的不少，“银幕” 两面都有，有坐着说话的，有站着四下里找人的，吆吆喝喝乱成一片。村干部拿着树条子在人头顶上抡过来抡过去，一面喊着“都坐下！都坐下！”人们怕打倒头上，才纷纷坐下。我不愿和他们挤在一块儿，怕招上虱子，就在银幕背面稍远的地方坐下并掏出一块地瓜吃着。这时，从北仲寨那边过来一帮半大孩子围上了我。有的说，这是野巴珍！（这里管疯子叫野巴，珍是东横沟的一个叫珍的女疯子），有的说，这不是野巴珍！有的撇着怪腔问我：“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见我不做声，只闷着头吃地瓜。“是哑巴吧？”“拿手电照她！”，“照她！”他们都拿着手电，却都怕费电，叫别人“照”，自己都不“照”。嚷嚷了一阵，见响起了音乐，电影快开演了，才散去。最后离开我的那个小男孩把脸凑到我脸前，做了个鬼脸，故意压低了嗓门说；“过一会儿就来一个马虎（狼）吃了你！”说完就跑了，我又好气又好笑。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跟前，亲切的说：“你冷不冷？上我家去暖和暖和喝点热水吧.”我冰冷的心被她这一句话给融化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幸亏天黑，她看不见。还有一次，我牙疼，过去牙一疼我就上医院请医生把病牙拔掉，这次又疼了，正像俗话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试用了几种方法：在手上的穴位上扎针、含一口烧酒，歪着头，让牙泡在酒里，都止不住疼，我想还是拔掉最彻底，就去了固堤的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和兽医院紧挨着，中间有一道矮墙。一边的院里柱子上拴着病牛、病马，另一边院子里靠墙根坐着几个病歪歪的人，看样像住院的病人。我进门找到挂号处，交了一毛钱，说我要看牙科，里面的人说，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去外科吧。外科诊室里只有一个大夫，他看了看我，问，“你是那里的？”我尽量撇着腔，学着当地的口音说“仲寨。”“那个仲寨？”，“南。”我只想用最少的话来回答，怕他多问。但是他还是问“南仲寨？我怎么不认识你？”露馅了。我只好说，我刚来不久。他“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不再问了。我请他给我拔掉那颗病牙。他说这里没有治牙的设备，不过可以凑付着拔。他把一把椅子靠墙放着，椅子背斜倚着墙，后两条腿着地，前两条腿悬空翘着，让我坐在上面，这样我的脸就仰起来了，给我注射了麻药，少过一会，他从玻璃橱里，挑出一把钳子，他用钳子夹住那颗牙后，就往外拽，他仿佛用着全身的力气，“嗯！”“嗯”地，嘴里也在使劲，钳子一下子滑脱了，再夹住，反复几次，牙没拔出，他已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了。他喘着粗气说：“咱俩都累了。歇一会儿吧。”我也出汗了，就点了点头。心想，当个牙科医生不光是脑力劳动还是重体力劳动。过了大约有十五分钟，他说，开始吧。，我说，过了这么长时间，麻药已经失效了吧？他说，对，对。重新打了麻药。这次他改变了办法，他从玻璃橱里找出一个凿子，先用凿子在我那颗病牙四周凿了几下，把牙床豁开，（这让我想起人们在刨树根前先把周围的土挖松），然后才用钳子夹住牙，很快，牙就拔出来了。他举着夹在钳子里的那颗牙，像举着一件“战利品”：“你看，怪不得这么难拔，它有三个根呢。”我交了五毛钱，嘴里咬着一团药棉，往回走。快走到菜园时，看见全他娘，问我：“老高，咋去咧？”我吐出那团浸透血的棉花。“去医院拔牙去了。”“拔牙还用去医院，要钱吗？”“花了五毛钱”。“哎呀，还花五毛钱哪！俺拔牙从来不去医院，也不用花钱。”“那怎么拔呢？”我问。“全（她儿子）把一根马尾栓到俺牙上，接上根麻绳，把麻绳的一头栓到门上，使劲一踹门，牙就拔出来了。”

　　队长领着我们去地里给庄稼施肥，把粉末状的化肥撒到地里。我看到化肥袋子上印着不能在雨天使用，雨水会把化肥冲走。而当时天阴得利害，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我要去提醒队长，今天不应施肥。一个年纪大的社员阻止了我。他说，要当个好社员就要不提意见，不悖文。化肥被雨冲走了，再撒一回，不是还能再挣一回工分，那不是更好吗。他不去想，那浪费了的化肥会使工分贬值。这些道理没法对他们讲，讲不明白。结果还真是施了第二遍。

　　这年秋天雨水多，涝了。从泥泞的地里挖出的地瓜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水唧唧的。好在我们还有退职金，能去集上买粮，吃的不愁，而且明显比农民吃得好。村里有家人家做酒卖，也卖酒糟。我用酒糟发面，蒸馒头。没有菜，我也把黄犀（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一种野菜）的嫩叶用盐和醋拌了吃。肉食是没有的。八队饲养的一头牛受了伤没法治，杀了。牛肉拿到集上卖，下货就在场院上“叫庄”（拍卖）。那是头母牛，肚里还怀着小牛。同吉花一块钱买了那个没出生的小牛，鼓动着我们买那胎盘。我想既然人的胎盘（中药叫紫河车）是大补的东西，牛的胎盘肯定也一样。买回家煮了一大盆，很难吃，又切碎红烧，最后还是请农民来吃掉，他们倒是吃的津津有味。同吉家煮了小牛胎，请了孟去喝酒，孟回来说粘乎乎的，没有肉味。有一个队里的马在饲养室院里跑动时，被一个尖头木桩戳破了肚子，，也杀了。这次我们买了一套“上水”，就是心、肝和肺。这三样东西整整装了兩水桶。我把马肺送给农民，把心和肝煮了，让孩子们像吃干粮那样拿着吃，吃不完又切了晒成干。马的心肝吃起来和猪的差不多，只是肉粗一些。这回同吉买了下水，就是马的大肠和小肠，整整一偏篓。他在湾里洗了，加上些萝卜，煮熟了给我们家送来一瓦盆，还说“我净给你们挑了些肉”。我见汤面上飘着不少草渣，一看就是马肠子里还没排泄出来的东西，没敢吃，偷偷地倒了。除此之外没吃过肉。小女儿写信给姥姥：“您来吧。您来时要是队里再死一头牛就好了。”我们还吃过黄鼠狼。农民打了黄鼠狼只要尾巴，（卖给供销社每个三块钱，）身子就扔了。孟捡回来，剥了皮，切块煮了，吃起来味道和鸡差不多，就是有股骚味儿。见我们吃，农民打了黄鼠狼也主动送来。

　　我在前面说过，这儿离劳改队（潍北农场）总厂十五离地。农场有电，夜晚站在南仲寨的河堤上，对着北方一片朦胧的灯光，小队的会计本祥跟我说：“那就是农场，一个小城市啊！”那种赞叹的口吻，那种响往的神情，仿佛那里是天堂。普通农民的生活和劳改队，和农场的关系如此紧密是怎么也想不到，恐怕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处的。

　　村里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劳改队的东西，水桶、扁担、镰刀、锄、锨、绳子，藤子编的水斗……什么都有，可以说见什么拿什么。农民说了，拿农场的东西，不算偷。去农场拾柴火，能把场里捆好没拉走的秸秆装上车推着就走。路过农场的菜园，西红柿啊，黄瓜啊，茄子啊，连吃带拿如同自己家的一般。有的女人，在农场的菜园里偷菜，见有人来，解开裤子蹲下，装着拉屎撒尿，或干脆脱掉裤子。看园的犯人不敢靠近，怕被诬为耍流氓。因为这些人都是“贫下中农”，领导只信他们的，犯人就会受处罚。村里梅生他爹偷农场菜园的菜，被管教捉住了，他说是看园的犯人跟他要了一块叭咕（窝头）叫他拿的。那犯人被带回监狱受处罚去了。村里人知道了他干的这件缺德事后（他和别人说起这事时很得意），给他起了个外号：“恶鬼”。受他连累，他弟弟就叫“二鬼”了。就连话语也离不开农场，在田里干活，抬筐时，说一声咱们劳改抬筐，就是说筐绳放在正中间，谁也不让谁。干完活儿，队长喊一声“拔旗喽”，就是散工了。乍听“拔旗”，不懂是什么意思。经社员解释才知道，原来农场的犯人出来劳动时，除了队伍两旁有骑兵押送，有监管人员监视着。在干活的地区四周，还插上小旗。犯人的行动只要越过小旗的范围，就被认为是逃跑，战士立马开枪。什么时候监管人把小旗拔了，这天的劳动就算结束了，犯人们整队，在马队的押送下回监狱。“贫下中农”什么都不怕，在农场拾柴，遇上犯人收工，成心往人家队伍里钻，路上，监管人发现队伍里多出一人，见是农民（问他，总说是“贫下中农”）也就算了。因为生活太苦，农民们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羡慕犯人不用为吃喝犯愁，羡慕犯人麦季里吃细粮；羡慕犯人星期天不用干活。有的人说过“当犯人挺好，就是那顿打不好挨。”他们看到过犯人劳动时因一点小错，被监管人员摁到沟里用皮带抽打的惨状。对服满刑期、留场就业的人，就只有羡慕了。有的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去他们宿舍玩，回来说他们点电灯，还吃包子，住的屋里墙上还糊着报纸。村里的女人嫁给这些“刑满释放”的人，也都被认为是“有福”，是嫁给“职工”不是嫁给“农民”了。

　　农民家里都有队里给安装的“喇叭”：挂在墙上的一个尺把见方的木头盒子。没有开关，播放的时间和内容你都说了不算。平时多半是播样板戏，也播公社的通知。最让人心惊的是深更半夜里你正睡的香甜，“喇叭”突然响了。“各大队，民兵，社员们注意了（连说几遍）。有犯人逃跑！有犯人逃跑！（详述逃跑人的衣着、体貌特征和逃跑的大致方向），请××大队、××大队、××大队派人把住村口、大路。”重复来重复去连播好几遍，弄得你不敢再睡，生怕那逃跑的犯人跑到你家来。

　　孟常说，我们离劳改农场只有八里（分场），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真有罪，哪怕是一点小罪，他们也会把我们送进农场。没有把我们送进农场，可见我们没有罪。但我们仍是没有罪的“罪人”。这种“罪犯”还不如关在监狱中的罪犯，因为那只是一个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而我们，是全家，包括未成年的子女——无辜的孩子们，和我们一同受苦受难。

　　儿子读书的学校在北仲寨，老师是当村的，是个复员军人。从儿子口中知道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什么你好、谢谢、再见，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要。”他想吃鱼，上体育课就叫学生下河去摸鱼给他吃。晒干的黄犀草种子可以喂猪，他叫学生们把干黄犀铺在场院上，让学生在上面一圈一圈地跑步，代替碌碡把种子压出来。 我们下来不久，林彪就摔死了，学校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了“林彪万岁”和“打倒毛主席”，毛主席三个字上还打着叉。老师问是谁写的，没有人吱声，只有我儿子指出了那个写字的学生，那学生是村干部的孩子。有人说写这样的字能打成反革命。这事很快就传到我们村里，有人跟我们说，了不得啦！敢得罪干部！你们还想活不想活？你的孩子不要命啦？一想到学校离家有四里多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越想越怕，就决定不让孩子上学了。

　　从此，我的十三岁的儿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林彪摔死以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这里也不例外。一开始，小女儿从学校回来就跟孟说，爸爸，你快改个姓吧，（我的孩子全跟着我姓高）老师说要批林批孔，还要批一个姓孟的（孟子）。大队干部去公社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生产队的干部就在大队批，这可难倒了这些“干部”。在会上叫他们发言，他们为难的说，不知道该怎么批。书记说，我也不会批，咱们就“噘”（骂）吧。骂人可是他们的强项、顺口就来的事，于是大家连爹带娘的把林彪骂了一通，算是完成了“批林批孔”的任务。大队批完了，社员们也得批，在社员大会上，有人问，孔老二是个什么干部？当听说是三千年前的古人时，有的老婆子就控诉：都是孔老二这个坏东西叫我们裹小脚，害的我们从小受苦，长大了没法劳动。还有人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古理。林彪叫我们女的和男人一样出力干活，受苦受累，不得好死。大队和我们说，你家得出一个批林批孔的墙报，我们就在炕头的墙上贴了一张纸，写了几句顺口溜，，用孩子们的口气写了几句口号，等于全家人都表了态。队里来人看了看，说是很好很好。这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附近几个村子里发现了大量反动图片和传单，我们村里也发现了。在田野里，居民院里和房顶上都有。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有说是国民党的飞机空投的，可是谁也没看见飞机也没听到过飞机的响声，也有人说，可能是飘过来的气球撒放的，也没有人见到过气球，也许上级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发现了这一情况，上级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学校也停了课，家家查看自家的院子，男女老少一齐去田间检这些传单，捡了交给大队，再统一上交。在田野上，人们一排一排的低着头顺着垄沟往前走，几乎每块地里都能捡到几张。那些宣传品和图片都是彩色的，，印在很结实的纸上，大的有半张报纸那么大，小的很小，像邮票那么宽的一长条，有相片，有标语口号。上级很重视，来人挨户查看、收取，我家院里没有捡到，别人捡的怕扩散，立即被收去，我们也没有见到。只知道队长子辰在自家院子里捡了一张挺大的彩色相片，贴在了正房的墙上，来检查的人见他把蒋介石的相片贴在墙上，问，“你这是从那里弄的？”子辰说是从院子里捡的。干部又问：“你怎么把这个贴墙上了？”子辰说：“这不是列宁吗？”

　　秋收已过，地净场光，就连棉花柴也拔完拉到了场院上，按户分成一堆一堆的，被社员领走了。本以为没事了，大队又有了新的“部署”，用队长的话说，是“叫老爹老妈为人民公社做贡献”：挖坟，把多年的老坟里的砖和木头挖出来搞基建。这些老坟分散在大田里，不知有多少年了，没有标志，连个土堆堆都没有，也不知是谁家的。好在埋的都不深，又没有石头，很容易就挖到墓坑了。墓里的尸体早已变成白骨，多数棺材也已朽烂，男劳力把尚未烂掉的棺材板搬走。清理了白骨，妇女们就去起墓坑里的砖。我跳进坑里，用手抠那些砖，递给地面上的人。砖缝里常有身上长着花纹的盘成一盘的蛇，有时还是一对一对的。这些冬眠的蛇像死了一般窝在那里，用锨把它挑到地面上，戳它都不动，不叫人害怕。我正抠着坟砖，上面的人喊“看着脚下！伸手把我拉上去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骷髅。砖挖完都堆在饲养室外的大湾边上。由妇女们用小铲刀把砖上的泥土刮净，再码成垛。这个活不累，坐着小板凳，一边说着话一边干。有人说，有个队挖出的棺材还好好的，里面的死人穿着蓝绸子大袍，抬出来一见风，衣裳就化成灰了。挖完了坟，又有了新的口号，叫”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总之，不能闲着，要去大田里翻地，说是县里的领导还要来视察。为了造声势，通往大田的路上扎了个牌坊，插着彩旗，两边贴着标语口号，也发给每个社员一面红绿纸做的小旗拿着。队长特别嘱咐大家，干活时注意着点大路，见有人或骑自行车的往这边来，就使劲干，最好是把棉袄脱了。还叫猛他娘回家把在家看孩子的瞎眼卓（她小叔，是个盲人，叫卓。）换来，叫领导看看连瞎子都出来大干了。交了九的天，土地都冻透了，根本挖不动。只好先在一小块冻结的地上，打上一圈眼儿，再用锨一片片的往上起。半天起不了多大一块，深翻？根本没门儿。连干了两天，也没见领导的影，后来听说领导来过了，是坐着汽车从公路上看的，也就不用再干了。

　　冬天还有一种好活，就是炒料豆。人可以吃糠咽菜，牲口可不能光吃草，特别是马，有定量，每天三斤豆子，把炒熟的豆子拌在榨碎了的草里喂。能干这个活，挣这份工分的，一般是队长和会计的老婆，叫我去干，有人就说，队长对你不错呀！饲养室有一口大锅，把混合着高粱的豆子（混在一起是防备人们抓豆吃）倒进锅里，我坐在灶前拉风箱，往灶里续柴火，队长和会计的老婆轮着用大木铲子翻炒，翻炒的人不时地提醒我：“火大点。”或“不用续柴火了。”他们的小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断的进来要炒豆吃。他们就铲出些豆子两手捯动着把高粱簸出去，吹凉了塞进孩子口袋，一边说：“快走！别叫队长看见！”孩子们捂着热乎乎的口袋跑了，豆子吃完，又跑来了。大人们也不断地吃。

　　没有活儿时，勤快人在家里用棉槐条子编筐编篓、打绳，或者背上粪筐沿着公路去拾粪；女人们坐在烧的暖暖的炕上纳鞋底，缝衣裳。饲养室里，牲口的哈气使得屋里暖暖的，不爱干活的人就来这里聊天，打扑克，还能在泥巴捏的小炉子上烧着苞米芯燎上一壶水，喝茶。

　　春节是一年最大的节，早早地就做准备了：打酒、买肉、蒸馒头（待客的馒头是白面的，自己家吃的是地瓜面外面包上一层白面皮）、拌饺子馅。然后包足够全家人吃三天的饺子。大年三十夜里就开始吃，一直吃到初二三，见面都问：“你吃了几顿？（饺子）”有吃了四顿的，有吃了五顿的。要饭的看好了这个时机，初一凌晨就端着碗挨门要，这一天不兴说“没有”，每家都给两个或四个饺子，要满了碗，飞快地跑到村口，把饺子倒进预先放在那里的布袋里，再赶回来接着要。我家和往年一样，做了几个菜，农民见了我做的萝卜丸子和油炸的花生米，大为吃惊，不知道萝卜和花生还可以这样吃。

　　“吃了饺子就下手”，初五，地里的雪还没化，队长就领着去干活了，在田里的大道兩边种蓖麻。

　　这一年队里发给了我们记工本，我们得靠工分吃饭了，一家人不敢懈怠，拼了命的干活，不管什么活，会的不会的都跟着干。每天晚饭后，派一个孩子拿着记工本到记工室，也就是饲养室里间的一间小屋，是饲养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张三屉桌，有一个小马灯（饲养员夜间给牲口添草时用）。去记工的大都是青年人，记完工就凑着灯光打扑克。村西边靠着灌区的一块地，碱的不长庄稼，种玉米第一次下了种满地里只出了几棵苗，又下了一次种，还是那样，就派人去外地学了种水稻的技术，改种水稻。在泥水里拔秧苗，社员们能蹲着往前走，而且左一把右一把地两只手拔，我蹲不下，只能弯着腰一只手一只手的拔，比别人慢的多，还得时时提防着水里的蚂蟥。这种虫子在水里，体形不断变化，一会儿是长长的，飘在水里像一截鞋带；一会儿又变成圆形，想起它那习性：贴到人腿上吸血，伤口会不断的地流血，拽都拽不下来，只有使劲地拍打，或是拿鞋底抽打流血的上方，才能把它震下来。不要说被他贴上，看着就很恐怖。(责编：YeLin)